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东（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民间欲望的时代回响
——张克鹏的豫北乡土系列

□李建东（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民间欲望乡村叙事时代与人

张克鹏是我国近年来“新乡土小说”的重要作家。他扎根豫北的沃土，执著于民间文化与民间心理的艺术阐释，其笔下涌动着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却又能与对人性的深刻开掘，对乡土中国民俗风情的充分展示相融合。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以及在此广阔背景下的“民间欲望”的充分张扬，人物形象的精细刻画与人性变异的充分展示，都使其别有风格的小说创作质朴而不失繁复，多线索进而又体现着明丽单纯。其语言、结构、场景，甚至回目的标题，又在原汁原味的民间叙事中，透射出当代乡村中国的勃勃生机与前进中的温情。

摆在我们面前的四本书：1998年《欲望狂热》，2003年《吐玉滩》，2006年《本是同根》，2007年《热泪》。作者张克鹏作为“豫军”突出的乡土小说作家，恰好走过了他十年艰苦的探索历程。如果说前两部，特别是《吐玉滩》，以其民间欲望、民俗风情的热浪，给我国长久徘徊的乡土叙事带来某种有益的启示的话，那么他稍后的创作，特别是在《热泪》中的思想与创作上的困惑，更使我们感受到一位勤奋而有志的作家，如何在时代之维——一个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与记忆之根——作为存在主体的集体无意识间的上下摆荡，并力图在有限的文本“面积”上，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

行走在意义与民俗的边锋

毋庸讳言，张克鹏是位具有相当文体自觉的乡土作家，“浓郁的乡土气息，简约生动的人物，富有内蕴的民间语言”，使他的乡土系列，“构成了一部有独特韵味的‘世说新语’”①。这些在他的成名作《吐玉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小说之所以看好，固然与反映新时期农村生活变革的“主旋律”有关。但同时，它又是将豫北的一个普通的乡村“吐玉滩”，作为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从而尽情地展示在这样一个新旧交迸嬗递的亚文化圈里，因袭的重荷、恒常的伦理、畸变的人性，如何在一个从未面临过的新的历史空间里演绎与较量。它与一般流行于当下的“窥伺”民族的蛮性与劣根性的小说不同。“这不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太多的那种蛮荒与黑暗，愚昧与专权一统天下的农村故事，而是光明与黑暗交绥，方生与已死搏斗，富裕与贫困消长变化，专权与民主移形换位的故事……”②然而，小说的意义企图，并不能抑或不能完全反映小说魅力的真蕴所在。我们有必要解读属于张克鹏乡土系列的内在结构，以此寻觅其始终行走在意义与民俗边锋的独有风格。

任何一部杰作，在某层面上，可以说是一幅充溢着世态风情的民俗画卷。约翰逊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说莎士比亚“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真实的镜子的诗人”。巴尔扎克也把“风俗研究”作为自己小说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他的《人间喜剧》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法国社会的一部风俗史。风俗是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卢梭的说法，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把风俗遗忘。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③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喜爱并推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鉴赏对象那斑斓多姿，丰赡富丽的民俗风情的展示与描写上。作为饮黄河水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张克鹏对豫北地域的民俗风情、农民心态、乡村伦理，以及虽土得掉渣又不失“农民式”幽默的表达语言，都有着深深的执恋；他那“以农民写农民”式的行文方式，使得许多评论者为之心仪震撼。有不少评论者拿张克鹏与语言大师、民俗大师赵树理相比。比如《吐玉滩》的风格，就“很得赵树理小说的神韵”。虽然其小说人物“性格化方面不如赵树理”，“而在人物心理铺展的波澜起伏的描写上，则细过赵树理。他甚至还通过意识流和梦境以及神秘传说等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可见他又借鉴了现代小说的有益经验。因而他的小说就有了自己的风格而有别于赵树理。既充满乡土气息，又表现了现代感。”④然而，张克鹏诉诸小说文本的意义层面，与赵树理有着很大不同。赵树理是一位有着鲜明“问题意识”的乡土小说家。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婚姻改革问题、封建迷信与封建道德问题、农村基层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农民糙砺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问题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中国的主流政治背景与主流话语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克鹏也自然难逾“政治书写”的窠臼，然而，他的政治书写只是作为他的“乡村叙事”的一个手段，一个载体，抑或一个策略。纵观他的《欲望狂热》和《吐玉滩》都是如此。《本是同根》也保留了这一点，只是到了新近的《热泪》反而有些淡化，可以明显看到“政治话语”逐渐冲击“艺术话语”的趋向。即作家的先在（前）理念中由于急切表达的“政治伦理”的侵入，反而使得其来之于民间的艺术精神受到削弱。后两部连小说标题都反映了这一点。我们的作家似乎不屑于逡巡流连在诗意的憧憬和想象之中，过于急切地表达联袂而出的语言符号；虽然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浓郁的民俗风情如和风拂面，然而毕竟是强弩之末，难以与《吐玉滩》的自然流畅相媲美。

