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文斌（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上海 200083）

1.从“古风型诗”的著录情况考察其界定

今传李白诗文集的最早版本是“宋蜀本”，它是由宋敏求在乐史本基础上增订的，后来又经曾巩考次分类。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的第一卷便是“古风”，录有五言古诗五十九首。宋敏求在《李太白文集》里说过，他是“沿旧目而厘整其汇次，使各相从”①。可见他在编辑时完全继承了乐史本的“旧目”，而且曾巩“考次其作之先后”②的工作也根本没有涉及“古风”、“乐府”之类。而根据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中所说：“李翰林歌诗，李阳冰撰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③则他的这个版本是在十卷本《草堂集》的基础上，再新增自己搜集的十卷集合而成的。从他的序言中可以看到他对于《草堂集》的原本也只是做了校勘而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因此很有可能宋蜀本中所列“古风”的体例是保留了《草堂集》原貌的。但也或许是《草堂集》原本里本来没有“古风”卷，而是乐史从他处搜罗来的“新增项目”。可从现存资料来看，李白“古风诗”这一名称早在唐代就已确定并流传开来了，张祜的《梦李白》中记道：“匡山夜醉时，吟尔古风诗。”韦《才调集》卷六选录时也题作《古风三首》，这三首均见于宋蜀本所列“古风五十九首”中。所以，即使“古风”卷是乐史后添的，这诗题也不可能是他擅做主张加上的。更重要的是，《才调集》选录的第一首《古风》曰“：泣与亲友别，欲语再三咽。勖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险艰，白日欺红颜。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时还。”八句成一首，与宋蜀本相同。但是萧士赟和王琦的注本都把它和“昔我游齐都”“、在世复几时”合为一首，不仅意不相连，而且为何特意把一首诗分成三韵也不好理解。《才调集》的编集时间距李白时代最近，应该是最符合事实真相的。况且像宋蜀本那样将三首诗分别列开不管从文意还是构篇上都更能解释得通。因此，就算“古风”卷本不来源于《草堂集》，那乐史也是根据传世的其他优本的李白诗文集或他人保存的李白手稿来将它编入的。无论做哪种推测，我们最终能够肯定的是宋蜀本著录的“古风”卷是可以真实反映李白创作或编集时的实际情况的。

再从历代著录的“古风”卷来看，萧本、王本中的“庄周梦蝴蝶”一首被《河岳英灵集》选录时题作《咏怀》。宋蜀本曾把“宝剑双蛟龙”、“咸阳二三月”收入二十二卷，题作“感寓二首”。④而陈振孙家藏的“当涂本”（其翻刻本为“咸淳本”）《李翰林集》则把这两首诗插入了“古风”卷中，且将“古风”分成上下两卷，并不标明“古风”共有多少首。实际上，它的“上卷”共收“古风”三十首，“下卷”共收三十一首，总共六十一首，比宋蜀本收录的“古风”总数多出两首，就是因为收录了“宝剑双蛟龙”、“咸阳二三月”的缘故。而且同样是宋人所编的《唐文粹》中也选录了十一首“古风”，其中第二首就是“咸阳二三月”，却不见题作“感寓”。但到了宋末杨齐贤手里，他既想保留当涂本的所有篇目，又要凑足宋蜀本明确标出的“五十九首”的总数，就莫名其妙地把“昔我游齐都”、“泣与亲友别”、“在世复几时”并成了一首。由于李白诗文流失较多，他生前又曾多次将手稿托付友人，因此这两首原来题作“感寓”的诗可能是《草堂集》或乐史所根据的那个版本中的“古风”卷所漏收的，而当涂本体系却保留它们作为“古风”的事实。

