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

唯有政改 方可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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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此时，我国经济外部正笼罩着货币战的阴云；而在内部，“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节能减排指标实现的难度很大……各种社会矛盾较先前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之情势。

中国下一个五年究竟该怎么走，自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今天，所有的疑云在五中全会的发布声中被赶得烟消云散。优化调整经济结构依然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词。这说明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经济结构调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决策层的视野，但让人遗憾的是却未曾取得想象中的转折性进步。这不仅显示了调结构的艰难，同时也预示了调结构的迫切性。实际上，作为先导性改革的资源价格改革已经启幕，目前，石油、天然气、水电等价格改革步伐也已明显加快。

中国已经确定将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让百姓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可以相信，“十二五”期间，以公平公正为主旨的社会改革也会逐步深化。其中包括医改、教改和社会保障改革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虽然头绪万千，但也都已破题。比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此前就说，中国新医改启动一年，已经建立了覆盖90%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体系。

社会领域的改革，有赖于经济的长期稳健增长。各种保障体系的建立，无不意味着各级财政持续的投入；各种社会矛盾的消解，各种权利关系的理顺，背后也常常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关系。政府需要以真金白银填补欠账，以达成社会利益群体间的均势。一旦经济增长后续无力，各种社会改革就很可能功亏一篑。

我们已注意到，在社会领域改革分步推进的同时，经济改革的深化正如履薄冰，步步艰难。对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坚守，屡屡让步于行政管控的实用主义；破除国有垄断，过去十年间决策层三度发文，文件级别一次高过一级，但是不尽如人意的效应却依然成了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危机后无可回避的现实。即使在社会领域，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时常受到公权力滥用的袭扰。而这却往往打着“保稳定”进而保经济增长的名义。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正在弱化。何以如此？经济内部动能的释放，过去是通过放松管制实现的。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民间资本的认可，体现在有节制的承认经济自由，并为经济自由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这才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繁荣，不过却难以护佑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的成长。

优化调整结构意味着利益的重整，尤其是民间企业要获得更自由的成长空间。但是这将可能再次受制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僵化和后退，受制于官本位、权力本位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由此，唯有政改，方可解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曾经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这是邓小平的远见，也是他未竟的改革事业。过去数月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五谈政改，或已表明决策层对此已有清晰而坚定的认知。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社会改革也不会获得成功。由此，我们期望，“十二五”规划能够打开政改通道，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事实上，无论经济改革打破僵局，或者社会改革取得突破，都需要政治改革的保驾。

一句话，一个真正和谐的中国社会，也必然要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