豫北文化，是亘古绵延的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因地处黄河余脉，有了黄河的千年滋润，华北平原的风调雨顺，蕴藉了豫北农民相对平和的心态。但这种“平和心态”自有着它的守旧性和稳固性，“以不变应万变”，既表现了一种守望者的文化操守，又深植了一种苟且偷安，离乡不离土的文化惰性。这在《本是同根》中有集中的体现。小说里，老县长、功大于天、形同于神的四伯马天成，爱民成“癖”，逼着上马心仪多年的穿山渠工程。此工程投资巨大，效益缓慢，虽是“民心”工程，但它影响了日和县的整体发展速度。而新任书记马之宗认为它是一个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工程。因此，围绕穿山渠工程上马、下马，马家新、老两代共产党人展开了观念上和行为上的激烈碰撞。这里的“穿山渠工程”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它表现了隐藏其后的中国农民植根甚深的传统的土地情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个性；继而形成一种颇有力量的民俗习惯：表面的“务实”、“为民造福”，掩盖着违背科学发展的“人治”意识，“与天斗，与地斗”的“其乐无穷”，又彰显出“与人斗”的阶级斗争主线。这种“民俗风尚”，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构成了潜在的一定时期的群体心理结构。

深领堂奥的张克鹏在他的乡村叙事中苦心构筑了两个饶有韵味的层面，即外层面（结构）与内层面（结构）。外层面通过描述农村变革的“主旋律”，指向时代风云的“政治意义”层，内层面则通过氤氲漶漫而盘根错节的中原文化伦理与豫北风俗民情的展示，指向民间心理的“民俗意义”层。前者为后者的“展现”，使后者有了非情节的依托；后者为前者的“意蕴”，使前者有了内情节的张力。这两者的结合，在张克鹏的乡土系列中，表现得恰如其分。这无疑是其小说魅力的重要原因。

乡村叙事的艰涩与探索

正如张克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欲望狂热》一样，他所苦心经营的乡村叙事，可谓是民间欲望的真实写照，不仅是在创作文本中的真实写照，也是创作主体，即作家本人在“高峰体验”中创作欲望的真实写照。这种写照的基础就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与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欲望狂热》里的周百盛，可谓是“民间欲望”最为典型的代表。数十年前，他是大财主杨善普家“一位年龄最小但工龄最长的长工”。他虽然是个苦命的孩子，但他对“杨善普祖上的发家史清楚到了能够倒背如流的程度”。杨善普的金钱，杨善普骄奢淫逸的生活，杨善普玩女人的手段，都“不断地刺激着他那颗激烈跳动的心。也不断地引发着他的欲望”。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自然的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身体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⑤。可见自然界既是人的延伸，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人的自然欲求与渴望，无不是自然界对于人的存在的“自然”，或曰：人对自然界构成某种“自然”的存在。作为乡村叙事的主人公，不仅仅是反映社会变迁，符合或然律的“自然存在”，而且是社会现实场景中符合已然律的“自然存在”。为了反映这两种“自然存在”，在张克鹏的小说世界，其乡村叙事的基本指向就是充分揭示活动主体在这“两种存在”的纠割之中所深植的“土地情结”，不仅仅是留恋土地、依赖土地、视土地为生命之根的心理积淀，更重要的是以自然人的欲望吁求，从而达到对于自我身体的全面满足，包括自然人的幸福观、表现欲与征服欲；而且愈是苦出身，愈是曾在某些方面缺失，作为“自然人”的他就必须在另方面，另时段，愈将这种种缺失的内容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抑或加倍地全部占有！这不能仅仅理解为物质上的占有，更多的则应理解为精神上的占有。苦出身的周百盛正是如此！