其实，“咏怀”、“感寓（遇）”等诗题，古人大多用来命名“组诗”，因为它们跟“古风”、“古兴”、“感兴”、“杂诗”等诗题一样，都没有具体的人、时、地的限制，可以笼统地指称一系列并非一时一地的感慨述志之作。即使有的诗在创作时题作了“咏怀”、“感寓（遇）”，到了为自己整理手稿或者别人替他编集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这些诗归入了同性质的总诗题——“古风”之下，从此被划归“古风型诗”的范畴。另外，《感兴八首》中的第四、第六首分别与《古风五十九首》中的“桃花开东园”、“燕赵有秀色”大略相同。萧士赟注《感兴·其四》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必是当时传写之殊，编诗者不能别，姑存于此卷。观者试以首句比并而论，美恶显然，识者自见矣。”⑤朱谏又注曰“：按此诗与《古风》歌诗二（应是四）十七首相似，而首句不同，且‘芙蓉非春花’，与下文意不相续，当与（当为以）《古风》为正。”⑥而王琦注《感兴·其六》时也说“：琦按：此篇与二卷中古诗之二十七首互有异同，想亦是其初稿，编诗者不审，遂重列于此耳。”⑦然而，恰恰是这两首诗的重出，才给我们记录下了在李白本人或李白文集的早期编撰者也曾从“感兴组诗”中挑选诗篇放入“古风”卷的实际情况。而且从中还能看到在编入“古风”卷时还特地做了修改和润色。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古风型诗”的范围应该超出五十九首这个数字，因为像李白集中那些曾经题作或今传仍作“感寓（遇）”“、感兴”“、咏怀”“、寓言”“、杂诗”的五言古诗在作者与编集者心目中本也该划归“古风型诗”范畴的。也许这些诗在李阳冰编《草堂集》时已经散失，而后代编者搜得后，大多不敢主观臆断地把它们插进“古风”卷，只能按照原本诗题的意思归入其他相关分卷中。但据刘克庄的《后村大全集》第一百七十六卷所说“：李（白）《古风》六十六首。”葛立方在《韵语阳秋》第十一卷中也说过：“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首。”再加上当涂本的著录，可知李白的“古风诗”在宋代确实以六十余首的面目出现过，在这当中大概就包括了那些今已散见于它卷的“感寓（遇）”、“感兴”“、咏怀”“、寓言”“、杂诗”等。

但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提及的这种情况为数不可能太多，绝大多数的诗应当原本就题作“古风”，因为无论李白本人还是为他编集的人都不会为了添一个新的诗类而将原诗题目一一删去再改题“古风”。

2.从“古风”题解入手透析本诗题的优越特质及“古风型诗”的本体特征

用“古风”一词来命名诗作的第一层含义应该是诗歌体裁层面的，因为当中的“古”字就已明确规定了它是属于古体诗范畴的。显然“，古风”这一诗题所显示的诗体含义比“感寓（遇）”“、感兴”“、咏怀”“、寓言”“、杂诗”等更加明确了然，从此它便被当作一种诗体名词在各种场合时兴起来。

从唐人的作品考察，可以发现古风诗包括了五古、七古、四古，但以五古居多，像李白的所有“古风型诗”就全为五古。再如，李绅著有《古风二首》亦为五古。皮日休在《皮子文薮》的自序里说道“：古风诗，编之文末，俾观之粗俊于口也。”从现存《文薮》第十卷中所载三十二首诗来看，前二十四首均为五古，后附八首近体诗，序中所称应指多数而言。

上文已从诗歌外部表征的角度对“古风”诗题进行了一番探究，接着就该从诗歌风貌特征方面入手，深入揭示李白使用“古风”称谓的根本缘由，并由此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李白和许多唐人会把这些古体诗称作“古风”，而其他同体裁的诗歌就没有这样的称谓？

“古风”中的“风”字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上古的风诗传统。朱谏对“古风”做过这样的题解：

古风者，效古风人之体而为之辞者也。夫十三之诗为《国风》，谓之风者，如物因风之动而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删后无诗，风变为骚，汉有五言继骚而作，以其近古，故曰古风……李诗所谓古风者止五十九章，美刺褒贬，感发惩创，得古风人之意……”（《李诗选注·古风小序》）

按《古风》诗五十九章，所言者世道之治乱、文辞之纯驳、人物之邪正，与夫游仙之术、饮酒之情，意高而论博，间见而层出，讽刺当乎理而可规戒者，得风人之体。……”（《李诗选注》卷一）

我们知道，上古风诗是最早用诗歌形式来承载教化讽喻内容的创作，它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毛诗序》中这样解释“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朱谏就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对“古风型诗”的诗题及其内容做出如上判定的。而且事实也证明朱谏的论点是有根据的。因为不但李白明确提倡过诗歌“兴寄”说，在他的许多“古风型诗”中都含有讽喻的内涵。其中有隐约时事的，如“秦王扫六合”、“秦王按宝剑”借秦始皇事讽刺玄宗慕仙，不恤民情；“周穆八荒意”借周穆王事讽刺玄宗求仙荒淫。它们都称得上是典型的“谏章”。再如“‘蟾蜍薄太清’为王皇后被废而作。‘胡关饶风沙’，为哥舒开边而作。……‘羽檄如流星’，为鲜于丧师而作。至后一章云：‘比干谏而死，屈平窜缃源。彭贤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又一章云：‘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直指国忠、禄山乱政跋扈，不啻垂涕泣而道之也。”⑧此外，据瞿蜕园先生考证《寓言三首》“似皆指当时朝中实事。第一首托意甚明。第三首若但视为闺思诗，未免太浅，果尔则亦不致入寓言三首之内也。梅鼎祚《李诗评》卷二云：当是微刺杨妃。其说殊有见地。第二首或已有感于杨妃之得幸乎？……”⑨特别是其中的“殷后乱天纪”一首，一般都认为是有感于好友李适之被杀、崔成甫被贬而作的刺时诗，郁贤皓先生还认为“这是《古风》中指斥玄宗最激烈的一首诗”⑩。还有很多作品怨刺现世的弊病百出，如“世道日交丧”、“玄风变太古”、“三季分战国”、“郑客西入关”都是感叹世衰俗薄、古道日衰，而世人汩没于名利声色之场、贤者思举远害。再如，“大车扬飞尘”中对“中贵人”的指责，“咸阳二三月”中对“卖珠儿”的嘲讽，“桃花开东园”、“宋国梧台东”也对世俗群小的种种丑态作了辛辣讽刺。

