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国飞

（浙江海洋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舟山316004）

试论晚清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

陆国飞

（浙江海洋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舟山316004）

晚清时期，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受翻译小说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了对小说的文学观念，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在创作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类型、形象塑造、人物刻画、叙事模式以及汉语白话语言等方面显现了文学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翻译小说催生了中国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转型。

晚清；翻译小说；现代性；转型

晚清时期，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创作现代性转型的影响是不可讳避的事实。近代中国，文学在继古典性衰败后而新的现代性形态尚未发生的这个断层间，翻译小说架起了连接中国文学古典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桥梁。尽管晚清译者运用了归化的手法译介西方小说，但翻译小说中所折射出的民主、自由、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和科学精神等启蒙思想，西方小说艺术形象和人物刻画的现代性、叙事模式的现代性以及语言文字的现代性等要素，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小说创作现代性的发生。

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晚清翻译小说所折射的文学现代性则是对其反叛的一种新传统。当我们谈及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时，不能不把晚清翻译小说造成的刺激与启迪作为中国小说嬗变的主要原因，并将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在中国文学近代性进程中，小说的发展数量最多，速度最快，这在“五四”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正如郭延礼所言：“翻译文学的出现，在文学观念上，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变化：一是动摇了中国士人在文学方面的自我优越感，感悟到了西方文学也有不少如《红楼梦》一样的杰作；二是翻译小说的大量存在，对扭转中国士人轻视小说的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把小说作为思想启蒙和宣传变革的载体的观点也首先受到外国小说的启示。在文学思想层面上，翻译文学也给近代文学以新的启迪：如外国文学作品的对民主、自由、科学的向往和礼赞，对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追求，对封建观念和旧礼教的批判，对尚武精神的倡导，也给近代文学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1]495-496

一、翻译小说转变了旧文学观念

中国封建政治家睁眼看世界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可为之作证。之后有严复的八大社科哲学的译著以及大量的西方科学文献的译介，但这些都没能改变中国小说家传统的文学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小说家的睁眼看世界要足足晚了半个世纪。

小说并非舶来品，我国古就有之，但是历来只被视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登不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是无学术价值、无多大意义的“小道”、“末流”、“虞初”、“雕虫小技”。然而，到了晚清时期，“大量外国小说的输入，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的价值改变了。”[2]23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严复等人在天津《国文报》上刊登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一文，初次阐述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价值。该文指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

如果说起初只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价值，那么以后接踵而来的规模盛大的外国小说译介活动则普遍改变了时人对小说的认识，对小说社会功能的强调和地位的提升有过之而无不及。1899年，林纾翻译的法国小仲马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就“风行海内”，“不胫走万本”，中国读者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外国也有像《红楼梦》这样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且感到文体新颖，比才子佳人小说内容意义更深刻，更感人肺腑，更纯洁高尚。这无疑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于是读者竞相购买，一时间“洛阳纸贵”，真如严复所感叹的“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随着翻译小说逐渐流行，时人看到了小说在西方社会的促进作用。晚清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日本、欧美各国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军事日新、国力强盛都得力于小说。他们纷纷撰文阐述小说的社会功能与教育意义。比如，邱炜薆的《小说与民智关系》和衡南劫火仙的《小说之势力》都认为外国民智之盛与小说普及大有关系。《新世界小说报社》发刊词也认为“有释奴小说之作，而美洲大陆创开一新天地。有革命小说之作，而欧洲政治特辟一新纪元”。[7]183陶曾佑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时的《月月小说》发刊词、《小说林》发刊词等都明确表示小说的社会价值。当然，这些观点大多含有文学的功利性。

在大张旗鼓地宣扬西方小说社会作用的同时，晚清知识分子重新估价了小说的文学地位。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加上外国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使人们对小说的文学观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视小说为低下的文学样式，而与诗文相提并论，甚至比诗文看得更高，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8]一文从文学语言的繁简、文学的古今、描写的蓄泄、语言的雅俗、叙事的虚实等几个方面来证明小说为一切文学样式之“上乘”。虽然这些观点过分夸大了小说的文学地位，但促使人们对小说的文学地位发生了新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旧观念，激活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从事小说翻译和创作的热情，极大地促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创作的繁荣，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少有的高潮。这种文学形势是与国外小说的输入、影响和接受分不开的。