周百盛的形象在《欲望狂热》里，并不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然而，他的典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由他的生活经历作为全书的“引子”，是既恰当又别有深义的。他的儿子，乡村企业家、暴发户周光平，他的另一个儿子，乡村无赖、黑打手周红根，正是赓续周百盛狂热欲望的重要的乡村文化符号；周百盛未竟的狂热欲望，要有他的后代去实现！他的欲望代偿，只是最大限度地纵情挥霍从儿子那里要来的、能够代表“欲望”实现的金钱，抑或顶多爬在“小寡妇”身上，满足自己从老东家杨善普那里模仿而来的狂热欲望。然而，这也不再是纯粹的肉身的欲望，而是缘自年轻时代就垂涎已久的如老东家杨善普那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不可一世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值得重视的是：小说的背景地和故事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中国，可见时代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并不一定真正与生存个体的幸福观有关。也许恰好相反，“随着人的交往方式、人的需要方式不断改变，人自身反而感觉到更多的不幸福、不愉快和不满足。人的自身能力愈加展示，就愈感到自己的能力没有表现出来”⑥，这就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乡村中国”那些蠢蠢欲动着的“狂热欲望”的伦理依据。正如台湾作家张少娴所说的：我们在“庸俗深情地生活着”。这种普世原则是当下经济社会的一个总体的群体心理倾向。它既是张克鹏小说中人物群像的一个亮点，同时也成为他在乡村叙事中的一个令人困惑的“瓶颈”。

诚如前述，我们之所以称谓张克鹏的“乡土系列”，为着力表现农村变革之艰辛历程的“主旋律”，主要是出于其所表现的题材与故事走向的考虑。然而，我们也看到作家在乡土民间叙事的深层结构里所展现的文本意蕴，与其故事层面的浅层结构里所表现的主题意旨，是有着一定的距离，或曰悖反现象的。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张克鹏四部小说的题材。《欲望狂热》：农民企业家魏少山和周光平办乡镇企业，发家致富的故事；《吐玉滩》：青年农民企业家褚大旺排除村支书高景富的干扰破坏，大办企业、造福乡里的故事；《本是同根》：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马之宗与老县长马天成围绕是开山修渠还是创建铝厂所展开的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故事；《热泪》：女强人欧阳春梅在家乡创办生态园，而与几个男人关于事业关于感情的将相纠葛的故事。四组故事，其实贯穿一条明线：“办企业者——支持者或阻挠破坏者”。新近的《热泪》虽然不甚明显，但因“男女情爱”的因素，也可归纳为“爱情（办企业的支持者）——非爱情或反爱情（办企业的破坏者）”这样一条线索。然而，无论如何演变，“改革＋世恨情仇”叙事结构模式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比较常见的结构模式，无疑会给作家的潜心书写带来一定的艰涩与困顿。即宏大叙事力图反映时代的（“主旋律”）与民间欲望（故事矛盾与冲突的潜在根源）的悖反：作为“主旋律”的宏大叙事，极力规避，甚至压抑民间的个体欲望，以逐步造势出新时代的“文学英雄”；而作为冲突根源的民间“个体欲望”，又极力以推动故事发展原动力的姿态，干扰和淡化“文学英雄”的纯洁度，并以此保鲜着原创作品的写作激情与阅读魅力。

这一“悖论”，存在于一切“为时”、“为世”而作而著的有志作家的深层创作心理中。而表现在尚为年轻的张克鹏之笔下，确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与大多遇到同样困惑的作家一样，在张克鹏的小说画廊，真正立得起而又丰满充盈的人物，倒不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第一主人公，而是作为对立因素存在的次要人物。《欲望狂热》里的周百盛、《吐玉滩》里的高景富、《本是同根》里的范嘉白、《热泪》里的李扬……。这种“歪打正着”，我想绝非包括张克鹏在内的雄心勃勃的想要为“改革家”树丰碑、立大传中国作家的初衷，但又确是他们潜心创作的一个“瓶颈”。这一点。与西方画廊中的“文学英雄”，诸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笔下的于连，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等，似乎还有着不小的距离。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这恐怕是另一个值得展开的话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西方文学画廊里的“英雄”，是成长中的“英雄”（绝非没有缺陷，没有失误的“英雄”），而我们的“英雄”，往往是大致定型了的“英雄”。正因这些“英雄”的纯洁性，却无形削弱了他们的真实性与审美性。

人性的变异与“非本质化”

