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从王维到韩愈
——略论盛中唐文学思想的传承

张清华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王维克服了初唐各重一面的缺失,提出了建安风骨与江左文风结合的诗学观,创造了内容与艺术有机结合的优秀诗篇。降及中唐,韩愈汲取了王维等的诗歌创作经验,利用先秦两汉文的散体形式,肩负起前辈在散文创作上尚未完成将内容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任务,把散文的写作,推上“善并美具”的峰颠,和他的文友柳宗元等,创造了我国散文史上的一代辉煌。

王维;韩愈;建安风骨;江左文风;盛唐;中唐;一代辉煌

一

唐代创造了我国文学、艺术思想史上的辉煌,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盛唐以诗为标的,展现了“诗莫盛于唐”的璀璨局面;中唐诗继承盛唐传统,发展、开拓新径,具有自己的独特面目,然只是出于兰,未能胜于兰而达到盛唐成就的高度。作为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辉煌,其代表是文。两个时期代表的文艺形式不同,亦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盛唐与中唐都是力图上进的社会,不同的是:盛唐贵在创造,具有雄视天下的气概,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追求高致与完美;中唐则意在振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以如尧舜的太宗开拓的世界为楷模,振兴中唐的方方面面,克服大历以来的软弱因循,力图回到前代的盛世,诗文则以奇求新。以诗文来说,盛唐以王维为代表,把诗的艺术推上完美的高度。代宗皇帝《批答〈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王缙进王右丞集表〉手敕》云:“敕: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视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1]代表了该代朝野上下、文人士子对王维诗歌成就与地位的共识,符合当时诗坛实际。由此可证汪辟疆编校《唐人小说·王维》条所云:“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岐王引荐王维见某公主,“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谓文乎?’维即出献怀中诗卷。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2]与代宗之敕正合。公主所谓文词者,正是王维之诗。明顾起经《题王右丞诗集小引》云:“(唐)盖玄、肃以下诗人,其数什百。语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于史、子、《苍》、《雅》、纬候、钤决、内学、外家之说,苞并总统,无所不窥,邮长于佛理。故其擒藻奇逸,措思冲旷,驰迈前榘,雄视名俊。凡今长老荐绅之属工为诗者,恒嗟赏而雅崇之,殆与耳食无异。”[1]代表了历来诗论家对王维及其诗成就的评价。王维,人才;李白,天才;杜甫,地才。人才,后天所得盖多,在人之中,人人可学;天才,禀赋所有,仙气飘逸,人不可及;地才,植根于社会群众生活之中,忠君爱国,忧民如己,与群众融为一体,亦非人人可到者。故,三人在同时代里的地位不同,对后世的影响各异。

盛唐诗创造的经验,在于其完成了重诗歌内容的雅正、质实与重艺术、形式美的有机结合,使诗歌创造达到高致与完美的境界。中唐以韩愈为代表,以自振一代的气魄,汲取了盛唐诗的经验,创造了我国文学散文的范式,开辟了我国散文发展的新时代,领军千余年来中国文学散文的创作。

二

西晋衰而东晋立,形成了我国南北朝的对峙局面。中原大族与大批文人南迁,使南朝的文学得到长足发展;而北朝受塞外世风的影响,加上原来滞留下来的大文人少,文学的发展相对滞后。就其风貌看,南朝自魏晋以来文人自觉文学意识的增强,形成了重艺术的思潮,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然由于对艺术技巧的过分追求,加上梁陈君臣为享乐艺术观主使,诗过分讲究辞藻的绮艳,结构的奇警,走上了宫体艳诗之路,以至于延及隋唐;文则受南朝风气影响,形成了修辞用典,结构模袭,字句整齐的四六模式,即骈文。因为过分追求形式,使人愈来愈难理解;因为忽视内容的生动真实,往往写出的文章使人如入云雾,缺乏实用性、群众性。这种文风长期执牛耳于文坛。至初唐,君臣与文士们意识到这种诗文风气愈来愈不利于社会生活,提出改革的要求,即诗文文风的改革。初唐提得最响亮、也颇有影响的是直臣魏征。如他在《群书治要序》里指出:“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流宕忘反,殊涂同致。虽辩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3]31直斥初唐“浮艳”“雕虫”之风,犹含对崇尚此风的君臣的批评。《隋书文学传序》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3]28既看到南北不同风气的长处,亦看到各自的短处,指出应取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使诗文达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高度。

