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济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关系的社会学解读

张广济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生活方式愈益突破私人领域,并通过对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建构,影响社会融入。而在变动不居的、随时可能重组与建构的社会世界中,生活空间频繁迅捷的变化,要求人们必须对粘附于固有生活空间的生活方式做出及时相应的调整,才能更广泛深入地融入社会,成为新的生活空间的建构者和资源共享者。

生活方式;社会融入;社会地位;社会资源

随着社会世界的中心由生产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过渡,人们的生活方式的结构化及型塑功能日益彰显。而在这变动不居的、随时面临重组与建构的社会生活中,作为相对稳定的生活要件,生活方式已成为个人、群体,甚至社会全体成员最重要的身份标识和社会互动工具。生活方式,不再仅仅属于私人领域,而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建构元素。从这个角度说,作为社会团结的实现途径,社会融入就是生活方式的共容。

一

生活方式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将“生活方式”表述为“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具体说,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指包括劳动生活、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人们生活活动的一切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则主要指如物质生活、闲暇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等日常生活领域,简言之,仅指“衣、食、住、行、乐”领域。本文中的生活方式系指后者。关注生活方式,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学术传统之一。

社会学一直将生活方式视为社会区分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在他们的笔下,生活方式主要有两种意义:

其一,生活方式是区别阶级的重要指标。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阶级时就将生活方式作为阶级区分的指标,他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

其二,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的,而这种联系可以概括为: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首先,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写道:“个人怎么表现自己的生活,……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活方式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总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其次,生产方式也是活动方式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

马克斯·韦伯、凡勃伦等是马克思将生活方式视为阶级区分的重要指标这一研究范式的继承者和积极推动者。

但与马克思主要从阶级处境分析社会结构不同,韦伯着重从“社会处境”的角度来辨识不同群体。韦伯的‘地位处境’指人的生活际遇的一切典型成分,此类成分是由关于荣辱的社会评价(肯定的或否定的)所决定的。而他进一步认为“……在内容上,地位的荣辱通常表现于这一事实,一定的生活方式(stylesof life)能够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期盼,以至他们都希望属于这个圈子”。韦伯认为,社会地位的尊卑是由生活方式的高低决定的,社会地位的范围是由特定生活方式的圈子所标志的。韦伯的论述无疑在告诉我们:生活方式的一致形成地位群体,地位群体以生活方式的认同为凝聚内部和排斥外部的机制。

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伦》中,再度重申了生活方式对于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认识价值和解释力。在凡勃伦那里,虽然生活方式主要指消费方式,但这并不是对生活方式其他外延的否定,因为凡勃伦认为,在工业社会,获取尊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有闲”的生活方式。凡勃伦是以他认为最为典型的“标志”来概括生活方式之于社会群体区分的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代表米德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社会关系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他不但看到了外部世界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且注意到了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以及根据这种理解与解释所产生的社会行动。因此,米德认为,生活方式是社会关系的建构者。

此后,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虽然日益丰富,但其作为阶级、阶层、群体的辨识功能始终被传承下来。如布迪厄就认为,即便在现代社会,个人和团体的身份与地位只有通过诸如生活方式、阶级品位及消费模式才能得以体现。

综上,生活方式作为主客体互构的概念,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形式,也是一种阶层表征。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反过来,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将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地位群体。同一阶层或群体内,则以一致的生活方式形成自己的阶层感、阶层意识和集体行动逻辑;并以此与其他阶层或群体区隔开来。因此,生活方式既是社会区分的重要依据,也可以成为打破社会区隔,促动社会流动的关节点。

二

现代社会虽然充满了异质性和多元化,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公义,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同目标,而社会融入就是人类最重要的基本公义目标之一。

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

社会融入的目标虽然指向资源,但其达成却有多种路径。从本质上说,社会融入是人或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团结与和谐的问题。许多社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如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制度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学术概念虽然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但最终指向都是社会资源,其获致途径都与生活方式有关。

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水平流动是在同一地位类型中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横向移动,在移动前后,其收入、地位、名声等方面基本相同。纵向流动,则是不同地位类型中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上下移动,后移动前后,其收入、地位、名声等方面都会发生变化。低位向高位流动,则成为向上流动;反之,则是向下流动。水平流动给社会带来丰富性和多样性,带来资源配置的机会和可能性。垂直流动则给社会带来生机和动力,不但具有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而且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互为因果。越向上流动,层级越高,可支配的资源越多;越向下流动,层级越低,可支配的资源越少。而这种层级、资源的变化,又都由主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及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

