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冠东

（广东工业大学 华立学院，广东 广州 511325）

由于时空的久远，我们往往很难直接面对经典，而只能借助前人的注解，触摸经典的经脉，感受古人的血气和脉动。然而历代注解多矣，而且很多地方见解纷呈，有些更是立场迥异，针锋相对，即使异口同声，见解相同，也未必能够全然信之，“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解释未必是越解越明白，有时恰好相反，事情的真相湮没在众多的解释之中。因此，置疑、解释和争辩应该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本文着重考察《论语·述而》第十五章。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 ”曰：“古之贤人也。 ”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

这段对话的核心教诲就是“求仁得仁则无怨”。这个不难理解，如果仅是宏观把握此文的意旨，这样的理解足矣。但是要穷究其理，这样的解读显然是不够的，细心研读，就会发现问题着实不少。这段对话虽然不过是短短五十多个字，却涉及了不少人物，冉有、孔子、子贡、卫君、伯夷和叔齐，这些还只是登上舞台的人物，幕后还有众多角色。事情是冉有想知道孔子是否会帮助卫君，然而他却没有亲自去问老师，而是求告子贡。子贡帮其向孔子打听。奇怪的是，子贡并不是直接转引冉有的问题，而是问了“伯夷、叔齐何人也”，以及他们“怨乎”两个问题。在得到孔子“古之贤人”和“求仁得仁，又何怨”的回答后，子贡推断孔子不会帮卫君。冉有为什么不亲自去求教老师，却转而向子贡打听小道消息呢？又或者说他为什么不和子贡一起去征询老师的意见呢？中心问题是，子贡的问题并非是冉有的问题，他是如何依据孔子的话推断出答案的呢？他的答案可靠吗？遗留给读者的问题是，事实上孔子是否帮助了卫君呢？退一步说，即使子贡的答案是正确的，亦不能表明他的推理过程是正确的，难保他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然而，在历代的注解中，这些问题基本都没有怎么引起注意。大家关注的焦点是父子争国和兄弟让国的伦理、政治抉择的正当性问题。然而，就是围绕父子争国和兄弟让国的讨论，各家的见解亦不一致，难有定论。看来还得先放下这些争辩，对文本进行考证和还原。

一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冉有为什么要提出“夫子为卫君乎”这个问题，它与当时卫国的政治环境有关，而且孔子其时就在卫国做公养之士，政治上必须作出决断。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述说：

《左》定十四年《传》言，卫灵公太子蒯聩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又《经》书：“六月乙亥，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此蒯聩出奔及辄立拒父始末也。

这是一个父子争国的故事。对话中提及的卫君即是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所拒的对象就是此前被卫灵公驱逐出境的儿子，亦即辄的父亲蒯聩。灵公死后，他的王位不是传给了另外一个儿子郢，而是由蒯聩的儿子亦即灵公的孙子辄继承。这时被逐的蒯聩却借晋国之兵，回来与儿子争位了。事变期间，孔子与其诸弟子正居卫，且是卫国的公养之士。因此在这种敏感紧张的时刻，孔子的政治立场至关重要，弟子们当然想知道老师的态度。于是就有了冉有牵头，子贡出面打听的这则对话。

依《公羊》、《毂梁》两传的说法，辄拒蒯聩，性质不是子拒父，而是父（卫灵公）拒子（蒯聩）行为的延续，是公（国事）对私（家事）的事情。因此辄的行为是符合春秋时代的政治正义原则的。本来争国是政治事件，但是由于灵公、蒯聩和辄之间的复杂关系，政治问题开始和伦理道德问题纠葛不清。

据说蒯聩因为想杀卫灵公的妻子南子，灵公一怒之下，就把儿子驱逐出境了。时人看来，蒯聩是以下犯上，是后辈（儿子）对长辈（母亲）的无礼，可谓大逆不道。而且，灵公在世之时，卫国就与晋国交恶，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蒯聩利欲熏心，借晋国之兵欲夺王位，其实不过是被晋国利用而已。不孝于前，叛国在后，天理难容。因此，“辄之拒固灵公之志，亦宗社之计，不得不然，虽聩在军，而其为拒晋非拒父，不惟当时谅之，即圣人亦谅之。特不能去位自全，此则辄之自陷于逆耳”。①把拒父和拒晋区分开来，不乏明智。但是照这么说来，好像蒯聩凭借和卫国交好的诸侯或是匹马单枪回来，辄就会主动让位似的。如果事情真是这么简单，蒯聩难道还会蠢到背负恶名而求助晋国吗？总之，后人赞成辄拒蒯聩的理由无非有以下两个：一是不以父命废王父命，二是拒晋非拒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基本上是人的常识了，天理人心都似乎是站在辄这边，冉有就抱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他认为孔子大概也会帮助卫君：“聩负罪出亡，已绝于卫，故辄得申王父之命。当时臣民安之，大国助之，而夫子且为公养之士，故冉有疑夫子为卫君也。”②