时以上官仪为诗坛秉钧的宫体之风尚盛,连“枪里来,马上去”的一代圣君李世民亦受“宫体诗”风影响。这只要读读他的《赋得花雾》《芳兰》《赋帘》《采芙蓉》《赋得樱桃》《赋得李》等诗,便可略知初唐诗坛面目。此后的上官昭容,则延续其祖上官仪诗风,深得武后则天的赏识;而“四友”的奉和一类诗亦染此风。倒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高视寰海,举起了诗文革新的大旗,倡导诗文革新,是对魏征等批评江左以来雕琢、绮丽文风的继承和发扬,并以其质实的诗《古风》开盛唐风气。惜其倡言虽高,亦有影响,由于未能认识到魏征那样的思想高度,对江左重艺术之风过分否定,其诗艺术性不强,未能在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完全改变初唐诗文之风,创造出“尽善尽美”的诗文。这一任务就留给了盛、中唐诸公。于诗则由盛唐王维把二者结合起来,创造出内容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诗;于文,则由中唐的韩愈把二者结合起来,创造了“善并美具”的文学散文的结构范型。

王维不但比同时代诸家王昌龄、孟浩然、高适、李白等率先登上诗坛,并以高识见的诗学观——“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把江左重艺术美而创造的艺术经验与技巧,与建安以来重内容的质实雅正结合起来,真正改变了或偏于重艺术而疏内容,或偏于重内容而未能汲取江左重艺术的优长,取长补短,众体皆备,各有佳作,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完美地树立了盛唐诗高雅优美的光辉形象。

三

散文革新较难,恰恰比诗革新的完成晚了半个世纪,才由韩愈及其同道文友李观、樊宗师、李翱、柳宗元完成。盛唐诗的完善,主要表现是近体格律诗,即五七言格律的定型与古近各种体式的完美。五七言格律的定型与成熟,是一个完善的过程,与文风文体改革不同,大家的思想一致,是顺向思维。而散文的改革,除文风的改革,还需要用一种新的散文形式,取代原来的时文,即四六骈体。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革命,是逆向思维,比较难。虽然伴随着诗风改革,文风已经大变,但公私文翰,及科举考试,仍需时文。从现存《韩集》检点,他一开始就不写时文,故累试礼部不中;若不遇着重视雅正古文的陆贽,贴榜的王础、梁肃,怕贞元八年(792年)还中不了。北宋欧阳修虽然十六七岁就看准了韩愈古文是正确方向,为科举求官,也不得不先务盛行于时的“太学体”,得官后才从事提倡韩愈“古文”的写作。而苏轼兄弟,若不是遇上崇尚古文的欧阳修当考官,怕亦难考中。中唐与北宋中叶的政治与文坛形势多么相像。韩愈肇始于前,欧阳巩固于后,韩欧从事的“古文”改革,息息相关,是为一体。韩愈在中唐的贞元时期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一场自觉的文学革命,实是来之不易。正如顾随先生所说:“文学之演变是无意识的,往好处说是瓜熟蒂落、水道渠成。中国文学史上有演变无革命,有之者,则韩退之倡导古文为有意识者,与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之演变不同。”[4]

韩愈举起“古文运动”的改革旗帜,在贞元八年(792年),他25岁,刚中进士,尚未得官时。在他的名文《争臣论》里提出“修辞明道”的主张。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5]修辞明道的“道”,是以“六经”为准的儒家思想;修辞为文的“文”,则要求“陈言务去”“词必己出”“辞事相称”,达到“善并美具”的高度。然而,这又何其难哉!