社会资本则是对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投资与应用。现代社会,社会资本往往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呈现趋合性,三种资本往往互相促动,互相增进。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建构状态都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生活方式具有决定作用。如社会流动。不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要真正融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必须在生活方式、交流交往方式、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等与新环境中的群体达成一致。否则,其流动只能是社会位置的机械变化,而不是有机融合。如许多农民工,正是因为固守农村的生活方式,即便一年四季生活在城市,也难以确立起城市身份,在认同方面,依然被视为农民,并最终导致其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

社会分层虽然有许多标准,但大多还是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社会标准,只是不同的学者可能将它们进行不同的组合或细化为不同的具体指标。但不论采用上述什么标准,都属于生产领域的层化理论。迪尔凯姆在批评工业社会的混乱无序时早就指出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比前人生活得更幸福。其义不言自明,即物质财富并非一定能给人类带来幸福。20世纪更多的社会学家,如加芬克尔、吉登斯、哈贝马斯等都开始深入地反思这个问题,并提出社会生活由生产世界向生活世界转化的主张。这些理论主张不仅告诉我们社会学研究要比以往更加关注生活世界,更加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从另一个侧面启示我们,与生产世界相比,生活世界对人的生活、对社会的结构具有更根本的建构作用。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自我、他人与社会的切入点,也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层级建构因素。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主体拥有什么样的社会网络及对网络资源具有怎样的支配能力,一定程度上均由其生活方式决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生活方式对社会网络建构机制的形象说明。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弱效应;弱关系,强效应”以及由此而概括出来的网络的异质性、多元化主张均是出于信息的非重复性而言的。边燕杰“弱关系,弱效应;强关系,强效应”则是对中国社会网络独特品质的精准概括。这种网络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建基于同质化的群体。而同质化群体所以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即生活方式的相近或相同。所以说,生活方式是建构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社会融入制度重点关注的户籍、保障、教育等,目的也是在改变政策客体的生活方式,至少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来促进社会融合。

综上,不同的社会文化育成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生活范围、生活圈子,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主体的社会流动、阶层归属及其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三

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G)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高斯席德强调在变化的环境中,移民们必须不断做出行为调整。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城市经历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从而顺应他们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

移民对新的生活空间的适应一般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首先,他们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是其立足城市的基础;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后,就需要进一步习得城市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这是城市移民广泛融入新的生活空间的前提和基础;心理层面上的适应是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它反映出移民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所以,生活方式反映移民参与新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其社会融入程度的根本体现。

据此,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是双生互构的关系。

首先,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影响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生活范围影响社会融入状况。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乡土社会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可能会让其在乡土社会如鱼得水;在都市文明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可能使其更适应城市社会。城乡之间的差别,市民和农民的隔离,绝不仅仅是经济水平的差距和社会身份不同,更是两种文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互不认同,甚至排斥。“唐人街”成了许多海外华人栖居地;“老乡会”成为客居他乡的游子的心灵家园;农民工进城,只和农民工同伴交往,都是因为他们在“同类人”身上更易找到共同话语、共同的生活模式,建立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网,构筑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也就是说,生活方式的品质决定其所能融入的社会圈子。

其次,社会融入通过文化传递、行为模仿及社会规制催生新的生活方式。如前所述,人们一旦习得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便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拥有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这为人们融入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空间创造了条件。同样,融入新的社会,也会促进人们更自觉地学习这个社会空间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入,不但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可能会成为网络的建构者、资源的共享者。

最后,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是两个不断互相适应的动态的社会行动系统。功能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各个系统之间必须保持基本的一致性,这是社会成为可能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当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时,社会其他相关子系统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这种变化。反之,如果社会中的某个子系统发生变化,而社会其他相关子系统并不随之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这种改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解组的状态。

据此,我们可知,不同的生活空间会创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带有其所属的社会空间的烙印,都有其特定的空间适应性。因此,当人们的生活空间发生变移时,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必然与新的生活空间的生活方式发生矛盾、对立,甚至冲突,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具备新的生活空间所要求的必备品质,才能有效地融入新的社会;否则,这种生活空间的变移,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或群体而言,都意味着生活世界的碎片化。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高丙中.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王雅林,董鸿扬.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与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9]第390号)。

张广济(1965-),男,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社会环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