无可讳言，张克鹏塑造人物形象，具有“类形化”的特点。当然，我们说的“类型化”，只是指四部小说里的人物取类。比如，除《热泪》之外的前三部作品中，都有一个“书生”的形象，《本是同根》里的尚云鹤，《欲望狂热》里的周进步，《吐玉滩》里的“墨水瓶”。这里最典型的是尚云鹤这个乡村“秀才”。他喜爱艺术，又钻研官场；洁身自好，又爱占小便宜；不务虚名，又傍大款。正因他有“旁观者清”的处世态度，所以能够以异常准确的直觉预测事件的成败利钝和人物的升降浮沉。譬如他预测范嘉白的失势倒台就异常准确，既符合故事情节的演绎逻辑，也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诚然，尚云鹤是用文学世界中的艺术逻辑去进行推导的。与其说是在进行人事的推测，不如说是在辩说文学性格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世态炎凉的多变性与叵测性。当然，“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艺术世界的人生哲理与人生况味，足以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哲理与人生况味。比如他在教育好友范嘉白时，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自认为“想干的事还没有干不成”的通天能人范嘉白向他讨教为人之道，尚云鹤便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基里斯为例，教训道：“相比之下，阿基里斯虽然不崇高，但他更像真人，关云长虽然崇高，但他的道德英雄面目遮蔽了他真实的本性！”然后，书归正传地告诫正在风头上的范嘉白：“告诉你，当你想当关云长的时候，你要知道现实生活中没有关云长；当你想当曹操的时候，又要知道，有人会比你还曹操！”范抢白道：“不当关云长，也不当曹操！”尚云鹤不容置疑地说：“早就看透你了，既想当关云长，又想当曹操！……”故事的发展，证实“书里”尚云鹤的预测不幸言中了。范的覆灭，虽有着他的必然性，但作为预言者的尚云鹤在整部小说及其故事情境中的烛照与引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同样的，《欲望狂热》里的周进步，是介于狂执欲望的实施者周光平和周红根二兄弟之间的“书生”型的“窥伺者”。他不像尚云鹤那样具有超凡“魔道”——无所不知又无处不在的预知力和洞察力，但又似乎在“暗中”始终关注着周氏兄弟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他是作为不堪参与故事而保持心静如水的制衡力量出现的。是对“恶”，最少是“非善”的制衡。作家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塑造一位“无欲则刚”、“无欲则雅”的周进步，他认为没有必要，他不屑做道德说教的文章。他的真实目的在于必须有一种在万丈红尘、滔滔欲海之外、之后、之上的更为阔大广袤的冥冥之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作家或许并不能够诠释得十分清楚，正如曹禺在创作《雷雨》时，对世间万象的变幻莫测，对属人命运的无可奈何，都透露出一种难以言明的惶惑与敬畏。在张克鹏的乡土系列中，“书生”在暗中的“窥伺”，无疑是搬来一个虚设的象征，通过鉴照与洞察，使得整部作品赋予其“人生舞台”的凄悯况味。而在这个“舞台”表演着的“原始蛮性”又促发那些还在“乡野”与“官场”边锋忘情游荡的“欲望”者，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上演一幕幕悲情的喜剧。

乡土中国，作为一架巨大而又缺少变化的政治运转机器，自有其一整套的宗法观念、家族观念和与之相匹配的复杂的礼制协调系统。《吐玉滩》的开篇即说到“关于吐玉滩的神话传说”与“三色土和三大家族”的历史演变；然后，从“一桩血案和一场官司”揭示了“一棵大树上的秘密”。作为长篇巨构的“楔子”，其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般宗族与家族世仇的描述，或许并不能对整个故事的矛盾冲突做有效而有力的说明。但它又绝非闲笔。由此而荡开的与其说是“三大家族”的明争暗斗，不如说是传统的宗法制以及维系乡村伦理的家族意识，与蓦然而至的现代文明和现代科学的龃龉与抵牾。正如小说“内容提要”中所揭示的，真实地表现了中原农民在摆脱愚昧落后、追求文明富裕的艰难竭蹶的历史足迹。小说中的高家掌门人，下台村支书高景富，少年失教，胆大心狠。“四清”、“文革”等历届“运动”，皆为风头人物。而且工于心计，砍倒大槐树，制伏了人多族大的王姓族长王春旺。特别是在与新生力量的代表——大旺的争斗中，既无法无天，上下腾挪，又野心毕现，敢作敢为“；既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在极左路线得势的岁月里，陶冶、熏染出来的农村政治人物，有着特有的生存、保权的狡智。”⑦又使每一位农民读者看出“这就是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村支书”；他们会自然而然看重并亲和“这些村支书身上的农民性”，同时也展现了“高身边最日常化的农民眼光”⑧。如果说高景富的所有表现和“野心”，只是一种“阳谋”而非“阴谋”的话，那么被评论者认为没有将统一性格贯彻始终的“小瘦孩”的形象，特别是这个形象在小说前半部的表现，则是这种“阳谋”的最有力的民间伦理与民间心理的阐释。

