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理论创新风格的比较研究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在创新的风格方面有其相似之处。可以说,两个学派都有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注重对各种研究成果的接纳,注重对客观现实的分析。但由于创新的历史文化基础不同,现实社会基础不同,因而在具体的创新过程中其创新手段也各有巧妙不同,创新的成果也有很大差异。

泰州学派;永嘉学派;创新风格;比较研究

Abstract:Taizhou School and Yongjia School have some similarities in innovative style.The two schools both value the studies on history and culture,the acceptance of various research results,and the analysis of objective reality.However,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historical,cultural basis,and social foundation,they have adopted different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achieved different innovative results in the specific innovative course.

Key words:Taizhou School;Yongjia School;innovative style;comparative study

创新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继承,但是仅仅是继承不可能有所创造,更不可能形成一个学派。事实上任何学派都有其明确的中心思想,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所以要创新必须把握两个方面,即继承与创造。继承和创造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基本活动方式,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成果都具有继承性,也都具有创造性。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对于传统理论是一边继承一边发展的。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也正是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继承与创造,仅靠历史研究还不行,还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在,研究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各项成果。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在这些方面有其共同特点。当然,也有一些差异,现作简单比较。

一、关于创新基础的比较研究

谈到创新就要谈到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学派的创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历史文化仍然是他们创新的基础。

泰州学派的理论是在研究历史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在读经中继承传统理论,又在读经中批判传统理论,创造新的理论。如王艮首先就是一个经书爱好者,特别是在他早期的自学阶段,其袖藏经书,逢人发问。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经书反对者。王艮认为,读经书可以吸取六经中的精华,“印证吾心”,但从经书中悟得良知后,经籍就好比酿酒后剩下的糟粕,“何足用哉”![1]事实上,对于传统理论,泰州学派总是批判地吸收的。他们一方面注重学习和引用儒学中对他们有用的理论,另一方面又批判传统儒学中他们认为是糟粕的东西。

泰州学派在理论创新中,借用了不少“古语”和“名贤名言”,但他们又反对“古语”、“名贤名言”中原有的意思,进行了不同于过去的新表述。事实上,王艮等人的绝大多数命题,都是借用儒家经典中的范畴,袭用了传统的一些语言、概念和范畴,传述了孔子等人的一些话来表达其“异端”思想。如:“天理”一词,始见于秦汉以前,在《庄子·天运》、《韩非子·大体》中都有论述,原指不可违反的自然法则。《礼记·乐记》第一次把“天理”与“人欲”作为一对对立范畴来使用。朱熹等人把“天理”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并明确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王艮借用了“天理”一词,但他反对朱熹等人的解释,认为“天理”就是自然之理,而不是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再如王艮由“道”是“身”的本性,引出了“道”也就是人的本性,人人都有善良的本性,人人都有“道”,最后得出了“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创造了“百姓日用是道”之说。

永嘉学派的理论创新也没有离开对历史的研究。永嘉学派诸家都有比较注重精研史学,希望借此考求历代国家兴亡的道理,以振兴南宋,转弱为强。据《温州经籍志》统计,在他们当中,著述史书的作者有25人,著作43部。特别是代表人物叶适对孔子之外的古今经、史、百家都作了认真研究。叶适对一些著作进行了认真考订,并在考订中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说,叶适对《诗》、《书》、《春秋》等古代著作都作过考订,对《易经》为孔子所作提出怀疑,对《中庸》、《大学》提出批评,对“易有太极”等说提出批判。[2]叶适的《习学记言》,通过辑录经史百家的一些条目,然后加上自己的评论,在形式上似乎是一部读书笔记。但由于它经过严密和系统的编排,而不是随意罗列,又由于它始终贯穿着一个前后一贯的主导思想和批判精神,所以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著作。如其中关于史籍部分,从《史记》到《五代史》,历代官修的正史他都评论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指出:“至于论唐史诸条,往往为宋事而发,……其识尤未易及。”[3]其实,何止论唐史如此,可说是贯穿于叶适评史的所有条目中的一个指导思想。因此,这一部分不妨看作是叶适的史论专著。而他对经(包括《易》、《书》、《诗》、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和百家(包括《荀子》、《老子》、《管子》、《孙子》等十五部著作和时人吕祖谦选编的《皇朝文鉴》一部)的评论,一个方面做了学术思想上的追根溯源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又创造了自己新的理论。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等理论,就是研究传统儒学中产生的。如叶适通过对各个时代的历史考察,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其不同的政治理论和主张,泥古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说治理今日之天下,决不可从已往的事中求得解决办法。

