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进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边缘视角与女性上海书写

皮进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对于一种书写的方式,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视角的选择往往能透视出其创作的风格,在很多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男性作家所选择的主流视角,作为他们反映社会的一个主要对象——城市,常常是以一种雄性的面貌和动荡的姿态出现,上海也不例外,这种主流书写方式抓住了历史变迁中“大上海”的时代特征,但它在把握城市大背景的同时,却忽略了对绵延不断的上海日常城市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审视,而女性上海书写就恰恰弥补了这种不足,用一种边缘化的眼光来审视她们所体验的上海,展示了其独特的创作魅力。

女性上海书写;边缘的女性;人物世界;历史的事件叙述①

当然,作为上海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本身就存在性别的优势,而体现在文本中则往往表现为她们对都市的女性化体验与言说。在她们看来,上海是一个女性的城市,上海女性身上存在着最能代表上海底蕴的东西,因此,王安忆曾经说过“上海的代表就是上海的女人”她发觉:“在一种极端个人的、孤立无援的自我体验中,女人比男人更趋于成熟”[2](P84)因此,在她们的文本中,所选择的主人公大多是与自己性别一致的女性,而在当今这个男权地位依然强大的今天,将作品的主要目光投向女性,背离男权话语的中心,力图通过塑造一些处于边缘的女性人物形象来表现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笔下的上海,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尝试。

上海女作家以其生动的笔墨为我们塑造了一群疏离于中心的边缘女性,她们往往是些在“小世界”中平静度日的小人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既不需要承载多少历史重担,也不需要代表多少时代特征,她们只是日常世俗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员。《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留情》中的敦凤、《十八春》中的曼璐、《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流逝》中的欧阳瑞丽以及《富萍》中的富萍等等都是些过着普通生活的平常女性,比如弄堂女儿王琦瑶,她虽然美丽,但她的美只是“家常的、堂屋间里供自己欣赏的、是过日子的情调……是生活化的”,即使走进上海繁华的中心当上了上海“三小姐”,实现了形式上的一种跨越,但在内容实质上,她却始终未融入上海那个主流社会,从闺阁到“爱丽丝公寓”再到“平安里”,从平民社会到上流社会,生活的起伏,地位的改变,始终没有改变她的生存方式,即便到了最后王琦瑶的死,也与普通人的死亡方式无大差异,她死于一个小流氓之手,原因是图财害命。王琦瑶从开始出现到最终死亡,显然隐约地代表着一些历史的变迁,但她却并不是主导历史的主流人物,而更多的是一个生活在弄堂深处的上海女性,是一种最普通、最边缘人物的代言人。又如《富萍》中的富萍、奶奶和打工妹等,她们也同属于这一边缘的女性人物世界的范畴,她们的世界都只是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一种小人生的写照,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这种疏离主流历史的小人生,才真正帮助她们以女性对生命波折的坦然,包容了历史的误会,忘记了外面世界的苍凉,引领男性在千疮百孔的历史废墟上重建家园。

相对于茅盾笔下的主流中心历史人物而言,上海女作家们所描绘的主人公则要边缘得多,她们既不是众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革命英雄人物,也不是翻云弄雨的政治人物,有的只是那些从未到主流历史的花名册上报过道的边缘人物,王安忆曾经也这样解释过自己选择边缘人物的原因,她说:“小说这个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保持距离的,是独立而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它的创作者往往是由边缘人物来担任,他们很难立足于社会中心这样的位置”。[3](P11)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一群游走于政治权利经济中心以外的人物,展示了上海市民最为真实自然而又生动的人生图景。

二、背向历史的事件叙述

上面我们着重谈到了女性上海书写对于人物的选择,然而,人物又总是离不开事件的,关注人物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对于事件的重视。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上海的女作家们对叙事文本中事件的选择同样别出心裁,她们在小说中都有意无意的回避历史事件的印迹,而这种对于历史事件的回避,显然昭显出与男作家的不同。在男作家的文本中,历史往往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表现,渗透着深刻的时代意识,比如茅盾的《子夜》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和遭遇作为题材的,它们所反映的正是与时代主流旋律紧密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反的,到了上海女作家的小说文本中,历史事件却不再那么意义深远了,它像一块大幕布笼罩在人们生活上面,处于主流历史事件之外的日常生活却成为了她们所表现的主要事件,而这也再次证明了女性作家对于日常生活表现的偏好以及视角的独特与边缘。

作为女性上海书写的代表作家,张爱玲、王安忆都是异常关注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无限热爱。张爱玲出生于上海租界,较为宽裕的生活环境使她成为一位个性鲜明的自由主义者,她认为现代都市人的主体是那些软弱的凡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都在那些不相关的事,”[4](P355)在于世俗的普通和日常,因而她力图作一个超越的“边际人”,真切体验人生,冷眼旁观人生。王安忆也意识到: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所以,一直以来,她们都对社会主流历史事件保持一种观望态度,那些日常的生活、边缘的事件成为了她们记录上海的最佳角度。