凡做人不能太张狂太锋芒毕露，喜而不语，低调沉敛，是一种智慧。生活从来都是智慧的较量，最富有的人是智者，最宝贵的财富是智慧。

李白“古风型诗”的这种内质特征还可以从李白以后许多名家的言论和作品中得到印证。独孤及在《检校兵’，盖以兵方自此不解，正言若反也。”⑫而对于濆创作的许多揭露现实的古风诗，前人也多评为“颇干教化”⑬、“当备矇瞍之采”⑭。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诗集中还有一首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里描述天宝文坛古风重振的盛况时，特别提到在李华等人的倡导下文章渐以风雅为指归、崇文德而美教化，显然这就是他们那代人对“古风”的理解，其文曰：

天宝中，公（李华）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序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天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于时文士驰骛，飚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

下面再来看唐代古风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前文所举李绅的《古风二首》其实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两首《悯农》，诗中反映的关乎社会民生的现实内容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当年赴举行卷时还特地“以《古风》求知”，并获得上官好评⑪，可见当时人对这类讽喻诗的重视。

韩愈的《古风》诗也是如此，曰：

今日曷不乐，幸时不用兵。无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日。

何焯解曰：“托之方镇，以觉在上者也。‘幸时不用题作“拟古讽”的五言古诗，此诗以高官显宦的花园繁华茂盛与农民田中禾苗旱死作对比，揭露达官贵人之豪奢。它的讽喻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趣的是诗题写作了“拟古讽”，看来应是模拟前代的一种“古讽”诗型而作的。“古讽”二字在元稹的言论里出现过，他曾把自己的诗作划分为“十体”，第一体就叫“古讽”，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给它下的定义是：“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剩余的古体诗分别被称作“乐讽”（古题乐府）、“古体”（“吟写性情”的古体诗）、“新题乐府”。而他又在《进诗状》中表白过：

况臣九岁学诗……凡所为文，多因感激。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沤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

对照上一篇文章确立的古体诗的“四体”，“古体”应该不在这里所规定的“稍存寄兴”的范围内，那么“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就应依次指的是上文中的“古讽”、“乐讽”、“新题乐府”。可见，“古风”与“古讽”这两种称谓在唐代原是可以用来指称同一类型古诗的，从中我们也能发觉“古风”之“风”字的实际内涵。

除此以外，《鉴诫录》卷九还记载了一则轶事：

梁朝杜舍人（荀鹤）为诗愁苦，悉干教化。每于吟讽，得其至理……杜在梁朝，献朱太祖《时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赋敛。是时方当征伐，不洽上意，不见遇，旅寄寺中。敬相公（翔）谓杜曰：‘希先辈稍削古风，即可进身。不然者，虚老矣。’杜遂课《颂德诗》三十章以悦太祖。议者以杜虽有玉堂之拜，顿移教化之词，壮志清名，中道而废……

从故事中可以看到，“削古风”指的就是“顿移教化之词”，而在这里主要是针对如《时世行》那些用来讽谏朱温的诗而言的，“古风”明显成了“教化之词”的代称。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古风”这个诗题能够比较明确地界定本类型诗歌在内容题材及创作意图等方面的内质要素，让人有见题明义之感，而这也恰恰是前代那些诸如“感寓（遇）”、“咏怀”、“杂诗”等定义模糊的同类诗题所无法比拟的。并且李白首创这一诗题以后，它的诗学含义以及它所冠名的诗歌的风貌特征得到后代作者的逐步诠释和丰富。虽然李白生前没有留下“古风学”的理论，但从他那个时代开始渐渐成熟起来的唐人在诗学方面的“古风观”及其实践，证明了他对“古风型诗”从载体到实质的本体把握都是十分准确的。

①②③ 见瞿蜕园，朱金城注.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793，1791.

④ 详细考证见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集释汇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4558.

⑤⑥ 引自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集释汇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3443.

⑦ 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1105。

⑧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载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45.

⑨ 详见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94.

⑩ 郁贤皓.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刍议[J].李白研究论丛，第二辑.

⑪ 事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转引自李绅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7.

⑫ 引自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5.

⑬ 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03.

⑭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载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