二、翻译小说丰富了小说创作类型

戊戌政变以前，外国小说的译介可谓廖若晨星。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1840年到1872年还没有完整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外国小说。1840年《广东报》上刊出过《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它是一种英文、中文、拼音三者对照本，译者是一位名叫罗伯特·汤姆的英国人，这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1853年《天路历程》在厦门出版，译者也是一位外国传教士，此小说在1869年又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虽然上海《申报》在1872年刊载过英国斯威夫特的《谈瀛小录》（即《格列佛游记》的小人国部分）和美国欧文的小说《一睡七十年》，但是前者是个片段，后者是经过改变的，而且译者不明。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翻译小说是蠡勺居士（蒋子让）翻译的《昕夕闲谈》，1873年初由上海《瀛寰琐记》第三卷开始连载到1875年第二十八卷，后在187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二册，上卷十八节下卷十三节，书首为《昕夕闲谈小叙》。可以说，19世纪70年代初之前，基本上是中国的旧小说一统天下。

中国的旧小说种类不外是宣传帝王将相的历史小说、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英雄豪杰的英雄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宗教色彩的神魔小说等，其类型较之西方小说要窄得多。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后，至1911年，翻译小说的类型随之而完备，涵盖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小说的十七种分类，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小说类型。许多诸如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笔记小说等类型填补了我国传统小说类型的空白。

随着西方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翻译小说充当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前奏，成了我国小说创作和发展的原动力。据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附录二[9]343显示：20世纪最初几年，翻译小说压倒创作小说，其顶峰在1907年；而1908年之后，创作小说则多于翻译小说，而且创作小说的类型得到极大地拓展。仅就言情小说这一文类而言，域外言情小说的译介使中国言情小说发生了次分类，出现了惨情小说、孽情小说、烈情小说、妒情小说、哀情小说、艳情小说、怨情小说、幻情小说、苦情小说、侠情小说、奇情小说、痴情小说等。

翻译小说的繁荣影响和刺激了晚清小说家，为“新小说”创作和发展鸣锣开道。梁启超在其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启迪下，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宣传社会理想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随后出现了陈天华的《狮子吼》、怀仁的《卢俊魂》、春帆的《未来世界》等同类小说。这些政治小说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受外国社会理想小说影响而产生的创作小说，比较典型的还有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和陆士谔的《新中国》，这两部小说的构成分明是受到发表在《绣像小说》上的美国贝拉米的《百年一觉》或《回头看》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思绮斋的《女子权》、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侦探小说在中国无疑是个舶来品，晚清时期译得最多、影响最大的侦探小说要数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受其影响，中国近代出现了不少自己创作的侦探小说，比如近代较早出现的是李涵秋所作的《雌蝶案》，之后有吕侠的《中国女侦探》、傲骨的《砒石案》和《鸦片案》、马江剑客和天民的《失珠》以及名气较大的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另外，受外国教育小说影响，中国近代也创作了不少同类型小说，包天笑创作的《馨儿就学记》就是该类小说的代表。

可以想见，晚清小说创作发展的内在原动力及其变化得益于域外小说的刺激和启迪。我们不能否认，“五四”以后具有现代意识小说作家的成长也是得益于“五四”前域外小说的积极引进和借鉴。比如林译小说曾诱导一大批后来成为五四主要作家的青年学生倾心于外国文学。对此，周作人就毫不讳言地表明他以前从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林纾的影响，“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林译小说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我个人还曾很模仿过他的译文经”。[10]尽管近代翻译家的译文后来屡遭非议，但这一代译著家睁眼看世界的热情，以及以域外小说为榜样改造中国小说的胆识，却的确使后面几代作家受益无穷。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作家的现代意识的成熟是站在近代翻译家肩膀上取得的。

三、翻译小说拓展了小说创作的表现手法和题材

众所周知，中国的长篇小说是由话本或说书演变而来，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长篇小说特有的程式和老套，比如章回体、回目诗，起句“话说”、末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人物描写、美丑形容，词语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特征；鲜有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叙事方式往往以第三者全知叙事，根本见不到诸如倒叙、插叙、推理、分析、旁白、独白等现代小说艺术表现手法。传统旧小说表现手法起先也极大地影响了晚清时期的翻译小说。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翻译小说采用“归化”策略，删的删，增的增，改的改，尽其所能沿用传统小说套语套话，沿用旧小说的叙事模式，但随着晚清译者逐渐对翻译性质的认识，这种翻译风尚得到很大的改观，翻译小说逐渐忠实于原著，力图体现原著的风格，使读者真正了解原作所表现的内容。

