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发展与创新

2010-08-15韩立红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0年2期

关键词：代价生产力思想

韩立红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河北石家庄 050061）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发展与创新

韩立红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河北石家庄 050061）

本文以对邓小平和谐思想的研究为线索，简要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和谐观中国化的进程与成果，阐述了邓小平和谐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及毛泽东和谐思想的关系，并就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有重要启示的邓小平的活力观、稳定观、代价观进行了探讨。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继承发展；超越；奠基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中国化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启承转合的过程，邓小平和谐观是其中起承接与转折双重作用的一个重要环节。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和谐这一概念，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的和谐理念以及他带领中国人民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是新世纪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前奏，也是对毛泽东和谐观的超越，对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有关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

一、邓小平在实践中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和谐社会理念

1、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辟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并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可见，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它的价值在于其有用性，人类也正是通过自己的创造和劳动来使自然为自己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然而，如果人类过度开发和掠夺自然界，自然界的有用性不仅会打折，甚至会起反作用。恩格斯为此告诫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对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观念进行了理性审视，客观地分析了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现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新思想。邓小平的这些新思想是新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也成为后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直接理论来源。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邓小平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推动作用。例如，他讲，“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④这种强调就内在地包含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思想。此外，主张环境保护立法也是邓小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一大亮点。在他的倡导下，我国制定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在保护资源和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他的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地走上了一条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法制之路。

2、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身和谐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身和谐发展的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非人”生存状态。本来，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却是被迫的活动，劳动产品不但不归劳动者所有，反而成为压制劳动者自由发展的异已力量。不仅如此，劳动者还“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⑤——即剥削工人的资本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对造成这种后果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彻底批判，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奋斗目标。第二，提出未来和谐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第三，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一个和谐社会。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这实际上是对社会关系和谐的强调。邓小平非常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创造性，善于把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和政策层面；他强调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是一种可以达到的现实的理想人格，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现实形态；他非常关注人的现实利益，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重要标准，真正实现了创造财富与享受财富的统一；他重视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能力与利益的统一、建设与享用的统一，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在利益和谐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和谐。这些都是邓小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身和谐发展思想的重要发展。

3、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也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和特征的，强调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他们还断言，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⑦这样，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和谐可言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没有充分认识到生产力的作用，过分看重在生产关系领域做文章，大搞阶级斗争，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⑧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邓小平把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把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高度，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二、邓小平在改革中丰富了毛泽东的和谐社会建设思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以极大的勇气与魄力，纠正了我们党的“左”的错误，使中国重新走了上和谐发展的道路。

1、克服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片面性认识，恢复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到：“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这个发挥的工作是由毛泽东出色完成的。毛泽东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可见，与把“对立面的统一”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列宁相比，毛泽东看重的是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多次谈到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他说：“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⑨；“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⑩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理论是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他所谓的斗争主要指阶级斗争及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各种形式的对抗。这种关于斗争哲学的观点包含有一定的真理性，因为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党不得不对敌人采取斗争的手段。也正是由于个性、环境及斗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形成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这种模式，既是革命年代战胜强大敌人的致胜法宝，也给建国后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文革”之后，邓小平恢复了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克服了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片面性认识，审时度势，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抓住机遇，打开国门，使中国走上一条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快速发展之路。在国内，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把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目标上来；从国际上看，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世界各国、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因此，他摒弃对立思维模式，确立起以“双赢、多赢、共赢、互利”为特征的和谐思维模式。

2、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赋予公平正义以时代内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毛泽东亲眼目睹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他对贫富不均现象深恶痛绝，对绝对的平均主义情有独钟。这样一种理想值得称道。可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基础之上，在人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共产主义道德水准的前提下，在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没有使得劳动成为人的快乐的需要的情况下，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对公平的破坏，是对能力强、贡献大的人的不公平，是对人的劳动积极性的消解，是对社会正义的损害。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共同富裕又不是同时同步富裕，由此，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后富来达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现实条件，也为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

3、纠正毛泽东的人口政策，保证人口数量、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马克思恩格斯把人口自身的生产看作是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同等重要的四种生产方式之一，并强调这四者之间的协调共进。毛泽东一度对人口问题给予关注，但后来发生了较大的失误，中国由此背上了较重的人口包袱，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性，最终也阻碍了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的进程。邓小平及时总结了教训并调整了我国的人口政策。他提出，“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⑪邓小平人口思想的鲜明特征就在于强调人口生产的自觉性，为了人类自身的更好发展，人类必须自觉地调节人口生产，同时，下大气力提高人口素质。在邓小平的努力推动下，我国逐步走上了人口、资源、经济协调发展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超越还表现在他恢复了毛泽东倡导和提出的、但由于特殊历史原因中断了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比如，继承并丰富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想等，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矛盾的方针政策，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三、邓小平关于活力、稳定、代价问题的思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框架

