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彦斌

(内蒙古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10)

草原文化,不仅是一个形而上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立足当下、最为迫切的实践问题。可谓“有之非有,无之非无”。也正是介于这种“有”和“无”之间,才更加凸显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自 20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急速膨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历史”开始形成。世界化、全球化肆无忌惮地扫荡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侵蚀着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个性特征。迷失、悬置、消解、逃脱业已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自然气候。那么,草原文化如何应运时代风潮的洗礼而浴火重生?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对草原核心文化的反思和重构上。

一、行为思维：草原核心文化的原初之境

历史主义认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它所栖居的历史时空,都有其萌发、绵延、繁盛、淡化、式微直至消失的历史逻辑。以此为镜,我们只有把理论镶嵌到产生它的历史序列之中才可能被理解和界定。草原核心文化亦如是。在本“源”问题上,草原核心文化与其他文化是先天平等的,皆源自行为思维,表征为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之矛盾运动,这就是草原核心文化的原初之境。

当懵懵懂懂的原始人还没有真正参加社会实践时,他们也不可能形成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核心文化更无从谈起。随着社会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的逐步深入和拓展,人的意识才得以生成。虽然这种最原始的人类意识产生于“无知之幕”下,只能称作“纯粹畜群的意识”,但这种意识与动物的“纯畜群意识”有着天壤之别。换言之,“纯粹畜群的意识”是一种“被意识到的本能”,“是一种他自己知道的低级的自我意识,即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些能力。所以,最初产生的行为思维就其水平而言,与动物意识类似,但就其作为‘自我意识'的萌芽来说,已经跟动物根本区别开来,而成为‘人的意识'”[1]P168。“萌芽虽还不是树本身,但在它自身中已有着树,而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2]P1显然,我们完全可以把草原文化视作一棵树,一株以特定的逻辑组织起来的树。树干、树枝、树梢不过是对种子的“分有”而已。换言之,任何一种草原文化都有着原初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这样,草原核心文化就获得了“神圣的”意义,“赋有一种无限的权力,实现它的目的,这目的便是世界的绝对的合理的最后目的”[3]P13。

至此,我们对行为思维中的自我意识只是做了最一般的解读,马克思则是将其提升到人的“类本质”的维度,并视作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诚如马克思所言：“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4]P96,但是,实现这种“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坦白。”[5]P35。穷原竟委,自我意识到底根植何处?历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意识自己派生自己。不管这种观点的论证过程如何“引人入胜”,最终也不得不求助类似于“根本选择”、“天神意旨”和“绝对精神”等“主观臆断”抑或“客观真理”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不能自拔;另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意识肇始于对象意识。因为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6]P30。换言之,原始的社会实践决定着意识的产生,而作为人类原始思维的行为思维所内蕴的“绝对精神化”的自我意识的存在也必须立足于“相对物质化”的对象意识。不惟如此,从辩证法的视角看,自我意识也必须“紧紧跟随”对象意识。这就是行为思维的内在矛盾运动。

草原文化正是在这种思维的矛盾运动中生成的。没有草原先民的伟大实践,人们就不能产生对草原的对象意识,更不可能从草原与自身的关系中反观自身而形成自我意识。草原文化也就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呓语。可见,“崇尚自然”确为构建草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管草原先民是以一种高调的狂妄者的姿态出现,还是以一种低调的狡黠者的面孔现世,他们头脑形成的对象意识都来源于并反映着“草原世界”。与此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反观着自我,考量着自我与“草原世界”的关系。也正是自我意识对自我以及自我与“草原世界”的“独特关照”,才形成了草原核心文化“是其所是”的内在宗依。

二、概念思维：草原核心文化的自新机理

如果说行为思维二重化为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是草原核心文化“是其所是”的内在尺度的话,那么,对行为思维进行否定、批判、扬弃和重构所获得的概念思维则是草原核心文化“是其然是”的自新机理。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反思”上。所谓反思“是把思维作为对象的思维,它是对思维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从而也是对思维进行控制的认识”[1]P171-172。换言之,反思是从“母体思维”中独立出来进而对“母体思维”所思维的思维。也正是在这种思维独立化的过程中,反思将其“母体思维”二重化为建构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这两种思维无疑都发端于概念思维。原因在于：无论是一种新的推理过程的终极(建构性思维),还是对一种思维进行前提批判(反思性思维),都需要从概念入手。诚如黑格尔所言：“正如对于知觉和经验的一切表达一样,当一个人说话时,在他的话里就有一个概念,他是不能制止这概念在意识里再行产生的——因为在这一切里都常包含着普遍性和真理的微波。”[7]P310-311众所周知,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历经一个从无到有、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概念思维呈现出一定的历时性。那么,如何生成一种概念结构以及如何对原有的概念结构进行否定进而获得一种新的概念结构呢?这个任务历史地依次地落到了建构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的肩上。进言之,通过建构性思维生成一种概念结构,而借助反思性思维对先在的概念结构进行前提批判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概念结构,这种新的概念结构归属的层次更高,对客观事物的抽象程度也更高,前提也更可靠。可见,建构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联袂演绎了概念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他们“既思考对象又思考自己,既肯定又否定,既是连续的又是间断的前进”[1]P176,这才使得整个概念思维系统日久弥新,活力四射。