文风改革,文与诗是同时开始的。至盛唐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然而文体并无根本改观,虽出现了如张说、张九龄等内容质实、文风清新的散文与解骈趋散的形式,但从总体上看,公私文翰仍以四六骈文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们为歌颂盛世,迎合最高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把骈赋推向更高水平,在表现方法上更加讲究。这种从两汉大赋,到初唐四杰的律赋,盛唐李白的代表作《大猎赋》,杜甫的代表作《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的三大礼赋,均欲使大赋发挥到极致。此数赋骈丽繁富,队伍严整,词华典壮,讲究对偶。如仇兆鳌《杜诗详注》按中所云:“历代赋体,如班、马之《两都》、《子虚》,乃古赋也,若贾、扬之《吊屈》、《甘泉》,乃骚赋也。唐带骈偶之句,变为律赋。宋参议论成章,又变为文赋。少陵廓清汉人之堆垛,开辟宋世之空灵,盖词意兼优,而虚实并运,是以超前轶后矣。”[6]杜甫因受盛唐精神影响,颂圣歌德思想所致,利用其诗文之造诣,尽其所能把律赋推向高峰;其他形式的文,也不过是受文风改革的影响,成为向中唐古文的过渡形式。可见盛唐人改革散文文体的意识尚未树立。如纪昀在读《毘陵集》时所说:“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斫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7]在天宝之后,贞元之前的四五十年里,倡导古文,提出文体改革,取得一定成效者,当推李华、萧颖士、独孤及和元结。

萧颖士(709-760年)和李华(715?—774年)生有前后,中进士则“同年”,又是好友。独孤及(725 -777年)稍晚于萧、李,然早有文名。独孤及与萧、李及苏源明并称词宗,执一代文衡。因为这些人文学观、文风近似,又同游交好,都活跃在天宝时期,故李肇《国史补》卷下谓“天宝之风尚党”,实则他们是一个文派。

萧颖士说他“三十年读书数千卷”,“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撄心”[8]25。又在《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里说:“太极列三阶、五纬于上,圣人著‘三坟’、‘五典’于下。至哉文乎!天人合应,名数之归之大统也。”[8]11他要求文章,以“三坟”“五典”的儒家经典,表现“天人合应”之道的根本内容。也正如他在《赠韦司业书》里所说:文章“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劝之益,此其道也”[8]23。李华和萧颖士一样,也是以儒学经典为文的。他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9]10又云:“奉诏修道德经疏,藏于三阁,行乎天下。反魏晋之浮诞,合玄言于世教。其于道也,至乎哉!”[9]12谓崔沔之文颂圣道而反浮诞与玄言。正如独孤及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里所说:“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其,振中古之风,以弘文德(按:《李遐叔文集序》卷首序文此句作“用三代文章,律度当世”)。公之作本乎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10]在这篇《序》里,独孤及也批评了时尚文风:“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而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10]提出志、言、文必须有机结合,近于后来韩愈的“辞事相称”。无怪乎《唐实录》说韩愈学古文于独孤及。

