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明剑口述 黄剑宝整理

翻开《江阴市志》，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7月25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至1969年7月，全县有老三届(66、67、68届)高中毕业生共5813名，全部动员去农村插队插场务农，其中600人插队至吴江县农村。1971年，又800名知识青年去苏北滨海农场和东辛农场插场。徐霞客镇《峭岐志》中也有记载:1971年5月，峭岐14名知识青年去连云港东辛农场落户。

武明剑对我讲，他就是这14名中的一个。那年，他虚龄16岁，两年制的初中刚毕业，人生得小模小样，在当时的所有插场青年中是最小的，乍一看还是个少年。记得到农场报到时，有位南京的“插兄”开玩笑说，这小孩身上还有奶腥味。按理说，他当时的年龄还不到下乡插队的岁数，但在多次强烈要求下，公社民政科还是批准了。

笔者问:你为什么会有如此决心呢？武剑明叹了口气说:啊呀！你勿晓得，当时家中兄妹五人，哥哥在上高中，妹妹和弟弟都在上小学，就靠父母上班那点收入，要负担五个孩子上学，还要维持生活，你说容易吗？再说那时上学也是和和调，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学军，整天转在工厂车间或田头，能学到什么？还是早点出去自谋生路，还可减轻家里的负担。更何况那时上山下乡的热潮搞得轰轰烈烈，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宣传标语，广播里整天在大力宣传鼓动。自己还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想先插队落户后再去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小就有的志向啊！

他一口气说了许多，同时也断断续续地讲起了农场的一些经历。百闻不如一见，要展现他当年的那些生活情景，莫过于去东辛农场实地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我征求他的意见，能否去趟连云港东辛农场。他爽快地答应我:好啊！反正我现在下岗在家，常常静坐下来就要回忆那些难忘的岁月，真想去故地看一看啊！于是约了个日子，决计去连云港东辛农场。在征得江阴市档案局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后，10月12日，我们自己驾车前往，同行的还有1968年我县首批插队到吴江的老知青孙可立。

我们沿着沿海高速公路一路向北，上午十点半左右，在一个名叫新浦的地方下了高速公路。再循着“东辛农场”的路标一路向东，约20分钟的时间，来到了不似心目中想象的东辛农场。

东辛农场坐落在连云港市东南方向的沿海边上，极目远眺，良田万顷，茫茫一片。由西向东的主干道两旁高楼林立，各类商店鳞次栉比。远处高高矗立的建筑架和大吊车，昭示着东辛农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武明剑跨下轿车，双目凝视着远方，由衷地叹了口气说:啊！38年啦，全变啦！眼前宽阔的水泥大道，当年只是一条泥土邮路，也是我们农场唯一的一条大路，每逢下雨泥泞一片。那时的大路两边，分散驻着我们各个知青连和零星几个破旧的小村庄，我们的连部就在附近。因为当时此地曾是一个小集镇，有邮局、百货店、食品站、饭店、理发店等，歪歪斜斜地分布在这条破街上，与其他远离集市的连队知青相比，我还算运气好的。走，去寻找我们当年连队的驻地。他领着我们一边穿街走巷，一边讲述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往事……

1971年5月20日下午，是我们出发的日子。那是一个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彩蝶纷飞，令人神往的日子。我沉浸在对新生活憧憬和向往的兴奋里，全不顾母亲的悲伤、父亲的沉默和兄弟姐妹的依恋。儿是娘的心头肉，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几天母亲为我的远行一直在作着准备，替换的衣服、鞋袜、日常生活用品等，还为我专门做了一些粽子，以便路上充饥。那些天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常常用呆呆的目光注视着我，叹着气。眼看就要出发了，全家人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父母帮我拿着行李，要送我到轮船码头。峭岐中学的李淑英校长(当时叫主任)也专门来送行。和我同行的还有徐兆红、汤珍珠、黄亚荷、徐挺、黄美郎、汪玉仙、沈炳南、吴丁庆、陈振祥、姜德胜、王静健、徐正敏、丁国良，共14人。14个家庭组成的送行队伍浩浩荡荡，行走在窄窄的老街道上。记得那时的轮船码头就在峭岐街的南沿河边，对岸就是建国前大地主吴齐波和吴林宝叔侄俩的近400亩的大果园(现已被徐霞客镇人民政府建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轮船码头极其简陋，用几根大木头伸入河中，搭成一个“门”字架子，再在架子上搁上几根木头，形成一个直角形的木架。轮船靠岸后，船工用一块跳板往木架上一搁，乘客就依次排着队，一个一个摇摇摆摆地上船。