二、关于创新方法的比较研究

理论创新不仅要研究古代的文化,还要研究现代的文化。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思想体系的形成既得益于对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也得益于对当时各种学说的学习与研究。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就是在对传统儒学及当时的流行学说王学的学习与研究基础上产生的。王艮当时为什么要拜王阳明为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学习和研究他人的思想,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王艮一生弘扬“良知”。王艮虽然早年研究过“格物”,但直到晚年其“格物论”才趋于成熟。《年谱》说:“先生五十五岁。是岁先生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4]王艮师从王阳明,最佩服的就是“致良知”,且不遗余力地加以发展。他在《次先师答人问良知》中说:“知得良知却是谁,良知原有不须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没有良知之外知。”[5]王艮开门授徒以后,其言传身教的都是良知之学。他教育学生“必也使之明此良知之学”[6],虽然他施教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良知之教。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王艮虽然借用了王阳明的“良知”这一概念,但实质不同。因为王艮的“良知”不是完全从“善”,或从道德的角度而言的,他把“良知”作为一种普通之知来看待,并认为这种“良知”与自然界的鸢飞鱼跃、江淮河汉的流水、万紫千红的春天一样自然。这样,王艮的自然人性论,也就把王阳明所说的“社会人”打上了一定的自然色彩。

事实上,王艮更是在研究王学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的。其基本做法,一是在研究中放大。如关于“自我”问题,王阳明以良知说突出了人心的地位,实际上是一种“心本论”,而王艮则认为,自我不仅仅是心,还应包括心的载体—身。自我是肉体与精神统一的个体生命,所以“心”不是本,身才是本。他把“良知”与人的生存权结合起来,把“良知”与“天理”结合起来,把“保身”作为“良知”的基本功能,要求人们像尊重自然一样尊重自我、张扬个性。二是在研究中修正。如王阳明曾说“心即道”,但王艮“百姓日用即道”,则将高不可攀的“圣人之道”与百姓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心”或“良知”作为人的生理自然需求,实际上是把“虚无本体”具体化、现实化,这是王艮对“良知”说的重大修正。三是在研究中创造。如王艮45岁时作《天理良知说答甘泉书院诸友》,其中的“天理良知”是他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王艮的“天理良知”与王守仁的“良知说”有本质区别。王守仁的“天理”、“良知”,主要是指封建的伦理道德秩序。而他认为“天理”与“良知”是同一的。但他提出“天理良知”乃“自然之理”。

与泰州学派相比,永嘉学派理是注重对他人成果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叶适就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从叶适一生的性格上看,也是“擅一世臧否”的杰出人物。然而,叶适同薛陈二师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的。他14岁时,就在瑞安的林家与陈傅良相见,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生活。第三年,他又去婺州拜访薛季宣,此后不断用书信往来的方式研讨学问,特别是叶、薛二人交往时间最长。叶适在其给陈傅良写的墓志铭中说:“余亦陪公游四十,教余勤矣。”[7]总之,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主要是在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叶适的思想不仅仅得益于薛、陈二人,对于浙东之学,叶适都有研究。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后有吕祖谦、陈亮等人,他们思想的一个共同特点学是重事功,偏重于所谓“用”,其观念零碎,理性高度不够。《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评论说,叶适不泛言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就事论事地论议之,而是将这套事功之学义理化、系统化,提升至社会历史本体的高度。同时,叶适还在“集大成”中大胆地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如薛季宣在《大学解》、《中庸解》中以事功观点解释经制(经书中记载的制度),和理学有所不同。叶适《进卷·大学》则在薛季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他说:“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8]认为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对物的认识,并且要经过“物格”的检验,才能得到证实;如果离开了“物”,或者不与“物”接触,就不会有知。这就与朱熹的“格物”截然不同了。

三、关于创新源泉的比较研究

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这是理论创新的生命力所在。泰州学派虽然是在“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派,但他们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如王艮看到了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严重情况,加之又受三代“田有定制,民有定业”的井田制的影响,产生了改革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一些设想。他认为“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业,均节不忒而上下有经,故民志一而风纯淳,众皆归农而冗食游民无所容于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田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之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好。”[9]所以,嘉靖十七年(1538年),王艮在家乡向官府提出均分草荡(海边荒地)的方案,为官府采纳。王艮的均平方案实行后很有成效,因而得到了官民的认同。

