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伟

校园暴力是社会消极因素在青少年身上的一种反映。近年来之所以呈上升趋势,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与不当。

中国从未有过如此重视校园安全,但是,校园血案并没有因南平校园血案凶手郑民生被枪决而停止。50余天6起校园血案震惊全国,使校园安全成为上至国务院总理下到普通民众高度重视每每提及的问题,甚至“军警把门,出入必查”。一向被认为最安全宁静的校园,正在成为警力重点部署的地方。

现实是,校园安全存在潜在的隐患。

情境预防滞后

3月23日,福建南平一小学发生凶杀案。被残忍杀害的8名小学生尸骨未寒,而后又连续在广东、江苏等地发生校园凶杀案。4月29日,《南方都市报》记者兵分三路,对深圳福田、南山、龙岗部分幼儿园安全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下午3时,深圳南山华萃双语幼儿园铁门紧闭,原以为锁上了,记者拨通门楣上的电话,却听见老师说:“门关着并没锁,进来吧!”果真,上楼一看,通往教室的两道门都没锁,距离大门最近的教室不足10米。

校园安全隐患令人惊心。有的学校门禁形同虚设,陌生人可以自由出入;有的学校周边环境十分复杂,楼下是快餐店,侧边是网吧,对面是洗浴城,再往前走还有家麻将馆。海南三亚市民建议有关部门展开专项整治,对学校周边的网吧、游戏厅、发廊、KTV、桑拿房等容易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的场所进行清理。让这些场所远离校园,从源头上解决校园内学生“学坏”的可能,也防止一些社会闲杂人员经常聚集在学校周围,对校园安全造成威胁。

很多学校的安全设施严重不足,像国外学校校园内常见的报警柱在国内学校还非常少见。更多学校的保安是两手空空,如果遇到歹徒,保安只能赤手空拳与之搏斗,值夜班的保安装备也只有手电筒。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校园保安承担的职责和风险与所得报酬不符。不少学校招用的保安不是老弱,就是“摆设”。有的校方招保安的出发点不完全是建立在安保上,还建立在内部人员就业吃饭上。这就难免产生“刷锅把子戴上帽就是保安”的悲哀。2008年4月,海南万宁中学高二年级一陈姓学生因上晚自习迟到遭到校警殴打,后老师和同学不得将陈某送往万宁市人民医院急救。某些滥竽充数的保安竟成为校园的不安全因素。

家庭教育缺位

“不能一出事就把板子打到學校、公安等部门,家长也应当反思。要把安全预案放到学生脑子里。”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呼吁。

今日的父母,忙于工作、忙于开会、忙于应酬……每日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寥寥数分钟而已。他们大多仍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重智育轻德育,很少、甚至不愿倾听孩子的心声。不少孩子将视线投向了网吧,希望在那里找到倾诉的对象,寻求解决青春期困惑的途径。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医生岳攸雯认为,网络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使孩子们接触到相当多的打斗和枪战等暴力血腥的场面。而家庭暴力是造成校园暴力最直接的诱因。但家庭暴力并非“棍棒式的强制”,还有“温柔的强制”。如果孩子们再遭遇父母离异、家庭不睦、极度贫困等负面刺激,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攻击性人格。

2005年,海南接二连三地上演少年校园暴力。在海口板桥路金花菜市场附近,有一伙十多岁的少年长期在此收学生保护费。据海师附中工作人员介绍,这一伙少年大部分是琼山某中学的学生。当年9月,文昌市二中一女生被四名女生轮番抽打了200多个耳光,耳膜破裂住院。在长达一小时的暴行里,她的室友躲在寝室里,不敢相救。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纪永明法官认为,校园暴力是社会消极因素在青少年身上的一种反映。近年来之所以呈上升趋势,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与不当。

一些家长在得知孩子被人勒索或欺负后,不是积极地去找学校或老师进行沟通,而是给孩子灌输以暴制暴的思想。一位家长告诉孩子:“人家骂你你就打他,人家打你你就踢他,要是打不过了还有爸爸!”还有一些家长在得知孩子被人勒索甚至被打时,只是告诉孩子要离那伙人远远的,看见他们就跑,而不是告诉孩子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社会丛林法则

小说《苍蝇王》中讲,小孩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充分的教化的话,他可以很残忍。而他那个残忍通常表现在去虐待比他更小、更弱、更没有反抗能力的东西上,比如说昆虫。

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念中,社会是一个比较冷漠的概念,至少在现在人们的观念里面,社会几乎相当于“江湖”。

郑民生、陈康炳、徐玉元……是游走江湖不太成功又不安于现实的“杀手”。在感觉自己无论怎样挣扎都是麦草垛最底下那根稻草时,他们便挥刀向比他们更弱小的群体。

如同美国总统谈起制造校园枪击案的凶手时称其为懦夫一样,这些校园血案制造者的行为也是一种懦夫行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敢面对比自己强硬、没有把握战胜的对手,就把更弱者作为自己的泄愤对象。