1、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保持中国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当今世界各国都对以“充满活力”为特征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赞叹不已，这条道路的开辟正是在邓小平有关保持社会活力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是解放思想释放活力。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主要指从僵化的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从“极左”思想中解放出来。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的实质是打破禁区，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条条框框；是告别过去，对曲折历史和弯路进行理性思考，着眼现实，放眼未来，把人们的精力、能力、实力引导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在解放思想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国家形成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极大地凝聚和鼓舞了人们的精神和意志，使整个社会焕发出无穷的活力。当前，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攻坚阶段，面对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只有继续解放思想，让人们从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发展理念、行为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继续保持中国的生机与活力。二是市场经济激发活力。市场经济是注重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经济运作形式，市场经济不但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而且，通过利益调节，充分地发挥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是崇尚竞争的经济，竞争不断地激发着人的创业、创造、创新的热情与能量，是保持社会活力的源头活水。三是民主法制保证活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对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也是保证社会活力的重要方面。民主是激发人们参与积极性、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保障，法制是保障人们合法权利的现实力量。在当今世界，社会活力是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激发社会活力，调动积极性，既要靠解放思想，又要靠市场机制，既要靠发扬民主，又要靠健全法制。

2、稳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邓小平有关稳定重要性的强调、对不稳定因素的深刻洞察以及促进稳定的敏锐思路，对当前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和谐是高层次的动态的稳定。改革开放初期需要的是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这种快速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不受任何干扰的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发展的环境日益复杂，挑战日益严峻，发展的参照也不再只是自身以前的发展，而是要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益的更好更科学的发展，就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的稳定。所以，如果说，“稳定压倒一切”中的稳定强调的是为动求稳的话，那么，和谐则更多地追求一种动中之稳。2008年2月，距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命题将近二十年后，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一定要始终牢记，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没有稳定这个前提条件，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更不要说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⑫2008年12月，胡锦涛又提出“不折腾”的要求，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一折腾，无论是来自“左”的和右的折腾，都只能痛失机遇，延缓乃至中断我们的伟大事业。无论是和谐，还是“不折腾”，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稳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在变化。就国内来说，效率不够曾是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稳定的一大原因，而当前影响稳定和谐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公正的缺失。公正问题自改革开放初期已初露端倪，现在这个问题更为凸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各个领域的权力腐败问题、干群关系问题，既是人们产生公正焦虑的直接因素，又是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间接因素，所以，如何通过发展理念的调整、制度措施的建立健全来实现社会公正，保证公共权力的阳光运作，保证公民合法权益的真正落实，是维护稳定和谐的首要着眼点。从世界范围看，在全球化趋势愈益加强的态势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意味着机会多了，同时，也意味着风险与危机多了，对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冲击多了。因此，如何既保持中国自身的安定有序，又争取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是维护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

3、准确认识并正确应对改革发展的代价。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代价与发展的并存性，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伴生物。在邓小平看来，代价是与发展相对而言的，主要指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大体上讲，代价主要有三种，针对三种不同形式的代价，邓小平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不可避免的代价是改革所付出的成本，人们应当正确理解、对待和解决，比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难免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沿海内地之间的地区不平衡、先富后富的不平衡、效率与公平的不平衡，都属于这类。这些代价是预料之中的并通过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来调整解决。一些不易预料的代价是改革所面临的风险。为了避免更大的风险，邓小平主张用小范围试验的方法来进行实践，经验成熟以后再大范围展开，比如，建立特区、搞市场经济等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的。对一些事先没有料到但已经发生的代价，我们的主要做法应当是进行认真反思，采取措施，努力把损失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尽力加以弥补。比如生态领域里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再比如精神道德方面的道德滑坡、信仰失落等，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政治思想教育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代价是和谐之痛，一些代价固然会影响到一时的稳定和谐，但是，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曲折而踟蹰不前，而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来解决代价问题。有发展就有代价，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能够降低代价，以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是在继承邓小平代价观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反思得出的结论。

注释：

①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0、294、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④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6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⑫《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版，第76页。

A849.1

1671-2994（2010）02-0025-04

201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