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辉（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050016）

不能回避的灵魂痛楚
——解析《善良的乡下人》中赫尔加的宗教意识回归

□王朝辉（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050016）

宗教意识 灵魂痛楚 回归

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她的短篇小说《善良的乡下人》中，不仅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心理变态的《圣经》推销员波因特尔，更不吝笔墨于女性受害者赫尔加。本文通过对比赫尔加在受害前后的思想变化，分析赫尔加宗教意识回归的心路历程，从而展示作者与众不同的宗教观。

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是美国二战之后重要的南方女作家。她命运多舛，因患不治之症红斑狼疮而英年早逝。然而，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却创作了31篇短篇小说和2部长篇小说，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奥康纳生长于美国南方，从小浸淫在天主教氛围的影响之下，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宗教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逐渐成为她思考人生与感悟生活的方式。另外，由于患有致命的疾病红斑狼疮，她不得不离群索居，过着孤独、封闭的生活。病痛令她越痛苦，她对生活越是充满希望与渴求，她的宗教思想也就愈加强烈。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带有浓郁的宗教意味，这为她的作品增添了独特魅力。她尤其擅长描绘人性的阴暗面，比如对宗教的无知、自私自利、阴险虚伪、道德败坏等等。她认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发掘并展现现实生活中令人厌恶的扭曲、怪异、荒诞现象，以使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见怪不惊的读者对此能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她也被称为“创造畸形的能手”。她说：“每次别人问我为什么南方作家尤其偏爱塑造畸人时，我都说这是因为我们还能识别出畸人。要识别畸人，你必须对整个人类有概念，而在南方，对人类通常的概念仍然是神学。”（李公昭，2000）。

奥康纳笔下的畸人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文明社会处处为敌的“施暴者”形象，比如《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圣经》推销员波因特尔，《好人难寻》中的逃犯“不合时宜的人”。暴力手段不仅给受害人造成肉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体现在心灵上的打击，使受害者灵魂受到强烈震撼，甚至得以重生；另一类则是这些“施暴者”的受害人，像《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女主人公赫尔加，《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值得注意的是奥康纳小说中的受害者多为女人，女性人物是奥康纳在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人物，这也正符合她对女性的判断“不仅是现有秩序的主要组成成分和情节矛盾的焦点，她们还是矛盾高潮时暴力事件的承受者”（陈红薇，1998）。在奥康纳看来“畸人”不仅指那些外表残缺、心灵扭曲的怪人，还包括那些夸夸其谈、自我陶醉、自私虚荣、毫无精神信仰而又自我满足的女性受害者。她们既庸俗世故、自以为是令人厌恶，受苦受难时又孤苦无助令人心生同情。《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女主角赫尔加便是如此。

32岁的赫尔加因为儿时的一次狩猎事故失去一条腿而装着假肢。为了掩盖假肢带给她的自卑和缺憾，赫尔加拼命读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她消除了自卑感却转而鄙视周围人的庸俗，甚至瞧不起自己的母亲。“由于经常感到愤懑，脸上已经失去了一切表情……她的蓝眼睛冷冰冰的，里面的神情就像一个人凭着意愿已经双目失明，而且打算就这样保持下去一样。”她自作主张把名字“乔伊”改成“赫尔加”以示她的反抗意识和特立独行精神。她取名赫尔加的理由是这个名字“声音难听”，让人想到“呆在炉子里的那个丑陋、出汗的伏尔甘”。当貌似天真、诚实的《圣经》推销员波因特尔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既被这个年轻人吸引，也想试试自己的诱惑力。带着自负和高人一等的心态，她幻想着能轻而易举俘获小伙子的心，并且谎称自己只有十七岁。在与小伙子幽会过程中，她充满自信，自称“连上帝也不相信”。甚至自命不凡地说：“咱们有些人已经把蒙着眼睛的布去掉，看到并没有什么可看的。这就是一种拯救。”而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钻入了波因特尔设计好的圈套，即将陷入尴尬可悲的困境。

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波因特尔每天提着“巨大提包”挨家串户推销《圣经》。表面看来，他是个卑微、善良的乡下小伙子。他对赫尔加的母亲充满敬意，“我知道您是位善良的太太……您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戏耍我这样的乡下人”。为了博取同情，他撒谎说：“我心脏有毛病，也许活不了多久……”几句谎言就忽悠得赫尔加母亲对他充满同情，甚至主动留他在家吃午饭。饭桌上，他又极尽撒谎之能事，大谈自己的悲惨命运和崇高无上的理想与信念：“成为一个传教士，最有效地替人们服务。”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把一生完全献给基督教工作”的年轻人，他的《圣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把封面打开，里面是空的，盛着一小瓶威士忌，一副纸牌，以及一只蓝色的小盒子。”拥有博士头衔的赫尔加完全没有料到她和母亲眼中“善良的乡下人”居然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大骗子。

