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红山文化是已定居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一种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1]，它分布于东北西辽河、大凌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包括赤峰西水泉、建平牛河梁、胡头沟、三官甸子，喀左东山嘴等。红山的玉器工艺水平和造型均高于陶器，更集中的反应出红山文化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发展水平[2]，而动物形玉器是红山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述动物形玉器包括动物形雕塑和包含有动物元素的器形两大类。

一、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的考古发现

参考红山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进程，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的考古发现基本可分为以下三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一时期由三星他拉村发现大型玉龙始，通过文物普查发现三官甸子、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这一阶段并没有进行系统发掘，多是采集品，故玉器的出土位置不详。具体发现情况如下：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拉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在距地表50-60厘米处挖出一“C”形玉龙，墨绿色，体蜷曲，琢磨光洁圆润，细部有浮雕、浅雕的表现手法。造型比商周玉龙简略，表现出较多的原始性。大型玉龙的出土引起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关注。[3]

1973年，辽宁阜新胡头沟是首次发掘确切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随葬品多被群众取出，出土玉器15件，其中玉龟两件，淡绿色。标本M 1：6龟背近椭圆，脊正中穿一孔，长4.8厘米。标本M 1：7，雕出目、口、爪等细部，龟背近六角形，腹面有一对穿孔，长3.9厘米。玉鸮两件，正面展翅形，背面有穿孔。玉鸟一件，白色，正面展翅，背面横穿小孔。鱼形坠两件，片状，表层为绿松石质，头部穿一孔。[4]

1979年，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头山遗址出土11件玉器，其中玉鸟一件、玉猪头饰一件，两端雕刻一大耳，中间为三个直径1.9厘米的圆径，下有四穿孔。[5]

1981年对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进行调查，共征集采集玉器一百余件，多为淡黄绿色软玉。其中玉蚕4件，均有阴线纹、凸弦纹和钻孔，长7.8-9厘米。龙形玦一件,素面无纹,颈部有穿孔。鸟形饰一件扇尾用凹凸纹表示，腹部有弯月形阴线，长2.5厘米。玉鸮两件，有多组交叉穿孔和凸线纹。鱼形饰一件，为葱白色碧玉，颈部有阴刻弦纹，双目对透成孔，琢磨不规整，长4.3厘米。[6]

1982年，辽宁喀左东山嘴建筑群址出土双龙首璜形玉饰，淡绿色，璜一面雕纹，中部对穿一孔，两端各做一龙首。鸮形松石饰一件，用细线纹雕出首部和翅、尾羽毛，背面对穿单孔。[7]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本阶段对牛河梁遗址的系统发掘，1984-1989年，牛河梁地区发现红山遗址点20处。

1983年孙守道到牛河梁，发现女神庙，并于1984年正式发掘，第二地点1号冢发掘石棺墓10座，其中M 4出土猪龙形玉饰两件，做兽首形，体蜷曲，背上有对穿孔，这是这类器物首次正式发掘。[8]

1987年发掘牛梁河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发现出于左右手的龟两只，用线雕出口、目、四肢。[9]

1989年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地出土龟一件，头尾作收缩状，龟背琢三道竖脊凸线，阴线勾勒龟背纹，腹甲有一对穿孔。出土兽面牌饰一件，置于腹部正中，双面雕琢兽首形象，上有三对钻孔，有摩擦使用痕迹。[10]

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对红山文化遗存的继续发掘：

2002年，对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进行发掘，出土玉鹄1件，整体呈扁薄片状，正面做成玉鹄的卧姿，鼻孔咏沟做成减地沟槽状,用阴线刻翅、尾、腿，背有四个竖穿隧孔。[11]

二、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出土及形制概况

发掘出土的红山动物形玉器统计共34件，绝大部分都出于墓葬，但每具墓葬出土的玉器数量都不多。与动物形玉器同时出土的墓葬遗址一般都还有其他玉器，包括勾云形器、马箍形器、壁、环等，只有喀左东山嘴建筑群址出土的两件玉器均为动物形玉器，这表明动物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玉器伴出的其他器物，只有巴林右旗的那斯台遗址同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其余墓葬遗址均只出玉器。这体现的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的墓俗。[12]

玉龟共5件，可分两种，一种多握于左右手成对出现，雕凿工艺较简单，两只的造型有不同，大小接近，无穿孔。另一种则单只龟出于左胸部，构造较为复杂，腹甲中心有一对穿孔，应为穿插挂缀之用。

玉鸟及鸟形饰3件，分两种。胡头沟所出玉鸟正。面展翅，无细部加工，背部横穿小孔。那斯台的鸟形饰脊背隆起，用凹凸纹表示扇尾，腹面靠头部有两孔

玉鸮及鸮形饰5件，也可分三种，喀左东山嘴的鸮形松石坠为片状，翅肩向上翘，作正面展翅状，胡头沟的M 1.8翅完全伸展开，胡头沟的M 1.7、牛梁河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的玉鸮翅较收缩，均用细线雕出首、翅、尾，背面均有穿孔。

