陈厚才

（江苏省江都中学，江苏 江都 225200）

司马迁不仅具有“良史之才”［1］，而且在文学上也具有“博雅弘辩之才”［2］，这使得他能够很好的协调历史著作的写作要求科学性、严肃性与文学作品塑造人物之间的矛盾，创造性地将史学创作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形象鲜明的人物，读来脍炙人口，回味无穷。司马迁在《史记》中能够把各类人物写得如此生动、见心见性，得力于他注意调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来描写人物，使人物无论高下，都妍媸毕现。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也是如此。

一、善于用女性自己的语言、表情来描写女性形象

语言最能因人而异，表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在《史记》中，描写女性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女性自己的语言、表情来刻画女性形象。《史记》中凡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无一例外地不与她们的语言、表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本着实录的精神，在写这些女性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添加评论性的文字，而是抓住每个女性的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使用符合她们身份、性格的语言、表情，或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或通过人物直接的口述，将女性形象惟妙惟肖的再现了出来。比如写介子推母，就是抓住当年晋文公重耳赏赐从亡者却漏赏了介子推，通过介子推和他母亲的一段对话来刻画介子推母的形象的。介子推和母亲有一段对白：

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这样，介子推母深明大义、愿与子偕隐的形象便通过对话而展示出来了。赵括母更是大公无私、明辨是非的典型。在国难当头之际，当赵王要起用赵括为将时，赵括母深知括无能，未有将才，曾上书于王：

（括母）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

史迁未加任何评论，赵括母大公无私的形象便通过与赵王的对话而跃然纸上，并传诵于世。

可见，人物的语言最能因人而已，显示出多姿多彩的风格。司马迁通过描摹人物声色口吻，使语言个性化和口语化，符合每位女性的性格特征，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善于通过女性人物的行为、动作来刻画女性形象

司马迁让一个个女性粉墨登场，没有刻意以第三者的口吻多加叙述，而是善于让这些女性通过自己的行为、动作来刻画她们自己的形象。当年高祖刘邦生前对宠姬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倍加宠爱，几乎欲废太子（吕后之子）而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因而吕后便怀恨在心。刘邦死后，吕后便使出最残无人道的手段对待她们，她先让人鸩杀赵王如意，接着“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名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就是通过以上一连串动作来展示的，暴露了吕后专横、残忍、毒辣的形象，难怪连她自己的儿子孝惠帝也说这件事“非人所为”。

《晋世家》说：晋献公十九年，献公私谓骊姬说欲废太子，以骊姬子代之。骊姬听后，先假装哭泣，不让献公这样做，紧接着她又“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晋献公二十一年，她为了陷害太子，阴使人置毒药于胙中。献公欲食之，她故意阻止，并“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于是她泣谮太子于献公，说此全是太子所为，从而赶走了太子，实现了自己的目的。通过上面一连串行为、动作的描写，骊姬阴险、毒辣、口蜜腹剑的形象也就展现出来了。

三、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刻画女性形象

《史记》中对比手法运用得非常广泛。“如果把《史记》看作一个整体，则我们又会进一步看到：司马迁常常采取对照的手法写人物，不独在一篇人物传记内是如此，在《史记》全书中也有这种情况。”［3］对于女性，司马迁善于抓住女性前后态度的变化，形成对比，来刻画女性形象。当年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十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当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洛阳……”时，此时“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匍匐，以面掩地而泣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司马迁通过苏秦嫂妹妻妾前后截然不同的动作和态度的刻画，一前一后，相映成趣，苏秦嫂子前倨后恭、见钱眼开的情态便跃然纸上。

另外，司马迁对《史记》中母亲形象的刻画，也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这种对比手法集中表现在“母爱”内涵的诠释上。公甫文伯死后，有二女子为其自杀。其母闻之而不哭，别人问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公甫文伯母心中那潜藏着的恨铁不成钢的情感，让我们见证了母爱的伟大。相反，在《史记》中母爱有时也会变得残酷而自私，这样的母爱只能是畸形的母爱。如：郑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祭仲的女婿杀祭仲。祭仲女知道这件事后，对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从“人尽夫也”这一句话就可看出这样的“母爱”是何等的自私！何等的残酷！

《史记》中还有很多母亲形象，如赵括母、介子推母、陈婴母、王陵母、漂母等，这些母亲的崇高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当权的赵太后，她的母爱虽然起先表现有点自私，但经过触龙的劝说后，她还是能做到以国事为重，仍然不失为一位可亲、可敬的母亲。毕竟爱子之情，人之常情，作为一位母亲，赵太后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国做人质，这是一般母亲所难以做到的。这是母爱的一种本能反应。田文母暗地里抚养被丈夫嫌弃的儿子，显示了母爱的崇高、伟大。相反，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的母爱就显得相形见绌了。武姜对两个儿子不能同样看待，对小儿子过分溺爱、娇纵。这是一种糊涂、偏私的母爱。

四、善于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女性形象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要使他作品中的人物成为血肉饱满的活人，能够在读者面前站起来，他就不只是应该让读者了解到人物说什么、做什么，还要告诉读者人物在这么说、这么做时在想什么。这也就是说，要打开人物心灵的窗户，让读者看到他内在的精神世界。 ”［4］在《史记》中，司马迁经常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并进而刻画人物的形象，对于女性也不例外。上文已经谈到司马迁通过女性自己的语言来刻画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和心理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了。这里，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在《吕太后本纪》中，高祖死后，“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通过“怨”、“囚”、“召”三个词语，简洁而极其准确地写出了吕后迫不及待的报复心理，从而把吕后富有心计、专横、毒辣的形象刻画出来了。当吕后的儿子孝惠皇帝驾崩时，书中写到：“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劈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司马迁用墨不多，但极其准确地写出了吕后心理活动的变化过程，简洁巧妙，生动传神，从而揭示了一个富有心计的女性形象。另外，在该文中，司马迁常用“怒”、“大怒”、“喜”、“不乐”、“欲”等表示心理状态的词语来写吕后，尤其是文中用了几十个“欲”字，如“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阴王”……明人凌约言说：“欲侯诸吕则有先封，而以‘乃’字转之；欲王诸吕则有先立，皆太史公揣摩吕后本意，欲假公以济私也。”［5］这个评价最为得当，通过吕后心理活动的刻画，准确地写出了她的富有心计、精明、“欲假公以济私”的形象。

五、善于通过传奇的手法来刻画女性形象

由于司马迁喜爱猎奇，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在《史记》中也用传奇的手法来写女性，上古的神话是他直接的材料。他写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写姜原“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有身，则生后稷”；写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对于一些后世的妃子，司马迁有时也会选择梦境的形式来增加一些传奇的色彩。如写卫襄公贱妾，得幸后有身，梦康叔为其子取名；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高祖父往视之，见蛟龙附其身，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写薄太后，“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通过传奇或入梦的方式来写女性，既增加了一种传奇色彩，又“显示了《史记》希望塑造出高于生活的形象的倾向”，因为“常人不及的形象更容易被人引为谈资，广为传诵”。［6］

总之，司马迁不仅善于用女性自己的语言、行为和动作来塑造女性形象，从而展示她们的性格特征；而且他还擅长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表示心理状态词语的描绘，把一些女性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4］张大可.史记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5］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6］安平秋等.史记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