比以上诸公把文风文体改革又向前推进一步的是元结。元结不但用所编《箧中集》张扬风骨、推崇沈孟的现实主义诗派,在散文的改革与创作上也是韩、柳之前成就最高的古文家。他在《文编序》里提出:“优游于林壑,怏恨于当世,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故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世劝俗之所须者欤?”[11]说明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他提倡作文“不师孔子”,不受“规检”,自称“漫家”,思想比较解放。他的文章已不是李华、萧颖士、独孤及那样骈散结合的过渡形式,而是基本上用散体。其杂文短小精悍,奇峭冷峻,尖刻犀利,喜用象征、比喻、想象、夸张笔法,具有讽刺幽默特色。他还善于写短者几十字,长者百余字的随感,以小见大,在尺幅之间表现大境界。这些杂文、随感直接影响了韩愈的古文,近及鲁迅杂文,开中国杂文先河。他也写了不少山水散文,都能抓住景物的特征,略施点染,即风景如绘,意境全出,成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滥觞。故欧阳修云:“唐太宗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独不能革五代之弊。既久而后,韩、柳之徒出,盖习俗难变,而文章变体又难也。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12]1569一说文体变革之难,一说次山在天宝间已写古文,并取得可喜成绩。然而他的散文往往追求古朴而缺乏文采,追求深奥而不够流畅,窘篇幅而少气派。这正是他继陈子昂而又未能摆脱陈子昂散文的缺点。故欧阳修批评他说:“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12]1555他没有认识到“江左”浮艳文风与写文章需要文采是根本不同的含义。因此,他的散文创作虽然取得了很高成就,却未能解决好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更不可能像盛唐王维那样“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把江左重艺术与建安尚内容结合起来,像韩愈那样做到“辞事相称”“善并美具”。

四

时至中唐,文坛风气大变,一批有志的文人哲士,如从云雾里走到丽日晴天一样,开始了他们以奇求新、以改革促发展、以破旧创新的精神举起“振兴一代”的大旗。在诗的创作上,韩、孟在先,欲以新创之“硬体”诗,改变大历以来的“软体”诗风。文则是由韩愈和他的好友樊宗师、李元宾、欧阳詹和向他学文的张籍、李翱、李翊、沈亚之等,开始了以先秦两汉古文散体为模式,以宣传儒学圣道为内容,以统一君臣上下思想,“振兴一代”为旨归,开始中唐的“古文运动”。贞元八年(792年),韩愈在《争臣论》里借批评阳城位为谏议大夫而长期不谏,发表他的意见。云:“不求闻于人,行古人之道”[5]217,“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5]218,“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5]219。表明:其一,他行古道,树立其复古的旗帜。其二,他得道是为了兼济天下,乃传统儒家的入世观,与佛、道修身养性的出世不同。其三,他不管做官得位,不做官不得位都复儒道而济天下。其四,正式提出“修辞明道”的文学主张,明确了提倡“古文运动”的纲领。他的文友柳宗元,将近二十年后,才在《答卫中立论师道书》里提出“文以明道”。在此二十余年里,他“为文章,以辞为工”,后来才“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13],在韩愈倡导与写作古文的影响下写作古文。此后,韩愈不少文章都阐述他的文学主张,发表了对青年写作古文的方法要求,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文学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接受了盛唐的时代精神,汲取了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创作经验,借鉴了王维为代表的文学观,以古文奇句单行为体式,以儒学古道为思想内容,与修辞之艺术有机结合,创作一种新型文体,即影响后世千余年的文学散文,亦即是笔者在《唐宋散文》一书里所说的“范型”。他指导青年写作时,在《答李秀才书》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5]248在《答陈生书》里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观足下之书,及十四篇之诗,亦云有志于是矣。”[5]249在《题欧阳生哀辞后》里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5]311总是把道与辞结合起来。为了道使人易于接受,辞必须好,若要辞好,必须修饰。只有辞好,才能更好地“明道”。所以,他在《上襄阳于相公书》里提出文章的语言要与所写的事相侔,即“文章言语,与事相侔”。借与于书,强调文章要“惮赫若雷霆,浩汗若江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5]236,要求做到辞与事恰到好处的契合。在《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里更明确地提出:“其载于《书》,则尧、舜二《典》,夏之《禹贡》,殷之《盘庚》,周之《五诰》。于诗,则《玄鸟》、《长发》,归美殷宗,《清庙》、《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辞事相称,善并美具,号以为经。”[5]453不但提出写文章的更高要求,还列出样板。故他称侯喜“为文甚古,立志甚坚”[5]441,称颂孟郊“揭德振华,与古有光”[5]378,“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5]321,赞扬樊宗师“穷究经史,章通句解”,“又善为文章,词句刻深,独追古作者为徒”[5]271。这也是他为学文作诗者举出的样板。

