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蕊（本刊特约记者）

中国外交转型中的九大挑战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逸舟

□黄蕊（本刊特约记者）

当今时代总的发展是进步的、积极的，单纯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只是对历史的一种重复、循环的看法是非常局限的。但是，进步的发展和传统的强权政治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呈现的是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国际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既有进步的，同时也夹杂着诸如地区冲突、地区热点多样化、宗教之间矛盾激化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与变革。中国作为新时代迅速崛起的大国，既有别于老牌大国的崛起模式，也与一般的崛起大国不同，如印度、巴西等。中国是一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很多磨合，从过去的“造反派”变成现在的积极参与者。二者之间虽有较量与摩擦，但更多的是融合、协调。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内部和外部背景下，中国外交的改革不仅要适应，而且也面临着一个千年之变，面临着转型。那么，中国外交如何转型，如何适应世界的潮流，如何更加紧贴国内的发展变化？带着种种问题，本刊特约记者不久前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逸舟。王教授对中国的外交在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九大挑战做了最新阐述。

挑战一：如何保护日益扩展的、愈趋多样化的、逐渐分层的海外利益。

中国海外利益的多样化和分层过程并非是线性的扩展过程。过去这个问题在中国外交中微乎其微，因为中国过去的外交基本上都是礼宾外交、首脑外交、战争与和平重大议题外交以及保障边界主权外交。然而现在，我们的外交更加注重“人”。这里的“人”不再只是领导人而更多的是普通人。当代中国外交提到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主调，是时代的一个进步。历史将会证明这是一个重大转型的开始。但是，落实“以人为本、外交为民”还有一个不乏艰难的过程。如何保护海外的人、财、物，便是其中的一个挑战。

首先如何保障“人”的利益。这里的人涉及了各种各样的人，像留学生、出国打工人员、旅游者，甚至包括非法移民。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背后承载着成千上万个家庭和亲人。以旅游为例，1995年中国出国旅游人数为450万人次，2009年已超过4000万人次大关。目前中国已同近140个国家签署了国家级的双边旅游协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估算，再过十年，即到2020年时，中国大陆每年将向全球输出至少1.3亿人次的游客，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旅游者出发地。这生动地反映出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仅仅追求国内的温饱迅速向全球扩张，其势头甚至超过了美国在18、19世纪进行的西部拓荒。中国不是单一的大陆，也不具有单一边界。他的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哪里有矿藏，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中国人。中国外交面临着从过去仅仅保障领袖人物的公干到保障普通人的各种利益；从保障抽象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到现在要保障千千万万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各式各样的权益。

与传统的西方大国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未在海外设立过自己的殖民地或军事基地，中国的海外领事保护机构相对那些老牌大国而言比较弱小，因此在处理日益增多的海外突发事件时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有位领导同志曾经在一次有关海外利益保护问题的专门会议上指出，外交部门现在一天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报警比过去一年的还要多，而且多数是我们无法处理的。

从“财”的方面说，中国在海外的存款、现金、投资等越来越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划和保护。中国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大批公民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也有了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实力。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公众和企业都希望到国外去规划、发展自己的资产，于是这个“财”就会大量地流到海外。非洲国家、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都感受到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收购者和资金动向是最值得关注的。谁得到了中国的资本和中国金融的关注，谁就有了经济发展的前景。这样一来，中国的“财”怎么保证呢？温总理曾提到，中国在美国的8、9千亿美元资产随着金融危机的席卷，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缩水了。更糟糕的是中国还要不断往里面追加资本，用几十亿、几百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在商务部的“十二五”规划研讨会中可以发现，管理全球资产投资的商业部门，并没有和军方以及外交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形成一个理想的合作、协调、共存的状态，而基本上只按照单一的商业行为来运作。然而事实是，这个商业行为无法在今天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达到目标。比如中国的货物在外国被无故焚毁、没收。

“物”就是指物流、海上通道以及能源通道。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购买海外铁矿石、石油、铜等原材料最大的买家。从月球上可以看见全球石油的管线、铁矿石的运输通道大多都是汇聚到中国来的。换言之，中国是最大的物产吸收者。于是就有了如何保障海洋通道安全的问题，如防止海盗的袭击。另外我们的国际法知识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协调能力也不够成熟。例如，在处置海盗的方法上，当地没有相应的协商配套机制，还存在语言障碍等问题。所以保护海洋通道安全、保障我们的货物安全、保障大量的国内外物流的安全对中国接下来的外交发展也无疑构成了一大挑战。