但是子贡对孔子立场的判断看来与众人不合，孔子另有看法。细心的学者注意到：“辄并不受祖命，灵命子郢，未尝命公辄，夫子为卫君全不在此。”③卫灵公本来是想让郢继承他的王位，但是子郢却推辞了。照后人看来，子郢是贤智之人，他知道周朝的礼法，无嫡子当立嫡孙。蒯聩获罪于王父而被逐，乃是咎由自取，辄继承王位，乃是合情合理之事。但是，照上面引文的观点看来，孔子却是置疑辄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这很难说通，晓畅周礼的孔子，当然不会不知道辄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如果子贡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孔子持有另外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政治原则，或者夫子对事件性质究竟适应哪条原则没有了主见”。④果真如此吗？问题还得继续深入下去。

二

子贡没有直接转引冉有的问题，而是问了关于伯夷和叔齐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两个人物不了解的话，很难理解子贡为什么这样问，也很难理解孔子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日：“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日：“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日：“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日：“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至于关于伯夷和叔齐的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顾，而是来讨论文本蕴藏的问题。孤竹君遗命立叔齐继承王位，但是父亲死后，叔齐却要让位给伯夷。伯夷以父命而拒绝了这一要求，甚至离国远去。叔齐也跟着跑了。朱熹对叔齐的行为颇为推崇：“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⑤叔齐以兄弟手足之情为重是天伦，难道伯夷以父子之情为重就不是天伦吗？显然，依古人的看法，父子之情要重于手足之情。叔齐以顾及兄弟之情而逊位求其心安，难道违背亡父之命就心安？

除了“子为卫君乎”提到伯夷和叔齐两人外，孔子还在其他地方论及这两人：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论语·公冶长》）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

第一则也提到了“怨”，看起来和“子为卫君乎”紧密相关。第二则和第三则更多地是指伯夷和叔齐耻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之事。总体上来看，孔子对这两人是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但是从第三则可以看出孔子的保留态度——注意，不是对兄弟让国这件事，而是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事。

从《论语》中的对话来看，孔子并没有明显提及伯夷和叔齐兄弟让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就不关注这件事，以及他对这两位贤人在这件事中体现“让”的美德视而不见，《论语》中多处论及“让”的美德。

因此，以孔子对“让”的推崇来看，以为他在这场父子争国的政治事件同样主“让”似乎很有说服力，朱熹就深深认同子贡的推论结果：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贡不斥卫君，而以夷、齐为问。夫子告之如此，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雎，何怨之有？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认为天伦高于王位，伦理高于政治，因此孔子赞同辄让位于蒯聩。然而兄弟让国和父子争国的关系解构并不完全一致。即使从伦理角度上看，弟（叔齐）应让兄（伯夷），从而推断出子（辄）应让于父（蒯聩）。但是灵公逐蒯聩在先，蒯聩更无理由厚颜无耻来争位了。毛奇龄就对认为辄应让的观点提出有力的驳斥：

夫子为卫君章从来亦不得解。但以父子争国与兄弟让国相比较，虽常人犹知之，何待求、赐？正以父王命与父命比较，王事与家事比较，则急难明耳。盖齐受父命，辄受王父命，辄未尝异齐也。夷遵父命，聩不遵父命，是聩实异于夷也。夷让齐亦让，是让当在聩也。聩争辄亦争，是争不先在辄也。况叔齐之让，祗重亲私；卫君之争，实为国事。盖亲不敌王，家不废国，万一夷、齐并去而二人相对，惟恐国事之或误，而稍有怨心，则必为卫君，而不谓其并无怨也。如此，则二贤之问帛锋对而解悟捷，主客隐显极为可思。然且二贤终不去卫，一为之使而一为之殉，则当时之为辄而拒聩为何如者，况卫人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9）

无论如何，争执的双方都主张让，问题是父让还是子让。历史上孔子带着子贡、冉有等弟子出走卫国，说明孔子的确是不为卫君，似乎印证了子贡的推断，朱熹等人的解释无疑是能寻到历史事实来支撑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辄似乎更得天理人心，而且合乎周朝礼法，深谙此道并且要克己复礼的孔子似乎没有理由不帮助卫君。孔子没有帮助卫君，但也没有“弃暗投明”帮助蒯聩，而是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从政治纠纷中脱身而出，似乎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也说明孔子对这出父子争国的政治闹剧另有看法。