父亲帮我提着行李，紧跟在我的身后，他要送我到江阴。到了轮船的甲板上，我转身朝岸上一看，只见母亲泪流满面，嘴里还在不停地告诫我一定要注意身体。父亲一声不响地站在我的身边。我看着父母和家人沉重悲伤的神情，似有一种酸痛涌上心头，便一溜烟钻进船舱。然而，到了船舱还是忍不住从船窗里偷看了一眼母亲，只见她一边用左手不停地擦着眼泪，一边举起右手对着轮船向我招手，张着嘴，说着我听不见的话，我想一定是临别时的再三嘱咐。我再次别过头去，似有一股男子有泪不轻弹的勇气。少顷，只听“呜”的一声长鸣，轮船要起航了，又听得“”的一声哨子声，轮船便慢慢驶离了码头。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16年的故乡，开始我漫漫八年的插场生涯。

凭着武明剑对38年前的记忆，我们继续走街串巷地寻找，终于在转了几个弄堂的居民住宅后，找到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七营五十连二排六班”的老房子。可惜，当年一式六排的老房子经历了近40年的变迁，早已面目全非，但当年女插青居住的一排还在。我一看，典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石块和红砖砌成的矮平房，前檐高不过三米，后檐高不过二米五，间长为小八步约六米，间宽三米余，总约20平方米的面积，每间朝南开了一个门。后墙有一个长宽不过70公分的杂树木窗，也许是为了御寒，所以后墙的墙身较厚，以致内窗台上可以放一些东西，住在靠窗的可以放些书籍或其他生活用品，女插青还可以放上一面小镜子，每天照着梳妆打扮。屋顶均为水泥桁条，桁条上钉上杂树椽子，铺上芦席，上面盖上红色或青灰色洋瓦，虽然简陋，倒也整齐好看。

武明剑描述，当年五十连插青和连部家属的生活区是这样布局的:一式小平房一律六间一排，左一排，右一排，前后各三排，中间有一条宽约三米的小通道，前后排之间有一片十米开阔的场地，供我们洗晒衣被和活动。右前排六间是女插青宿舍，右后排六间是我们连队的食堂和猪舍，其它均是我们男插青和连部家属的宿舍，我住在左后排。在食堂的西北角，有一条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河，小河边长满古树柳木，一年四季能听到树上的鸟语和看见清清河水中游的鱼儿，小河上有一座小桥，走过小桥就是一所小学校。在我们生活区的周围和场地上，栽着一排排整齐的白杨树，白杨树的枝丫一律向上，英姿飒爽，就像我们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生活区的西南方向约二百米处，有一个前后两排平房组成的小院子，那是五十连连部办公处。

我们根据武明剑的描述按图索骥，在女宿舍前面的场地上找到了当年唯一的公共厕所。我一看，那用大小石块堆砌而成的厕所，极像放在公众面前的一件“老古董”，也像东北深山老林里的蘑菇屋，被后来自由建造的各种大小建筑物围在不起眼的地方，30年前用水泥和手工做成的“男”、“女”两字还清晰可见，我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虽有点不雅，但它倒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物证。武明剑说，这就是我们连上百号人唯一的“出口公司”，夏天来方便吃勿消蚊子苍蝇的叮咬，到了冬天，有时深夜上厕所，裹了一件大棉袄都冻得发抖，还要从后排一溜烟跑到这里，苏北平原的严冬寒风刺骨，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武明剑接着对我说，那天我们离开峭岐后，先到江阴县委党校住了一夜，县里还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学习培训。21日，我们从江阴乘汽车去无锡上火车，临别时，身边的父亲眼看着小小的儿子即将与自己分别，呆呆地看了我一眼，便痛苦地双手抓住自己的鬓发，流着眼泪蹲下身去。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有这样的慈心，因为父亲是峭岐街上有名的严父，平时我们兄妹五人无论哪个淘气或惹事，父亲二话不说举手便打，且不是用手打，而是有一根专用棍棒，我们几个没少挨父亲的棒头。所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我们家里的“老虎”，善良慈爱的母亲才是我们温暖的港湾。此时此刻，我突然感觉到了人间伟大的父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突然醒悟的。我热泪盈眶，强忍着别过头去，似有千言万语要对我的父亲倾诉，然而终究一句也说不出来。也难怪，那时的我毕竟还小，对人间的冷暖和亲情的体会只是浅显的感觉，真正要用语言表达却没有达到理性认识的程度，所以自己背起行李与同伴们一起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现在想起来，别怪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这样“残酷”，在那个时代，靠他和母亲吃辛吃苦负担我们五人成长是多么地不易，经济和精神的压力有多大！非要到自己为人父母后，尝尽了人间的甘苦才有深刻体会啊。