王艮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方案?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时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谋,先生竭心经画。三(疑是二)公喜得策,一均之而事定,民至今乐业。”[10]其二是因为土地兼并问题严重,人民痛苦不堪。正统咸化年间,南被泰州之势家豪族越界侵占,东为丁溪等盐场超越运盐河界侵地五百顷,以为灶户之火伏煎盐之草场。北抵盐城县界,二百余万亩为恶霸郝恩等侵占。屡有业主据理中告卒被并吞。是以有田为势家占种,粮为兴化包赔之患。历年既久,民困于倒悬,将逃串者二千余户,被杖杀者数百人乃止。憔悴之极,而未知了结之时。由此王艮觉得条件已经成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护。王艮的土地改革设想,带有“托古改制”的特点,借美化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来表达自己对改革土地制度、进行均分土地的主张,同时他又借助对社会实际的调查分析。他很注重实际,如他一开始不主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均分土地,而是主张在具备一定条件之后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他说:“其三代贡、助、彻之法,后世均田限田议,口分世业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师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渐,则通变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见其扰矣。”[11]

当然,由于泰州学派的理论主要是哲学范畴,也主要偏重于个人的修养,所以在对社会实际的研究方面不及永嘉学派。永嘉学派十分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反对空谈和玄思。叶适认为,“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12]这是说,要衡量一种思想或理论,必须详尽地考察天下的事物,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他在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叶适总结和发展了永嘉学说,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和政论方面都有贡献。经济方面,他认识到商品经济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主张发展商业,以利和义。政治方面,他把事功学说直接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坚持抗战,揭露时弊,提出改革措施。哲学方面,他批评理学和心学,提出“道在物中”等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观点。史学方面,他主张记史和研究,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批判吸取,经世致用。叶适的功利思想,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之功和为民谋利,于是提倡修实政,行实德,建实功,改革社会,发展商贾,去害兴利,改弱就强。如他认为要抵抗北方女真族贵族的侵犯,绝不是靠口舌讲论所能取胜的,而是要针对当时南宋王朝存在的积弊作出正确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从而能使南宋王朝转弱为强,雪二帝之耻,复北方故土。这样的认识和理论在当时来说,都属于有用的范畴。

四、关于创新动力的比较研究

恩格斯曾经指出:“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成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13](P213)创新就必须具有顺势应时,与时俱进的动态思维。在这一方面,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可以说有共同之处。

众所周知,王艮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王襞在《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中曾概述了其父一生学术活动的“三变”:“愚窃以先君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天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其中也,风阳明翁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乎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告今天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妙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而处为天下万世师。……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是谓之大成之圣者,著《大成学歌》。”[14]泰州学派的这种与时俱进观在他们的弟子身上都有反映,如李贽主张治贵适时,学必经世。李贽的这种是非观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发展观,辩证的发展观。这种不能在任何时代以一个定论作为是非的标准,即不能以一个时代某一个人的是非来判断一切时代是非的思想,不仅在过去,就是在现代社会都有其积极意义。

永嘉学派同样提出了“通世变”的观点。所谓“通世变”,就是要时时把握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和现实条件,不断改变自己的路径选择,顺势应时,与时俱进,方能求得“真功”、“实效”。这种适应变化、主动调整的文化精神,与泰州学派可谓异曲同工。叶适认为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推移、变革、流行、变化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易”。也就是说,人们只能遵循这一普遍规律办事,既要有为,又不妄为。叶适的思想是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代表进步的历史潮流。“重本轻末”思想在中国古代,特别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根深蒂固的。自韩非继承商鞅,荀子之说称农为“本”,称工商为“末”,形成所谓“重本轻末”的观念,给中华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到了叶适,他把这个几千年的公案翻过来了。叶适对理学家的“主静”学说,持相反看法,他认为生命即是运动,人要生活,就不能主静。据有关研究,叶适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15]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以利为实,以义为名”[16];在淳熙五年(1178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17]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反对空谈倡言功利,这是他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叶适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的思想“三变”颇为类似。这说明两个学派,都是与时代需求相合拍的学派,是勇于创新的学派,也是具有活力的学派。

[1][4][5][6][9][10][11]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M].袁承业(辑).[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

[2]童生.楠溪江畔的儒家文化——永嘉学派[EB/OL].唐诗宋词,2004-07-13.

[3][8][12]楼宇烈.叶适的生平[EB/OL].国学网,2009-06-15.

[7]陈正焕.瑞安志补充篇(钝笔杂抄)[EB/OL].温州博客,2006-01-30.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王襞.明儒王东崖先生遗集[M].袁承业(辑).[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

[15]陈寒鸣.陈亮儒学思想特质与朱、陈之辨[EB/OL].语文网中网,2004-11-26.

[16][17]叶坦.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EB/OL].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04-17.

(责任编辑:黄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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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059-04

2010-01-30

张树俊(1957-),男,江苏姜堰人,中共泰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泰州市行政学院副院长,历史学研究员、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