挑战二：善于解决新形势下不断增多的涉及诸国的主权纠纷。

新形势有几个内涵，首先，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全球范围开始了新一轮的“蓝色圈地运动”。其次，传统的强权外交，即大国容易得手，小国容易丧失主权的情况很难像过去那样重演。国际法、国际联盟以及各国外交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使主权纠纷的解决存在着各种可能性。第三，中国面对的西太平洋区，是全球主权纠纷交叉重叠最多的一个地区。因此在这三方面背景下，国际新形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挑战。换句话说，一个崛起的大国既不想丧失主权，又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武力，通过搞强权外交来威慑别国，在这二者之间掌握一种平衡是很不容易的，弄不好就会使主权问题激发国内甚至有关各方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纠纷最多样、最复杂的国家，在处理这种矛盾时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干部、公众、知识分子，一定要对新的形势有深刻的了解。过去人们经常说中国有14个邻国，其实这里是指接壤的邻国。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定数量的非接壤邻国。随着海洋重要性的上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各国都在向外拓展自己的海洋权益。我们现在的主权纠纷也是多半发生在非接壤邻国，如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另一个需要加以更新的知识就是我国国土面积。过去经常讲960万平方公里，事实上我们还应该更加关注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中国的权利，因此新的海陆国土面积应该是1260万平方公里。保护海陆国土就成为我们新时期需要重视的问题。

海陆国土的保障方式不一样，陆地国土的保护基本上就是屯兵以及击退任何可能的入侵。海洋国土没有那种泾渭分明的状况，海上的经济区、领海有很多在无害通过、无害使用的状况下可以被视为国际性水域的。最近在涉及我们与东南亚以及东盟的纠纷时，就涉及到一些国际通道海域，这样就为这个地区的主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过去陆地纠纷是我们安全防范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威胁来源。然而在新形势下，陆地上的形势趋于安稳，海洋上的安全纠纷陡然增加。有些国家想使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界外的一些大国甚至将问题弄得更加难解，从而对中国形成牵制、围堵与防范。这些纠纷主要起源于海洋蕴藏的巨大能源。海洋权益必然出现某种交叉重叠，出现很多摩擦和纷争也在所难免。而这些很容易触动各国内部的敏感神经，再加上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恩怨。现如今哪一个外交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表现得稍微软弱，就会招致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使外交上的一些问题很容易转变成国内的政治麻烦，甚至引发动乱。

如最近，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围绕南海、黄海、东海出现的形式不同、时间不一的紧张态势，虽然没有引爆军事上的对峙或对抗，但却使我们的周边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化。一种解决的方式就是加强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力量甚至动用军事手段，以对抗或威慑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主权甚至是夺回有争议的地段。近期这样的看法在升温，尤其是当美国的航母进入了南海，或是在军事演习时接近了黄海的时候，这种声音就尤为强烈。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解决方法并不是唯一的。中国不能碰到任何问题都以武力的方式解决，中国还要学会打组合拳，可以通过外交上运用一些巧妙的方式化解矛盾，或者在加快国防现代化步伐的同时，增加对邻国和周边地区友善的投入。越是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把处理问题的过程简单化，尤其不能简单地、一味地追求强硬，因为从这方面可以直接体现一国的外交能力。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担心的地方就是不管外交部门能不能解决，不管问题的本身是不是核心，都被说成是核心的利益。这种说法听上去非常鼓舞人心，但实际上却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种消极的阻碍作用。将所有问题都放在“核心”的天平上，结果带来的是认知的模糊，反而不能注重最关键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一定要下好地区一体化这盘棋。地区都没搞定，何谈全球？地区一体化是一个台阶，也是必由之路。当你把周边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协调起来，虽然名义上还不是领导者，但当别的国家承认你有大国的风范，承认你是一个值得尊重和亲近的大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再向全球迈步就比较有说服力。如何处理未来愈趋多样的主权问题，不仅对于外交部门来说是责无旁贷，对于大众媒体的宣传、公众和政治人物来说也值得好好思考。如何用一个比较恰当的方式，而不是那种宣泄式的、伤害式的方式得到更好的效果，将是中国外交在转型期应该加以思考的又一大挑战。