那天我们在江阴西门车站登上大客车直达无锡火车站，坐火车两天一夜经南京、徐州后，直达连云港的新浦车站，再坐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东辛农场，记得是1971年5月23日的傍晚。初去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件是那天晚饭时第一次吃到药芹炒肉丝，因我在老家从未吃过这菜，一般浓浓的药腥味叫我恶心得直吐。另一件事是那时我确实还小，贪睡的毛病加上一路的疲劳使我一夜睡得像死狗一样，以致清早起床的哨子都没有听到，醒来后一看，临时用稻草铺就的大通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四仰八叉地躺着，不知天南地北，还以为是睡在家里，赶紧起床穿衣奔出去，同志们早已端着饭碗在吃早饭了。现在想想真的好笑。

凭着武明剑的记忆，我们离开了当年的居住地，向西南方向寻找当年的连部。果然，在一条新筑的大路东面，发现了当年的连部所在。只见在圆圆的月形门里边，挂满着丝瓜藤蔓，场地上种满各类绿莹莹的蔬菜，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细致地侍弄着。发现身后有人，老人直起身来，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武明剑仔细辨认了一下之后，欣然大声喊道:“茅场长！”老人先是一惊，然后打量起来:“你是？”“我是武明剑呀。”“啊呀，小武啊！”老人恍然大悟，紧接着相拥相抱，紧紧地握住了武明剑的双手。“啊呀！多少年了啊！想不到今天能看见你啊！”老人感动万分，带着那浓浓的苏北口音叙述起当年的往事……

武明剑对我说:老人名叫茅青山，是当年五十连的指导员。大约1976年，建设兵团划归地方管辖，茅青山担任分场的副场长，专管农业生产。在漫漫八年的插场生涯中，老人没少对我关心。刚来农场时，连部领导体谅我人小，就安排我在连部抄抄文件，抄写大字报，使我远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的一手钢笔字和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直至现在，笔墨纸砚是我人生最好的“伴侣”，虽自我感觉难登大雅之堂，但它使我的业余生活充满了乐趣。

在农忙季节，我除了在连部做些类似文书的事情外，还是要参加劳动的，如割草、放牛、看青等。割来的草主要是喂牛，那时农场的牛车是主要运输工具，每逢收割季节，一辆辆的牛套车穿梭在田间场头，上千亩的庄稼果实都得靠牛车拉到仓库场上，然后脱粒、扬谷、晒干、入库，再缴给国家。还有那洁白的棉花、鲜嫩的甜菜等等，总之，每个季节都有丰收的果实，都得靠人力和牛车去完成。说起割牛草与我们家乡的割草是不同的，那时家乡生产队一般只有一头至两头牛，割草只要一个人就能完成，而我们连队共有十几头牛，每天的用草量是很大的。割草的工具不是竹编的筒篮和短柄镰刀，而是套着牛车和手持类似大草原牧民的长柄镰刀，那镰刀像一轮弯弯的月牙，刀刃磨得飞快，割草时手握长约二米的刀柄，利用右大腿和腰部扭转的力量，“唰唰唰”地将草齐齐地割倒在地，然后一捆捆地装到牛车上，堆成一个小山型，再驾着牛车往回赶。这时我可以悠然自得地躺在草堆上，那蓝天白云和高高的白杨林伴随着我，闭上眼睛，哼着歌曲享受一番劳动后的快乐。

看青除了是一种责任，还有另一番情趣。那时每个连队都有一二千亩地的庄稼，不是稻麦就是棉花或甜菜等，一年四季都不歇着，一年四季都有人专门看护，一防野兽及飞鸟的侵害，二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其实所谓的“阶级敌人”也不过是一些爱贪小便宜的农民，或顺手捞点稻草、树木，或随手拿一点成熟的作物之类，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看青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看青的时间是白天田野里无人劳作的时候和晚上九点之前，常常是白天我一个人手握着木棍转战在广阔的田野，跑累了就挑个没人的地方，头枕草地、面朝蓝天睡上一觉，晚上手握着雪亮的手电筒，继续转田头直到休息时回驻地。在那个正长身体又充满饥饿的年代，有些知青乘看青的机会，做了一些至今想起来都感到难为情的“坏事”。如顺手偷些老百姓的白菜、山芋、萝卜、鸡蛋等，拿回宿舍煮熟了大家一起分享。特别是鸡蛋，为了避免留下“罪证”，他们悄悄地在鸡蛋壳上用针钻出一个小洞，然后仰起脖子将里面的蛋黄和蛋白吸个精光，再悄悄地放回到鸡棚里。现在想想真是缺德，因为那时的老百姓要靠鸡蛋在市场上换取油盐酱醋的啊。我也做过一件缺德事的，记得是一个夏天，我和沈炳南、姜德胜三人借着游泳的机会偷过林场的苹果。当时正下着大雨，路上无人，便悄悄地游至对岸的苹果园，狠狠地偷了大半蛇皮袋的苹果，回宿舍饱餐了一顿。