韩愈自己更是不懈努力写出好文章,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学文者树立榜样。韩愈25岁中进士前后,已经写出一手好散文,如贞元九年(793年)写的《应科目时与人书》、贞元十一年(795年)写的《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和《画记》,特别是《画记》,学之者很多。如宋秦观的《五百罗汉画记》,秦观云:“余家既世崇佛,又尝览韩文公《画记》,爱其善叙事,该而不繁缛,详而有规律。读其文,恍然如即其画,心窃慕焉。于是仿其遗意,取罗汉佛之像而记之。顾余文之陋,岂能使人读之如即其画哉!姑致叙之私意云尔。”[14]贞元中期,其文已名盛文坛,官虽不显,而以文名,很多人向他学文。如《与孟东野书》《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等,都享名于时,为后世学之不殆。如《盘谷序》,当时济源县令上任时,只称其为“知名士”。宋苏轼称道:“欧阳文忠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15]元和以后,特别是韩公晚年,韩文达到炉火纯青的高致境界,成为天下作文者之一王法也。如《送穷文》《进学解》《平淮西碑》等。他不但在《进表》里提出“辞事相称”“善并美具”的要求,且其文亦真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如晚唐李商隐《韩碑》诗云:“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16]苏轼亦说:“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17]因李愬之妻、某公主状告此文重颂裴度,而为李愬争头功于宪宗。宪宗出于私心,敕令抹去韩文,重刻段文昌所撰四六骈体碑文,故世多不平,苏轼故传此诗。

由上略举韩公文论与其散文,可知韩愈之所以能写出内容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好文,取得“古文运动”的胜利,就在于他继承和借鉴了盛唐诗坛的经验和理论,与中唐时代政治生活结合,创造了一代散文的辉煌。

[1]王维.类笺王右丞全集[M].顾起经,注.顾氏奇石清涟山书院刊.

[2]汪辟疆.集异记校录[M].上海:中华书局,1961:250.

[3]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4]顾随,叶嘉莹,顾之京.韩愈诗之修辞:《驼庵讲坛录》之一节[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3):1-3.

[5]韩愈.韩昌黎全集:卷14[M].中国书店据1935年世界书局本影印.

[6]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2157.

[7]独孤及.毘陵集:卷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萧颖士.萧茂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李华.赠礼部尚书孝公崔沔集序[M]//李遐叔文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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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结.次山集:卷1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3.

[12]唐元次山铭[M]//集古录跋尾:卷7.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13]柳宗元.柳宗元集:卷34[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73.

[14]秦观.淮海集:卷38[M].《四部丛刊》影印景海盐涉园张氏藏明嘉靖刊小字本.

[15]苏轼.东坡题跋·跋退之送李愿序[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3953.

[16]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

[17]苏轼.东坡题跋·记临江驿诗[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3977.

Abstract:WANGWeiovercame themissing of valuing each side,made the poeticsof combination of Jian’an style and the styleof w riting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and created great poem sof theorganic combination in content and art. Up to M id-Tang,HAN Yu assimilated poetry experience of WANGWei,adop ted the p rose fo rm of Pre-Qing and HAN dynasty,shouldered the assignmentof creating great p roseof the combination in content and art,w hich hadn’t finished by p redecesso r.HAN Yu and his literary friends such as L IU Zongyuan created great bri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p rose in our nation and made the summit of the goodness and beauty p rose w riting.

Key words:WANGWei;HAN Yu;Jian’an style;style of w riting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High Tang;M id-Tang;resp lendence of the dynasty

From WANGWei to HAN Yu: on the image of transference of literature thought in High Tang and M id-Tang

ZHANG Qinghua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Zhengzhou 450002,China)

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0)06-0023-05

2010-09-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北京)2009年度重大项目“隋唐五代文学艺术思想史”阶段性成果。

张清华(1936-),男,河南郑州人,研究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