挑战三：应对三股势力所引起的中国外交上的各类麻烦。

从中国整体而言，安全态势呈现一种“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趋势。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三角，包括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这三块所构成的东部安全三角问题是我们在过去十年将外交重点放在东部的主要原因。如今东部的麻烦虽然没有消失，却是可控的，危机在未来不会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台海方面，我们有信心掌控住。朝鲜半岛方面，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是无论是无核化问题，天安号事件，还是未来南北之间的磨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信心推动朝鲜半岛向更加稳定、和平的方向发展。关于南中国海，邓小平当年说的“要尽可能搁置争议”的基本方针我们还是要坚持。总体而言，未来十年到十五年东部的安全三角还是可控的，关键看我们自己如何发展。只要中国保持强大，这三个地方就不会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西部，特别是中国西侧的区域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整个“伊斯兰弧带”在不断地升温。这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一个大的趋于恶化的动向。特别是“9·11”以后，布什主义不断地打压和占领，导致“伊斯兰弧带”乱象丛生，热点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层出不穷。从过去比较少的几个点，像中东，巴以问题，扩展到伊拉克、阿富汗、非洲北部甚至各地出现塔利班化的现象。不仅阿富汗本土的恐怖组织变得更加难以收拾，而且邻国以及遥远的非洲地区也形成了新的恐怖组织。一些宗教的、民族分裂的、恐怖主义的极端势力，像打了吗啡一样变得十分兴奋。而这些地区的温和的政权以及社会势力却对此无能为力。这方面的矛盾在近十年会呈现一种不断升温的态势。

这样一种势力不断地向四处蔓延、升温，先是在弧带上激化，然后向四周扩展，在非洲它向撒哈拉以南的方向扩展；在西亚北非它向欧洲方向扩展；在中亚和南北高加索一带，它向前独联体地带扩展；在中亚、中国的西部它在向东扩展。我们所说的东突就是这股势力的一个分支。这些麻烦在中国已经呈现出一些危险的势头，如发生在中国新疆的“7·5事件”。在事件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某些国家的民众，批评中国汉民族政府对新疆进行同化政策，搞种族屠杀，掠夺资源。而在国内如热比娅等疆独分子和其他一些未知势力也在遥相呼应。

跨界民族矛盾是世界上比较难解的一种矛盾。与日本、韩国等国家不一样，中国有很多跨界民族。其中包括一些中亚的民族，如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国的跨界民族矛盾在近两年开始凸显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某些外部分裂势力和内部不满的力量结合起来。他们大力宣扬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化是汉人的现代化，是强化汉人地位而弱化少数民族。被剥夺了资源的少数民族，像当初的印第安人一样遭受种族欺负”。在热比娅写的自传里，满篇都是类似的论述。虽然在专家学者和中国大多数人看来显得荒谬，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宣传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处理好“台独”、“蒙独”、“鲜独”、“疆独”、“藏独”这“五独”问题，是中国新时期外交的巨大挑战。除了“台独”在近些年有所控制以外，其他的“四独”都将可能面临不断地升温，从而对外交和安全部门构成压力，有些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从世界方面来看，处理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方式不太一样。因为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者是混迹在公众之中的，有些是以宗教或少数民族人士的面貌出现。因此，传统安全的应对方式就像“大炮轰蚊子”一样使不上力。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健全社会内部各种机制，从而使矛盾逐渐地缓和。近期中央政府提出了要大力加强西部大开发力度，向各省市下达了援疆任务。虽然有一些政策性的跟进，但是这种势头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未来还会有复发的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如何去处置这些跨国的、跨区域的，主要存在于中国的西部，部分存在于中国西北部的跨界民族矛盾将会成为一个新挑战。

挑战四：如何提供更多的战略外援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历史上看可以分为不同阶段。建国头三十年，基本上是革命性外援；第二阶段就是后三十年，这段时间的外援主要是商业外援。如今的外援开始了第三阶段，即多方面的综合性外援。它既不再是传统的革命外援，也不再只是简单的商业外援。它首先要求加强战略外援投入。所谓战略外援投入就是指那些与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相关的外援，包括军事的、战略的、周边关系的、主权的、大国关系等基于多种因素考虑所实施的外援。对外援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各方面战略目标。中国最近给了巴基斯坦1亿多，去年给了6000多万，不仅为了救灾和救助难民，也反映了中国同巴基斯坦长久以来的战略利益关系，因此投入就比一般的外援大得多。然而，现在中国战略外援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对于战略外援的规划也缺乏更为长远、更为清晰的战略目标。