也难怪，在那个艰苦和饥饿的年代，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28斤，月工资先是15元，后来逐步加到17元、19元、23元，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日日见长的身体，那点粮食好似木樨花喂牛，那点工资只能扳着指头一点点地花，难得吃个荤菜是最大的享福。还有就是盼望着过年，因为每年的除夕有一顿聚餐，连部就会杀一头大猪。每到那天兄弟姐妹们异常兴奋，早早地等待着开饭的钟声。一盆菜端上来，十双筷子一齐下，犹似风卷残云，不消几分钟就盆子朝天，连汁汤汁水都扫得精光。1973年连队分红，我第一次分到113元，这是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得来的一笔巨款，长到那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记得我激动地将钱塞到枕头底下，然后双手护住枕头卧倒在床头，美美地享受了一番。年底回乡，还给妹妹买了一双红布面塑料底的新鞋子，让妹妹在街上风光了一下。后来听说妹妹穿了几天后再也舍不得穿，藏了起来，到有喜事时才穿出来。

眼看就到中午饭的时间，茅青山老场长非得请我们用餐不可，后来经我们再三推辞，也就作罢。我们三人就近找了家饭店，仅仅花了50元便饱餐了一顿，四大盘佳肴让我们捡了个地区消费差价的大便宜。

中午的秋阳和秋风给人一种既温暖又凉爽的感觉。午饭后，我们三人来到当年五十连的田野里。田野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在秋风的吹拂下频频向我们点头致意，宽阔的灌溉渠道两边是宽宽的机耕道，机耕道两边又是高高的防护林，整整齐齐，向远方延伸。在防护林的远处，当年兄弟连队的营房犹在，远远望去像一排排整齐的鸽子棚。我想，当年的知青就像一只只的鸽子，清晨上工哨一响就飞出棚去，傍晚收工哨一吹就飞回巢中。那里是他们唯一的归宿，那里是他们带着疲惫的身体休息的地方，那里是他们含着眼泪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地方……

我们徜徉在田埂上、果林间，还有挂着几个枯萎凋零棉果的棉田旁，更多的是没有尽头的稻田小路上……

武明剑说:我在连部干了三年，1974年开始我当上了营部通信员，在四十八连至五十二连的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整天和自行车、邮包、报刊、信件在一起。那时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村间田头，就像开着小轿车一样神气，更何况我是为这么多人服务的通信员，所以我爱自行车就像骑兵战士爱战马一样。骑车的技术也十分娴熟，单把上下车，边骑边发信件等只是小菜一碟，特别是那时没有石子路或水泥路，窄窄的泥路上有被牛车或邮车压成的一条深坎，我可沿着那条坎不差分毫地一路骑过去。但通信员也很辛苦，每逢下雨天自行车不能发挥作用，就只能靠自己的双脚步行，有时深夜送加急电报要来回跑几十里路。

也是在这一年，我终于盼来了报名参军的机会，这是我从小就有的志向啊！以我民兵训练射击的水平和强壮的身体，都说我没问题。踊跃报名，参加体检，一关，二关，几个关口过去了，可在胸透上查出了小毛病，结果被刷下来，我茫然若失，以致一段时间吃饭睡觉都不香。1976年又有一次机会，结果还是这样，我也就死了这条心。

我当了四年通信员。1977年，连部办了家灯管厂，连部又调我到厂里当出纳会计，一直干到1979年1月离开农场回乡。

秋阳从树梢慢慢下垂，我们在田野里漫步了近两个小时。走一走当年江阴插青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感慨万千。

当年，他们怀着无限忠诚，凭着自己一颗红心两只手，誓叫荒滩变良田。寒冬腊月，他们在这里开渠引水，清理淤泥，筑路整田；夏日炎炎，他们播种收割，挥洒汗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整八个春秋，度过他们的青春年华。

当然，还有那无休止的政治学习，无数次的露天电影，大会堂的文艺演出，学唱样板戏的高涨热情，打赌一口气吃一斤馒头的欢乐，刻骨铭心的初恋等等。如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太阳西垂，眼看时候不早，我们抓紧时间又走访了几位当年的老领导和老乡家，看了一眼当年的农场医院、人民大会堂、农场场部。我说回家吧，武明剑回过身去，向东辛农场投去深情的一瞥，然后打开车门，跨上汽车，踏上了回江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