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飞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近年来，学界对苏区精神的定位、内涵、历史和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苏区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贡献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想就这一课题谈些初步的看法。

一、苏区精神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P43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正是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的典范。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但是，革命的道路总是充满了曲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直到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局面始有所改观。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共局部执政的开始，也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大实践成果。而这一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早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就针对党内存在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明确指出：“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2］P99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毛泽东从形势和实际出发，一方面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的主观力量的悲观主义，从而初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他始终坚信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不无诗意地写道：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帆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P106。

然而，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受到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排斥和冲击。为此，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其中最著名的是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一论著中，毛泽东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首先，毛泽东强调了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2］P109他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就像 “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其次，毛泽东批驳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而教条主义不怎么看，他们只知道读“本本”，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不从实际出发，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111在强调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2］P115

最后，毛泽东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内容，总的来说是某一问题的“现状”和“历史”，是“社会经济调查”。他还以调查农民成分、商人成分为例，指出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目的，他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2］P113

至此，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方向，也为毛泽东思想最终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二、在苏区精神指导下的局部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中央苏区历时3年之久。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在领导各地建立根据地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了各项建设，不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满足革命需要、改善群众生活。革命斗争是十分艰苦、残酷的。一方面，广大军民需要有充足的给养来完成革命事业。另一方面，敌人又千方百计地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此，苏维埃政府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明确提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社运动。”［3］P325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1930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在总结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不仅很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也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如1933年6月开展的查田运动，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建设，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同时，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开展合作社运动，不仅保障了红军的给养，也改善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据1934年2月统计，消费、粮食、生产3种合作社，发展到1.2万余个，社员57万余人，股金 62 万余元。［3］P621

第二，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扩大革命力量。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制定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及一系列贯彻执行这些法令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比如，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等。在两次苏维埃大会期间的两年多时间内，中央苏区就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苏维埃中央政府还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壮大革命力量也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从1932年2月至1934年7月，苏维埃政府开展了3次较大规模的扩红运动，扩红总人数约16万余人。在扩红运动中，兴国县动员5000余人组建模范师，动员2000余人加入工人师，动员1000余人参加少共国际师。在兴国经验的带动下，各地掀起了扩红运动的热潮。据统计，江西兴国县长冈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0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8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3］P304

第三，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促进社会进步。为提高红军干部的素质，苏维埃政府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许多干部教育学校，出版了 《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30多种报刊。广大群众的文化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据江西、福建、广东3省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19万余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14万余人；有识字组312万余个，组员15.5万余人；有俱乐部1656个，成员4.9万余人。［3］P329在社会方面，进步也很大。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普遍成立了工会。到1934年初，工会会员有14.5万人，占各根据地工会会员总数的58.6%。农民分到了土地，失业工人得到了救济，苏区工人还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

中央苏区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很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也丰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从而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措施的制定、实行及其积累的局部执政的宝贵经验，为毛泽东思想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三、苏区精神所体现的创新特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

苏区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实践化，建立局部政权并局部执政的创新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精神所体现的创新特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

一是以强烈的创新意识为前提，创造性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4］P40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与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苏区时期，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国情，系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首创精神，也反映了他们的巨大理论勇气和深邃历史眼光。

二是以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为基础，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非常重视创新必须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苏区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把得来的理论成果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去。他形象地把工作方法比喻成“过河”用的“桥”或“船”，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P139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工作方法呢？毛泽东认为，就是“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其实质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对于善于调查研究、开展负责的模范，毛泽东是大加赞赏的。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2］P140而对于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做法，他又是一直摒弃的：“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2］P109他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苏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无不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践的理论品格。

三是以缜密的创新思维为依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初步阐述了苏区精神的一些基本点。比如，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2］P138的宗旨观念、“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意识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等。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反映出老一辈革命家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精神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正如胡锦涛在2003年8月视察赣南老区时所强调的那样：“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5］○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江西日报［N］.200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