其实，与赫尔加幽会之前的诸多蛛丝马迹已经暴露了波因特尔的真实嘴脸。比如，他曾问赫尔加哲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你曾经吃过一只刚孵出两天的小鸡吗？”赫尔加回答“吃过”，而波因特尔则神经质地小声咯咯笑着，得意扬扬地说“它一定非常小”。一个单纯善良的“乡下人”是不可能问到如此具有深邃意味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自以为“看透了一切”的赫尔加完全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好意愿中无法自拔，被蒙蔽了双眼，只顾自欺欺人地幻想着“她轻而易举地便勾引了他。随后，她不得不对付他的悔恨。她想象自己控制了他的悔恨，把那种情绪变成了对生活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她把他的羞愧全部打消，把它变成了一种有用的力量”。

然而，真实的情景又是怎样的呢？幽会过程中赫尔加不仅被诱骗得失去了判断能力：他热烈地吻她，使她肾上腺大增；而且还被摘走了近视眼睛，被迫暴露了最为隐私的假腿以表示她对小伙子的爱。可是，当她不得不脱掉赖以行走的假腿来表示对小伙子的真爱时，才发现他并不是善良的乡下人。她咬牙切齿地说：“你真是一个好基督徒！”而波因特尔却用傲慢、愤怒的音调回敬道：“我会相信这套废话！我可以卖《圣经》，可我心中有数，我又不是昨天才出娘胎，我知道该干什么。”当他带走赫尔加的假腿时还不忘告诉她：“我收集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有一次，我这样弄到了一个女人的玻璃眼睛。你也不要认为你会逮住我，因为波因特尔并不是我的真姓。我每到一家就用一个不同的姓，而且哪儿也不呆上多久。”末了，他还告诫赫尔加说：“你也并不多么精明。从我出世以来，我就什么也不相信。”

赫尔加被撇在干草房，孤独无援，透过干草棚的窗户，她看到那个并不“善良的乡下人”穿过牧场，扬长而去。因为没有眼镜视线模糊，她看见“他的蓝色身行衬着斑驳碧绿的湖水尽力往前走去”，这里显然隐喻了基督在水面行走的典故。当赫尔加的假腿被骗走时，她高声喊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好基督徒！你只是和他们所有人一样——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你可真是个完美无瑕的基督教徒……”她的话充满了讽刺意味，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基督徒并不多，多是些表面虔诚而并非真正基督精神的追寻者。但是，令人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称“无神论”的赫尔加在危急时刻竟然首先想到的是基督，她希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在潜意识中她盼望波因特尔是个好基督徒，是个完美无瑕的基督教徒。她也突然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至少不应该像她自己无视上帝的存在。紧急情况下，她显示出了对上帝的依赖和信任，可见她是有宗教意识的。在这里，作者的本意即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唤醒受害人的宗教意识，让她意识到抛弃上帝的后果，认识到人类的堕落，从而回归基督，积极寻求获得救赎的方法和途径。波因特尔的暴行固然残忍，却如同当头棒喝，打掉了赫尔加的狂妄与自大，剥去了她的虚荣与虚无，迫使她更加清醒地看到真实的自己，从而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走上回归上帝之路。而基督的到来（波因特尔的化身）帮助她走向救赎之路。因而，可以说正是这一刻的极端脆弱带给赫尔加罪人身份获得了拯救的契机。

赫尔加也终于摘掉了蒙在眼上的“眼罩”，看清了自我的空虚与虚伪。她表面看起来坚硬无比、无孔可入，其实只有异常脆弱的人才会这样死死地保护自己。她信仰的“存在主义”根本就不堪一击，败在一个没什么文化、自称“乡下人”的推销员手里。显然，赫尔加的假肢用来象征她的信仰：存在主义。她失去一条腿后，试图寻找上帝之外的精神寄托。她拼命念书，通过对哲学的钻研来掩饰假肢带来的自卑和缺憾。她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找到了灵魂的归属。但是，波因特尔略施小技就轻而易举地骗走了她的假肢，象征着她的信仰如同假肢一样纯属摆设，不堪一击。而被拆掉假肢的赫尔加也在精神上被彻底摧毁之后获得了重生，看到真实的自我。她认识到只有皈依宗教，才能有意义地生活，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善良的乡下人》故事看似简单却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宗教内涵：人生多灾多难，但是苦难不仅带给受害者不幸，它还会带给他们获得启示和救赎的良机。苦难和恶的打击会让这些受害人重新思索人生，重新认识自我，从而悟出宗教的内涵和人性的真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施暴者所做的恶反而变成了大善，关键时刻起到了以恶促善、警醒他人的作用。作为施暴者的波因特尔即承担了这样的重任，因而他也被看作基督的化身。而对受难者赫尔加来说，正是波因特尔的出现打破了她原有的浑浑噩噩的生活，唤醒了她的宗教良知，从而促成了她的宗教意识回归，最终会促使她走上回归基督之路。

[1][美]奥康纳.神迹与表现：随笔集[M].萨利-罗伯特非茨杰拉德选编.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吉鲁出版公司，1969：117.

[2]陈红薇.奥康纳小说文本中的两个声音[J].《国外文学》，1998，（4）：76.

[3]孙丽丽.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意识[J].《电影评介》，2009，（2）：106.

（责任编辑:水 涓）

王朝辉，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