此外，综合性外援还需要向世界提供更多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它需要国际的视野、国际的胸怀和国际的承诺。这里说的公共产品是国际都能够共享的来自于中国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产品，比如联合国的会费、维和部队、青年志愿者以及扶贫项目等。如今我们的军队是全球最重要的维和力量之一。中国国家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国际救援队”2001年成立，2010年从220人左右扩编为480人，包括工程官兵、医疗专家和地震救援专家三部分人，具备专业技能与英语两大本领，拥有投入两亿多元、占地200多亩的训练基地，是亚洲第二支获得重型救援队资格的队伍。在这些方面的投入不仅可以改善中国的形象，也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否则在世界上，中国就有可能以经济怪兽的形象崛起，可畏而不可亲。而这方面的投入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向心力和国际话语权。

然而中国战略外援方面的投入占我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相对较小。联合国规定外援占国民收入应不低于0.7%，而中国的外援支出现只在0.4%-0.5%。而这个支出比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在下降。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对称。这也和中国民众不断提升的国际意识，以及和政府提出的“做负责任大国”的口号不匹配。

中国的外援除了物质性的、资金性的以外还应在非物质方面提供得更多。例如在国际舞台上提供各种国际协议、条约、文本等。此外中国还应该增加在国际组织中的投入，应该有中国人反映自己的思想和诉求的国际决议文本及公约。这方面的工作无疑也将是中国未来外交的重大挑战，同样也对现代外交官提出了新要求。

挑战五：更加积极、富有创造性地丰富“不干涉”原则。

传统上，中国一直奉行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外交依然要坚持这项原则。从另一方面讲，在新的时期、新的条件下丰富这种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介入”学说以及建设性的调停学说并加以践行，是中国外交解决层出不穷的地区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口。当今国际上有一种非议，认为中国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要别人的资源，对很多暴政不闻不问，如对津巴布韦、缅甸、朝鲜、古巴等边缘性的政权。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礼遇是因为他们拥有资源。这种看法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需要说服世界相信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用一种创造性的方法来对待有麻烦的国家。坚持市场及战略原则，坚持传统的友谊和道义原则，坚持有全球进步的责任意识原则，从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创造性介入”学说。由此进一步将国内民众不断增长的国际意识传达给世界，表明中国也愿意为世界矛盾的解决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水资源匮乏不仅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通过对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内部的水资源需求，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其与城市公园景观之间产生的供需矛盾，为维护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城市公园景观的雨水利用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其目前存在雨水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并且存在较严重的水资源浪费现象。因此，地方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城市公园景观对雨水进行利用，使其应用于城市公园的铺地、绿地以及景观设计等多个环节中，以此促进城市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外交官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总体而言，我国现在的创造性介入还是发展不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我们的外交很多时候态度还是比较消极，经常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因此我们的外交官既要在很多麻烦地区和国家有耐心，而且在不同的领域，如全球贸易谈判、全球气候谈判、全球核不扩散公约以及联合国改革方面，积极地发挥创造性介入的能力，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开拓更广阔的天地，既为本国也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挑战六：学会和“社会的世界”打交道。

当今的国际体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三维的体系，即经济的世界、政治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改善大国间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在经济的世界如鱼得水，短短三十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然而在社会层面，我们欠缺的依然很多，特别是不太熟悉非政府组织NGO的复杂性，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各国的“新社会运动”。

中国对这种社会的世界还是认识不足。国际社会也同国内社会一样存在着不断分层化、多样化的趋势，只是情况更为复杂、更为多样、层化更加严重。现在很多的国际政策出台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团体合力的结果。在联合国未来的发展中，除了有各国政府，还将会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去发言、去造势，甚至参与某些决策的制定。在世界很多热点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形形色色的NGO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中国外交不能仅仅聚焦于自己熟悉的政府层面和“二轨”层面，还应该学会和社会的世界打交道。对于那些跟政府对着干的组织，也要学会去面对，去做工作。

中国外交官傅莹在英国等国家，在公共外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深得国内外民众的好评。她不仅能够出色完成传统意义上作为驻外大使的政策传达、事务交涉的任务，还与驻在国媒体、公众及NGO打交道,进行社会性“公关”。中国的多数外交官还没能做到这些，不愿意和社会的国际打交道，只是进行官方交涉，将领导安排的任务完成了就行。很多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也反映在与外交部门接触时，外交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好，官僚化、简单化的工作作风。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不能被忽略。中国做好社会的国际外交，不仅是一种外交博弈的要求，也是国内未来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

挑战七：增强中国外交的内外公信力。

外部公信力是指对于外部而言，中国宣示的那些理念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信服。内部公信力是指老百姓对于中国外交人员所说的话是否相信。假设把外交官、大学教授、法官、律师、医生这些显赫的职业放在一起进行测评，可以想象外交官应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职业。但是，如果再搞一个关于中国外交公众满意度的民意调查，多数人可能会觉得中国外交主动出击得太少。当前中国外交的公信力是有问题的。虽然有很多作法是国际环境使然，但却没有得到公众的满意和认可。这里就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的决策过程是否让公众参与了？让社会各个方面了解了？我们的解释是不是充分？公共外交的效果如何？