毋庸置疑,“草原文化”是“草原核心文化”的原始的概念结构,是孕育“草原核心文化”的现实土壤。脱离“草原文化”而抽象地构建“草原核心文化”似乎也只能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草原文化无疑来自于草原先民个性张扬而又丰富多彩的感性实践活动(游牧、狩猎、交往等等),对这种阳光灿烂的感性活动进行普遍的抽象,我们就获得了“草原文化”的最初界定。显然,这是通过建构性思维来完成的。随着实践在深度上的不断深入和在广度上的不断拓展,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当下的“草原文化”。这种“反思平衡”会产生这样两种风情迥异的“自然景观”：当下的“草原文化”要么是阳光灿烂的、面向世界的力图揭示草原未来的美好图景,要么是冷冰冰的、闭关自守的企图遮天蔽日的迷雾。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境遇都使“草原核心文化”呼之即出,可谓“殊途同归”。前者需要我们运用建构性思维对当下“草原文化”进行滤沥、整合最终凸显出这一文化的精髓;后者需要我们运用反思性思维对当下“草原文化”概念进行前提批判,扬弃其原有的思维模式,规制一种更系统、更高层级的思维图式,最终结晶出“草原核心文化”。也正是这种综合各种优秀元素(滤沥、整合、凸显和前提批判等)的概念思维使得草原核心文化生机盎然,进而构成了草原核心文化“是其然是”的自新机理。

三、知性思维：草原核心文化的生活表征

在概念思维的规制下,草原文化在滤沥、整合、凸显和前提批判中完成了它的历史嬗变。在这个草原文化自新的历史进程中,受全球化和文化体系多元化的影响,概念思维的主体可能会不期而遇地遭受草原文化的瞬息万变和旷代迷失。如何从这种尴尬的历史境遇中解脱?我们就必须把概念思维“静化”、“僵化”、“粗陋化”和“间断化”,这一任务是由知性思维来担当的。

知性思维钟情于思维中的静止性、方面性、独立性、简单性和间断性等,这就促使“它走了固定范畴思维方法的道路,采用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的、无矛盾性的、证实证伪的思维过程,并在科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1]P177。知性思维的这一独特属性,不仅使运动的、全面的、联系的、丰富的和连续的概念思维“静”化,不再成为一股不可名状的“旋风”,而且使在概念思维中产生的优秀元素得以传承。诚如列宁所言：“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像、表达、测量、描述运动。”[8]P219这样,在知性思维的范导下,我们不仅可以认识概念思维,而且可以对它讲述自己的生活。用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概念思维总是与特定的历史史实相结合,从而展露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印记”。

虽然知性思维主张从静止性、方面性、独立性、简单性和间断性层面来考量客观世界,但它也并没有庸俗的形而上的否定整个世界的辩证性,而是将其悬置起来。

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在概念思维的范导下,草原核心文化在把握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批判性”。这种“巨大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批判性”不仅仅演绎着、解释着草原核心文化思维的发展史,而且还作用着、改变着草原核心文化的生成史。纵观人类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从边缘走向核心,必然会遭受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挑战、批判、否定和洗礼。有时因政治权力的“折光”和意识形态的渗入而使这一过程更加跌宕起伏。以至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价值体系多元化的时代里强调草原文化要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要复杂和艰巨。也正是在被怀疑、否定、批判和消解的过程中,草原文化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维护自我的精神冲动和实践力量,并借助知性思维“静”化出草原核心文化。其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9]P2。“三者既相互独立,各有其独特功能,又相互联系,成为有机整体,以其强大的统摄力,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整体发展的路线和方向。”[10]P1-3这样,草原核心文化必须作为旗帜,引领社会思潮,规制社会行为,范导社会生活。这就是草原核心文化“是其应是”的生活表征。

总之,思维着的思维是人类世界最美丽的图景。反思和构建草原核心文化的思维图式,再次彰显了思维的一种内在的逻辑上的美。从行为思维到概念思维再到知性思维的矛盾运动,演绎着草原核心文化生成、发展、“定格”的历史,明证了草原核心文化“是其所是”、“是其然是”和“是其应是”的内在机理,获得了原初性、革新性和旗帜性的生活表征。

[1]杨耕,陈志良,马俊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图书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列宁全集(第 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乌兰.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推动草原文化发展[N].内蒙古日报(汉),2008-09-02.

[10]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论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