比如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封锁》,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对主流历史事件抗战的轰轰烈烈展开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而是采取一种背向历史的视角,将抗战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个似有似无的帷幕放在小说的背后,截取其中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事件——在电车里做的一个“梦”来展现上海城市当时处变不惊的内在精神,如果没有空袭,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行进是永远不会断的,但是空袭警报响起后,运动、流动性和无休止这些城市的诗性让位于“凝固和破碎”,形成一个特殊的电车封闭空间,在这样一个近乎停止的空间中,穿着时髦的银行会计吕宗桢与女主人公做了一场“不近情理的梦”,[5](P48)空袭结束后,上海依然是大都会的上海,依然的繁华喧闹,在作者的眼中,抗战中的上海如同空袭中的上海,上海仅仅是打了一个盹,仅仅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梦,上海的内在韵律、精神的烦闷和道德的沦丧都在这如梦般的空间中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但是这一切似乎与抗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并无多大关系。

同样的,这种回避政治历史主流而选择边缘事件的叙述方式在王安忆的文本中也反复出现,她通过对历史的消解,以背离主流的方式,为我们真实的再现了上海前进过程中的本来面貌,在《文革佚事》中,王安忆明显的回避了当时的政治历史重大事件,“文革”在那个时代笼罩着乡村和城市的主流生活,而她所采取的或者寻找的却是这主流生活之外的上海生活的另一面,这种生活方式相对于“文革”而言,往往只能是“佚事”,是容易被人忽略的边缘事件。与此类似的还有《长恨歌》,它也采取了同样的叙述方式,它有意塑造了一群处于时代边缘、城市边缘的人物形象,表现她们被边缘化的日常生活,当1946年上海的电影圈孕育着革命种子时,小说描述的则是王琦瑶的梦想;当抗战风起云涌的时候,小说的视角则又转向了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和独守爱丽丝公寓;当反右斗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王琦瑶们却围着火炉过起了平平淡淡的市民生活。

不管世界再怎么运转,时局再怎么动荡,城市再怎么朝夕变化,人生再怎么祸福难料,它还有个底,还有个不变——这才是上海真正骨子里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上海的日常生活,上海女作家通过背向历史主流的日常生活表现,充分挖掘出这座城市所特有的精神,而这也再次显示了女性边缘视角选择的独特魅力。

[1]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2]王安忆.寻找上海[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

[3]王安忆.故事与讲故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4]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评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5]张爱玲.烬余录[A].张爱玲散文全编[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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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0)03-0016-03

一、边缘的女性人物世界

2010-04-26

皮进(1982-),女,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伯存]

长久以来,这个世界大历史的书写者仿佛都是男性,他们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角度出发来书写城市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他们所书写的世界是这个动荡社会的中心力量,承担着历史和社会动荡的一面;而“家”则是历史安排给女性的唯一位置,女性们的小世界是中心之外的边缘之地,她们关心的不是社会的变迁,而是吃穿住行,身边琐碎。因此,在很多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男性作家所选择的主流视角,作为他们反映社会的一个主要对象——城市,常常是以一种雄性的面貌和动荡的姿态出现,上海也不例外,在以往人们的视野中,对于上海的书写往往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宏大叙事,这种主流书写方式抓住了历史变迁中“大上海”的时代特征,但它在把握城市大背景的同时,却忽略了对绵延不断的上海日常城市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审视,而女性上海书写就恰恰弥补了这种不足,用一种边缘化的眼光来审视她们所体验的上海,展示了其独特的创作魅力。

中国是个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文明古国,它的哲学、美学以至文学艺术都染上浓重的伦理色彩,而成为世俗精神的道德范本,文以载道的中国小说传统叙事理念往往使小说不注重对人的心灵内涵的表现,而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模拟和真实反映,对以人与人关系为基础内涵的情节表述以及艺术表现力的追求”[1](P3)的叙事模式。上海男性作家们的创作就突出的代表了这一特点,他们往往以社会化、集体化作为自己的立脚点,叙述人缺乏一种个人化的体验,更多的是以历史代言者的面貌来亮相。刘呐欧、穆时英等人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给上海带来的特质文化;蒋光慈、茅盾等人的写作更自觉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广阔的历史内容;周而复的写作则更专注于阶级的变化与历史的斗争,他们的上海书写都是一种上海特定时期历史的真实文学记载,作为故事载体的主人公们也往往是些与历史紧密相连挺立在时代潮流浪尖的明星人物,或是被卷入矛盾冲突中的中心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被动或主动的卷入历史潮流的痕迹,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比如茅盾《子夜》中的主人公吴荪莆和赵伯韬,他们就是主流中心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30年代上海时局的动荡,通过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实业救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失败。与男作家笔下那些带有鲜明历史痕迹和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不同,女性上海书写自觉放弃了主流历史话语中的主流人物形象,走进了上海的民间人物形象世界中,以边缘为视角,以日常生活为基点,塑造各种更为世俗、平常的边缘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