从叙事方式来看，晚清的创作小说努力汲取外国小说的营养，逐渐趋向现代意识，打破了古典章回体话本的叙事樊篱，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比如苏曼殊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就不再有章回划分，没有回目诗。在叙事时间上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直线、连贯叙事的模式，很多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吴趼人创作的《九命奇冤》就是一例，该小说的开头就是模仿了周桂笙翻译的法国作家鲍福的《毒蛇圈》对话式的开头。在人物塑造方面，受翻译小说的影响最为显著，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重故事情节、轻人物肖像和心理描写的叙述模式，开始重现人物塑造和心理描写。比如，曾朴创作的《孽海花》虽然还有回目，不过在人物塑造方面倒是借鉴了外国小说的方法；吴趼人创作的另一本小说《恨海》也模仿了外国小说心理描写的方法。这些变化我们都可以在本文第二节所列举的创作小说中找到印证。晚清创作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受翻译小说的影响，晚清创作小说的题材越来越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有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问题的，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品，对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特别是官僚、地主买办的胡作非为作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反映了人民群众不满现实、要求改革的思想愿望，对促进人民反封建的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有描写违反封建礼教的爱情，如符霖的《禽海石》批判了孟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青年男女造成爱情悲剧的罪过。把反抗的矛头直指父母包办的家庭专制，其思想无疑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还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等都体现出批评家庭包办婚姻、渴望婚姻自主的新思想。言情小说力图避开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模式，转而描写社会诸如和尚、寡妇等低层人物的爱情。

四、翻译小说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白话创作

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现代语言变革，而语言的变革直接影响到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转型。众所周知，我国古典性文学是以古代汉语文言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而中国的现代性文学则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

客观地说，晚清初期的白话尚未走向成熟，多数翻译小说采用的语言还停留在文言或浅近的文言，成熟的现代白话文文学作品当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志。虽然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都是文言长篇小说，却成了白话创作小说的始作俑者。正当晚清各阶层知识分子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间，或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及题诗，大谈特谈，一致赞扬《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的时候，阅读古文有困难的小职员和小市民便有望洋兴叹之感。于是就有好心人为了帮助普通市民扫除语言障碍，把《黑奴吁天录》演述成了白话文本《黑奴传》，解了普通市民阅读之渴。晚清翻译家们看到了白话翻译文本具有更大的读者空间，白话翻译小说逐渐增多，文言翻译小说相对减少。比如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徐念慈、伍光建、吴梼、周瘦鹃等在译介外国小说时大多用的是白话文。

白话译本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域外小说所反映的许多现代事物，无法在古文中找到适当词汇加以表达，因此，当时的译者只好用白话来表达。一些在翻译小说中所出现的新名词、欧化句式、日式语法、倒装句式、修辞风格以及各种标点符号等，在潜移默化间被创作小说吸纳，从而产生出一种具有一定时代性的相对统一的白话文体的创作小说。比如最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使用的就是这种白话文。既是翻译家又是创作家的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他们的译文和创作，一并采用白话文体。由此可见，晚清翻译小说对当时创作小说语言的变革功不可没。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晚清翻译小说现代性向度引领了中国创作小说朝着现代性发展的总体路向，为当时的小说家们搭建了观察世界、审视社会和自我的平台。通过对外国小说家提供的艺术摹本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方法到情节结构和文学素材等进行吸纳与整合，逐步地实现小说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这么说，是译介的政治小说教会了新小说家如何抒发议论，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激发了新小说家如何更好地讲故事，社会小说则教会小说家如何发掘新的小说题材。从中国近代作家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清楚地感受到翻译小说对他们的影响和启迪，以及在这种影响和启迪下中国近代作家思想观念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深化，中国近代文学在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翻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它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转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中国文学一起，承担了近代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因而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如果不考虑晚清翻译小说的影响和作用，不强调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1]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195-196．

[2]施蛰存．导言[M]//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上海书店，1990．

[3]几道，别士．本馆附说部缘起[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9．

[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9．

[5]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9．

[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9．

[7]新世界小说报社·发刊词[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9．

[8]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J]．新小说，1903(7)：1．

[9]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M]//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721．

On the In fluence of Translated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upon the Modernity Transfer of Chinese Novel Creation

LU Guo-f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04,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the translated novelgreatly influenced themodernity transfer of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novels inmany aspects．Influenced by translated novels,Chinese intellectuals firstly changed their literary attitudes towards the novel,thus raising the literary position ofnovels．The Chinese novel began tomanifest its nature ofmodernity in such aspects as the ideological content,categories of themes,portraying of artistic images,depiction of characters and narrativemode aswell 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vernacular．In this sense,we hold that itwas the translated novel that caused themodernity transfer of Chinese novel creation．

late Qing Dynasty;translated novels;modernity;transfer

book=9,ebook=33

I207.42

A

1008-8318（2010）03-0020-05

2010-05-12

浙江省教育科研“晚清社会语境下的翻译小说研究”（编号：Y200804969）系列论文之一。

陆国飞（1959-），男,浙江舟山人，教授。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3]12开始强调小说“使民开化”的作用。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也明确表明小说的教育作用，他认为小说“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并指出，“仅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4]13梁启超对西方小说更是推崇备至，他（1898）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说，“彼美、英、德、法、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5]23极力主张小说的社会功能。为进一步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他进而在1902年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就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