如果说，“小瘦孩”只是一位跟党多年的普通农民，而在《本是同根》里，作为老革命、老领导的前任县长马天成，则更是凭借对党忠诚、爱民如子的一腔热血，来毫不妥协地反对县委书记马之宗弃农经商、发展企业的“歪门邪途”的。当然，这只是在没有任何私欲的前提下，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这种“变异”心理，明显是社会转型期无可规避的必然，它将载入中国农村的变迁与中国农民心路分野的史册。然而，张克鹏乡土系列的真正魅力还不在这里，而是着力描绘那些因为自身的某种际遇，而滋生某种漶漫身心却又不觉的农民意识：周百盛的小富即淫、周光平的财大气粗、周红根的有恃无恐、高景富的威震乡里、王春旺的虚与委蛇、赵老大的粗鲁颟顸、范嘉白的恃才傲物，甚至“书生”尚云鹤的自鸣得意，“小寡妇”在周百盛身上的周密算计……。这些负向的农民意识，展示了百年传承与百年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但各个时代又有着体现各个时代不同的沉浸于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以及对之进行着某种变异的呈现方式。譬如我们常说的“文革语言”、“大跃进思维”等。这些都是在共时的层面经过潜意识（无意识）的自然序列而呈现出来的。

在张克鹏的文学世界里，诸多人性的变异，是通过审美形象的逻辑重构并予以再现的。从表面来看，语言的呈示，只诉诸所呈示的现象，而不诉诸观念。然而，任何现象都不是纯粹的现象，当一旦上升到语言呈示的层面，就必然掺杂了观念的成分——譬如对现象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观念使之然。正因此，才能将人物性格的底蕴，故事发展的内结构真正发掘出来。张克鹏乡土系列中的诸多变异性格，如果放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则显示一种在不合理环境下的某种合理性。这是一种“非本质化”的合理性。特别在社会转型的“革命”时代，这种“非本质化”，所表现的恰是某种自然人性的复归。复归的结果或许与作家所刻意展示的处在表层结构中的“宏大叙事”恰好相反，它并不能有效地对应或支撑表层结构。当我们阖上张克鹏的豫北乡土系列之后，真正在脑海中延留的或许不是小说中的题材和故事，而是一个个生活在这方沃土之上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在“本质化”与“非本质化”之间摆荡，他们在“本质化”的生存环境中，力图直接或间接地展示着不无合理性的民间欲望，体现着“非（本质化”的性格逻辑，从而将独具地域文化色彩的乡村叙事，纳入一个崭新的逻辑框架。

张克鹏是一位真诚而勤奋的作家，近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充分显示了他提炼生活、烛照人生的艺术潜质。是的，他从不回避生活的艰难与人性的丑恶，但他更多的是将这些放在艺术审美的层面加以观照与评判，在观照与评判中，总能给人理想与温情；而浸润于其间的民俗意味与民间情调，又总能恰如其分地与之云卷云舒的时代风云相呼应，并回响着人性之真与生活之美。诚然，作为有志向有抱负的艺术家，在追随时代、读解生活的企愿，如何将写人与写时代加以更圆融更完美的结合，不仅是张克鹏，也是诸多年轻作家的重要任务和光荣使命。

①吴秉杰：《民间叙事返璞归真》，《文艺报》，2003年9月25日第2版。

②曾镇南：《时代的风与人物的魂》，《吐玉滩》（代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④张炯：《〈吐玉滩〉的独特意义与贡献》，《文艺报》，2003年9月25日第2版。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⑥陈家琪：《哲学意识中的人类命运》，《文汇报》，2007年5月13日第6版。

⑦曾镇南：《一部耐人寻味的时代力作——读张克鹏的长篇小说〈吐玉滩〉》，《人民日报》，2003年8月5日。

⑧贺绍俊：《一本特殊的书》，《文艺报》，2003年9月25日第2版。

李建东，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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