三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从兄弟让国和父子争国的类比中，我们很难看出孔子的真实态度，对问题的探讨还得回到对话本身来。

子贡问伯夷和叔齐何人，孔子的回答符合他对这两人的一贯看法。从上面引《史记》的记载来看，伯夷和叔齐生平最引人关注就是两件事：一是兄弟让国；二是扣马谏阻武王伐纣，武王灭商后，两人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孔子对伯夷和叔齐两人的评价亦是主要针对这两件事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从《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两人的评价来看，其实根本就没有明显论及兄弟让国的事情，倒是对谏阻武王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这件事的评价显山露水。子贡问两人“怨乎”，我们亦不知何指，到底是“怨”什么呢？是怨悔当初不该让来让去吗？还是怨悔当初谏阻武王，而武王功成后无地自容呢？这些都是对话中没有告诉我们的，然而后人解经却一口咬定子贡问的“怨乎”指的是对让国这件事，⑥实在让人困惑不已。孔子说伯夷和叔齐是“求仁得仁，又何怨”，对这句话的理解也显示了后人解读经典的粗暴态度，“以让为仁，岂怨乎？”⑦至今还弄不明白古人何以就那么简单地把“让”等同于“仁”，本文不想详细讨论这两个概念，只是指出古人偷梁换柱的错误。与其说兄弟让国这件事体现了仁，不如说谏阻武王，而后耻食周粟，最终饿死这件事更体现了伯夷和叔齐的仁。大家都知道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最明显赞仁人的地方就是：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论语·微子》）

由此看来，孔子所谓的仁人，就是这些甘为天下苍生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是能够舍生取义的人。伯夷和叔齐能够被孔子誉为“贤人”，⑧依笔者看来，并非是所谓的兄弟让国，而是反对武王以暴易暴。我们不妨再来回味一下伯夷和叔齐的“天鹅绝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其实，伯夷和叔齐至死也没有怨悔兄弟让国之事，倒是对武王伐纣耿耿于怀，能无怨乎？当然有怨，然而怨的是武王以暴易暴，而非怨悔当初两人的进谏；怨自己的命不好，然而也非指让位离国才遭致饿死之事，而是没有生于太平盛世、以德治国的神农、虞、夏三个圣王时代，却存活于这个以力治国、以暴易暴的乱世。

子贡的提问其实仍然是冉有的问题：“子为卫君乎？”不同的是子贡玩弄修辞，影射孔子现在在卫国所处的境况和伯夷、叔齐在周国的境况相同或相似。伯夷和叔齐让位离国后便跑到了周国，由周国供养他们。所谓食君之禄，当分君之忧，然而两个人却跑去阻碍武王的大事，可谓不识时务，忘恩负义。况且作为有口皆碑的“贤人”，两人当然不会不知道纣王残暴，也不是不知道天下苦纣久矣，早就像久旱盼甘露一样盼武王的仁义之师了。但是两人同样理直气壮：“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作为公养之士，却以不仁（忠）不孝指责供养自己的主人，难免为世人所不齿。但伯夷和叔齐这样的指责还是表面的，他们实际担心的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这一点孔子一定会引为知音。⑨孔子当时亦在卫国做公养之士，照常人看来，就应该帮助卫君。何况天理人心都站在卫君这边，但是孔子同样有他自己的看法。蒯聩不孝于先，父亲死后才两个月，尸骨未寒，就带着晋国的军队夺位，可谓其心可诛。然而，辄作为儿子，居然也和父亲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亦好不到哪里去。孔子当然反对用武力来解决父子之间的问题。武王伐纣功成名扬，当初谏阻的伯夷和叔齐却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为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采取了一种不为人所了解的极端方法——耻食周粟，终于饿死，下场可悲。卫国当时上下同心，同仇敌忾，军事上又得到齐、鲁两国的帮助，孔子如果也去进谏卫君（不为卫君），难免卫君成功后，落得个迂腐的笑柄。但是孔子毕竟不是伯夷和叔齐，“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要通达多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赶紧从这场政治闹剧中抽身而出。

注释：

①②③⑤⑦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60-463.

④陈少明.君子与政治［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5）.

⑥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和郑玄的注释，都持此种观点，陈少明老师亦在《君子和政治》一文说：“夷、齐如对自身命运有怨悔，从行为上追悔当然起于让国出走。”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见《论语集释》：462.

⑧仁人和贤人的区别何在，本文不作探讨，从孔子下句“求仁得仁”可以看出“贤人”一词显然与仁有关.

⑨孔子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体现在 《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他还对文王有天下三之二而不称王大加赞誉，见《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