鱼形饰3件，也分为两种，胡头沟出的鱼形坠为片状，头部穿孔。内蒙古那斯台出土的两件呈扁圆锥状，双目对床成孔。

玉蚕4件，分两种，一种圆柱状，尾端向背部翘起，腹部对穿一孔，另一种稍大，头部一穿孔直透尾端，腰部有一横向钻孔。

兽首形玦4件，分两种，三星他拉出土的为“C”形，背部有鬃毛，牛河梁和那斯台出土的都呈扁圆柱形，大耳、圆眼、吻部前突。

总的来说，红山文化的动物形玉器数量较多，玉质较好，造型简洁、传神，普遍采用细线刻画、浮雕、钻孔等工艺，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一大特色。

三、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的研究现状

（一）对玉龙和兽首形玦的研究

包括早期兽首形玦的时代文化归属、龙形象的来源和演变历程，兽首形玦所反映的红山先民的精神活动和中华文明起源深层次的探讨。

关于兽首形玦的时代归属问题，根据玉龙发现前的传世品，多认为是商周时期。1984年，孙守道先生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与发现玉龙的报道同期出版，在此文中，作者通过从形态对比、工艺特点、考古验证等五方面考释，推定此玉龙属于红山文化。[13]这一观点长期被人们所接受，直至近年，才有学者对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时代归属提出质疑。朱乃诚先生体统分析了兽首形玦的发现和演变过程，探讨其用途，并得出三星他拉玉龙不是红山文化玉器，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新论点。[14]

关于玉龙形象的来源有几说：一是孙守道和郭大顺先生提出的龙起于原始文明和原始农业，猪与原始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是“水兽”，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于猪首[15]。这种观点的人支持很多，但是对于猪首的解释有了变化，认为玉龙由猪演变而来,是作为“地母”象征出现的[16]。另一种观点是俄国学者阿尔金提出的，他利用昆虫学的方法和资料考释红山文化，认为可以把龙的形象同自然界中存在的昆虫幼虫联系在一起[17]。支持这种观点的孙机先生结合考古实物和文献整理了从新石器到商周玉龙的演变，认为红山蜷体玉龙源于昆虫蛴螬[18]。但学者普遍接受的一个综合性的观点是：龙是糅合多种动物体态特征而创造出的一种艺术形象。

在兽首形玦所反映的精神和文化含义问题上，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龙是一种被神化了的神灵崇拜物，是原始宗教的标志，带有图腾崇拜的含义；龙也是原始权利的象征，表明社会等级和权力观念的存在，体现了原始文明的起源。[19]

（二）对其他动物形玉器的研究。包括动物形玉器的起源、造型工艺及其与其他文化和后代的比较、动物形玉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关于动物形玉器的起源，由于它们是日常可见的动物，所以它们来源于实际生活是毋庸置疑的。郭大顺先生的观点是：动物形玉器和红山的其他玉器一样都起源于当地的渔猎文化[20]“这些动物形象中有的原形就是森林草原动物，如鹰、野猪、熊、以及鱼、龟，尤其是这些动物形象在玉器上的应用，或是在写实基础上神化，或是已高度抽象化，这只能是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和提炼出来的高超艺术概况力”。

关于动物形玉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大多学者认为不仅限于装饰，而是当时人们对原始宗教虚幻理解的一种反映，是图腾崇拜的表现，也是通神工具和权力的象征。如龟，“一对玉龟出土时分别握于墓主人的左右手中，更是把古人视为神灵的龟作为通神的权力的生动体现”[21]，“富有权力象征意义的玉龟陈置在身体腹部的重要位置”[22]，“同种玉器常成对出现，也表明玉器所具有的神器性质和功能”[23]。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由于实物资料反映信息少，比较缺乏严谨的考证，主观演绎较多。杨伯达先生对动物形玉器的功用有很好的概括，他认为这类玉器的功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可能与礼仪、祭祀有关，装饰仅是辅助功能，而装饰功能与其他功能交织在一起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前期。[24]

总的来说，红山动物形器作为红山玉器的一大特色，必定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在现实研究中面临着实物资料的生活具体化与深层文化内涵的抽象化的矛盾，缺少系统的整合研究，应更多的利用生物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资料对动物形玉器进行更加深入、全面和多角度的研究。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郭大顺等：《以辽河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3]翁牛特拉旗文化宫：《内蒙古翁牛特拉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

[4]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5]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成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6]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7]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1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家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

[12]郭大顺：《红山文化的“惟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13]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

[14]朱乃诚：《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15]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16]郭晓晖：《红山文化玉龙考》，《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

[17][俄]C.B.阿尔金：《红山文化软玉的昆虫学鉴定》，《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18]孙机：《蜷体玉龙》，《文物》2001年第3期.

[19]参见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上）》，《故宫博物馆院刊》1989年第1期；高美旋：《试论红山文化墓葬》，《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段勇：《从考古发现看龙的起源及早期面貌》，《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等.

[20]关于红山文化的经济文化形态也多有讨论，有的认为以渔猎文化为主（郭大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有的认为以农业经济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有的认为既有渔猎经济又有农业经济（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21]郭大顺：《红山文化的“惟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2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23]郭大顺：《红山文化的“惟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24]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上）》，《故宫博物馆院刊》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