这些年，中国外交在这个方面有了一些改进，如设立公众活动日，开放一部分外交档案，派遣外交官到一些地方做报告等等。但这些远远不能解决内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在外部也是同样，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和谐世界”的具体含义并不太清楚。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提法就是在忽悠人，一旦碰到实际的主权争端、贸易争端、利益争端的时候，“和谐”就没有了。如何让外部世界相信中国所讲的“和谐世界”是真的，以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是可信的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我们常说外交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实际上，国家利益是很复杂的概念。人民的利益也不是简单地就能代表。农民和工人诉求不一样，沿海和内陆的诉求也不一样。现如今钢铁、石油等行业的声音很大，但是有的时候，声音大不一定就是对的，这也牵扯到外交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要善于学习和了解不同的声音，要了解社会公众复杂的构成，从而使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得到保障。

挑战八：深化外交制度的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外交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变化。领事保护制度的范围在加速扩展，任务越来越重。海外的各种遇险事件，各种危机频繁发生也给外交部门增加了不少压力。中国外交对于应急管理也不断地加以重视。最近几年的政策研究部门也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与学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沟通，将自己的研究与学界不同方向的研究相结合。中国外交部门也在学会运用网络平台做工作，从而保持与外部进行有效的沟通。

然而军方、商务部门和外事部门的协调还不够充分。例如在南海、黄海、东海的军事演习，军方认为自己有权利自主行事，但外交部门却丧失了充分的讨论时间。在制度上能否建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国家最高安全机制，从而统筹国家的军事、外事与对外商务，这对整个对外关系相关部门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另外，我国外交部门组成人员还是以外语、外交方面人才为多数，其他方面人才的来源很少。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有一个类似“旋转门的机制”。外交部门有学国际关系方向的，也有来自商务部门的，来自国防部门以及政治舞台上的人，他们在外交部门的旋转门中进进出出，而且这个门旋转的速度很快，很灵巧。这样的好处就是使各部门消减各自的部门利益，以更加开阔的眼界，更加丰富的知识不断地对外交事务进行思考和改进。

如何消除政策过程和学术过程两张皮的现象也是一个制度难题。从我们的教科书可以发现，我国外交的教学研究还是缺乏现实感。很多活生生的现实，例如创造性介入、领事保护、外交制度变迁等问题很少反映在教案里面。另一方面，外交部门的实际决策过程，也没有得到学者和教育部门足够的支持。外交部门和学术机构互相合作的机会目前还是比较少的。这些年来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改进还是不够。尤其在重大问题上，外交部门更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如，安理会的改革、全球气候变化的方案、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的议题设置，以及周边安全的主权纷争的解决等。在这些方面，学者们很可能提出一些不同于外交部门的思路，虽然不一定有很强的操作性，但是能开拓中国外交的想象空间，从而增加外交决策的科学性。对于学界，也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把生动活泼的外交现实、外交过程纳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使国际关系相关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帮助提高中国外交实践能力。

挑战九：深入理解国内政治结构及其他背景条件，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内政和外交必然呈现出一种与发展相对停滞的国家所不同的特点。对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治理，都有不同的认知。中国外交转型必须首先要更好地认识我们国内的政治背景，明晰国内的优势和不足。这样，中国的外交官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就不仅能够轻松自如地解说中国的发展，而且能够据此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中国外交的内政基础有其很强的独特性，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外交的前提，还有公有制经济和社会公平分配的要求。另外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民族间的差距等都有自己的特点。所宣传的也不仅是马克思、列宁的意识形态，还有中国自己的古代传统，当然也不排除西方的很多影响。如何让中国的社会去适应这种多重身份，即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核大国、全球最有活力的市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以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政治大国。同时，国内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比较紧张。多维度，多层次的不同因子构成并催生了一个大国的转型发展。

外交官也要保持对于国内的政治状况的学习，而不只是一味地关注国际形势。中国的外交不再仅仅是对外层面，还是一个双重的博弈。一个外交政策的做出，需要相关部门的支持，同时和国外的交往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内一些利益的角逐。外交是一国国内政治的外在表现，它的最终结果既是国际关系中各种角色的互动过程，也是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角力的结果。因此，深入理解国内政治结构及其他背景条件，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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