江苏泰兴镇中心幼儿园血案发生后,4月30日有民众游行,他们高喊:“我们要真相,我们要宝宝”。

杀害学童,有人也将其定位为“报复社会”。对于杀害校园学童事件,舆论绝大部分持严厉的谴责态度,因为凶手与被害人之间并没有“冤有头,债有主”的关系。被害学童是纯粹的无辜受害者,而且他们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们是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者。

在恃强凌弱、伤害无辜的丛林世界里,暴力行为纯粹以无辜的弱者为对象,冷血残害变成了无目的的复仇。校园惨案不过成为丛林法则下散发出血腥味的特例而已。

媒体的双刃剑

4月28日9时,制造南平校园惨案的凶手郑民生,被依法执行枪决。就在郑民生被枪决不到6小时后,广东省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陈康炳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

网上热议媒体正在成为校园暴力帮凶。

“这种犯罪是带有恐怖主义特点的犯罪,是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他不图别的了,只希望让社会感到恐惧。”长期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认为,在案件报道当中,不要把特别残忍的细节全部报道得非常清楚,包括郑民生怎么用刀。“那种刀法全报道出来,我觉得真是很恶劣的。”

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大部分潜在的犯罪人同时存在病态性心理疾病。一种信息发出传播后,会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接收方式,正常人是知道信息、了解信息;对犯罪人群而言,接收信息就是“方法的告诉”和“犯罪方式的启迪”。

近期频发的校园惨案中,媒体的报道被视为对潜在的杀人者有示范作用。

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发生八死五重伤血案后,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到医院探望受伤小学生时,当地农妇方玲闯到她面前下跪喊冤,要求政府承担其8岁女儿在学校被强奸的责任。方玲被官员架走时高叫:“如果我女儿的问题不处理好,我也要去杀人!”

社会变革时期,许多人都处于一种“闻善则疑,闻恶则信”的状态。犯罪如同疾病传染一样,一种犯罪发生后,这种犯罪有可能被仿效形成复制效应。那么干脆不报,省得麻烦?显然,舆论的开放、媒体的监督,本质上是人民监督自身权利运行过程的更为直接简便的形式,是老百姓诉求与情绪的宣泄渠道。如果不告知真相,就有可能被人歪曲事实,以此为导火线引爆蕴藏的社会矛盾。现实中,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并非鲜见。

林毓铭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止血”和“治病”

幼儿、小学生在遭遇袭击时反抗力量最小,在无法做到有备无患之时,“应急”虽是被动的,但也能起到很好的临时遏制作用。

对于校园安全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在技术的层面,在资金的投入,在综合的配套,以及各级领导负责的角度,先把我们的损失减到最小。比如有伤口流血了,首先要做的是止血,只有血止了,伤口消毒了,才能更深一步地去了解病因,对症下药。

防范校外暴力对学校、学生的袭击,主要是公安部门的职责,而对非外力因素的灾害,特别是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警用钢叉和防切割手套就无能为力了,教育部门责无旁贷。

可以说,目前学校中,特别是中小学、幼儿园中,开展这种突发事件自救的必修课太少了,平时没接触没好好练习,紧要关头只能是束手无策。很多孩子至今还没有学会如何逃离火场、溺水自救,更不用说遇到歹徒袭击时能抵抗甚至救人了。

此外,校园冷暴力,如自杀、自残等,都是学生心理不健全造成的不理性行为。除幼儿园以外,包括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机会促成校园冷暴力的爆发,学校的防卫措施要跟得上。

吴飞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还需重塑“中国秩序”

“社会”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圈子里,是没有这种观念的。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在比较精英的话语里面,它代表着一种正义,一种集体的力量。但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社会总是被理解成一种比较残酷的,比较冷漠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慢慢被解放,尤其是进入城市社会后,人被原子化,传统社会伦理失序。此时,整个社会并没有相应形成一套新的伦理体系,结果慢慢地形成一个很糟糕的恶性循环。

像郑民生这些校园惨案的制造者,实际上并不都是因为有精神问题,而是出于一股怨气,这些怨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秩序的失衡。比如,说以经济改革为中心,越到最后越变成了完全的实用主义,甚至拜金主义。而各种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是越来越趋于技术化、官僚化,而不注重文化伦理。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认知:社会就是比较冷漠,比较残酷的弱肉强食空间。当郑民生们要把这个怨气发泄出来时,就成了没有对象地盲目发泄,变成了危害社会的行为。

所以,美好的生活要建立在一个健全秩序的基础上,秩序不光是说人,说社会,还包括精神上的秩序。我觉得从西方学来的一些现代的观念,必须以一种中国方式来理解,必须在中国的家庭、国家、社会这样一个体系里面,给这些现代的观念放一个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