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杰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虽然屡受挫折，但海外并购的发展方向并不会因此而逆转。海外并购是中国企业以适时的方式回应企业所处的环境的变化，不仅仅是为了解开经营困局，也是采取行动获得突破式的发展以维持企业长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外环境，从理论上梳理清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化解相关争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华尔街风暴，到2008年下半年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危机已经从金融领域直接侵袭实体经济，国际市场需求下滑，欧美等国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或倒闭或被政府接管，一些经济实体举步艰难，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个过程发展之快，影响之大，百年不遇。

金融危机对欧美整体经济带来显著的下行影响，不仅限制了企业的信贷活动，也影响了消费者信心。欧美很多经济实体，为缓解流动性短缺，迫不得已大量出售资产以缩小规模，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许多资源产品价格的大幅下挫甚至暴跌，也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已经大幅降低。过去数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计划多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国有”背景让海外人士担忧不已。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为筹集资金而疲于奔命的国外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企业的监管和审查，减少了跨境经营的政治障碍和隐性成本。

目前各国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都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货币竞相贬值，未来通胀率一定会抬头，未来全球经济肯定会复苏，有限资源的价格未来一定会上扬，中国企业在经济低迷期实施海外并购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一定较为可观。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9年与参加两会的广东代表团审议和讨论时指出，“挑战和机遇从来都是并存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给我们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机遇，带来发挥自身优势、消除发展瓶颈的机遇，带来立足新起点，形成新优势的机遇。”

事实上，中国企业也在努力抓住全球金融危机所提供的机遇。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DI）总额为14000亿美元，同比锐减21%。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却逆市飙升。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年4月24日发布的《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535亿美元，增长215%，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为407亿美元，占73.2%，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为149亿美元，占26.8%。另据渣打银行的估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500亿－1800亿美元，而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约为800亿－1000亿美元。因此，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很有可能首次超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国家间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有着长远眼光的政府与企业总能转危为机，抓住机遇，最先摆脱危机。机遇一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机遇不多，稍纵即逝，如果不及时抓住，就可能错失良机；二是机遇难得，但光凭良好的愿望，盲目求快，就会造成大的损失，也会丧失机遇。构成机遇的诸多有利因素处于变动之中，抓住机遇就会巩固和加强这些有利因素，机遇就会延长或者创造出新的机遇，而运用不好则诸多有利因素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部分地或全部地受到削弱甚至消失，机遇就会被错过。只有善于发现机遇，认识机遇，才能抓住机遇。

2009年2月，力拓迫于387亿美元的债务重负，与中国铝业达成注资协议。然而，谈判从2月12日开始一直延续到5月。此后在受资本市场回暖的影响及大宗商品价格跌势回落的背景下，力拓融资的渴望并不如当初那样强烈（中铝为力拓做的隐性担保起了重要作用）。尽管买卖双方都有可能根据市场情况来重新估价自己的收益，交易的签订和解除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力拓毁约令中铝失去了与其他矿产企业合作的机会。双方达成协议拖延3个多月，而这个时间正是金融危机下众多矿产企业寻求合作，解决资金紧缺最困难的时刻，是宝贵商机，如果不是力拓用协议拖住中铝，在当时正是众多澳矿企债台高筑、急于出售资产融资偿债的时候，中铝本可以做出更为保险、获批几率更高的投资参股选择。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因为外在条件优惠就盲目扩张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海外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专业活动，宏观上要有战略思路、政策支撑等，微观上要有详细的操作流程。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John Dunning）在其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从无到有、逐步增加，资本输出将最终超过资本流入。约翰·邓宁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对外投资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缺乏足够的区位优势（指东道国所拥有的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丰富等，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形成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及所有权优势（指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以及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000美元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基础设施较大的改进，投资环境的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加大，外商投资量有所增加，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出现，但投资水平仍然很低；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之间，这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国内企业凭借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而国内技术力量的增强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使该国的东道国区位优势逐渐丧失，这时外商直接投资仍大于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明显快于吸收外资的速度；第四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4750美元，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在此阶段上仍持续增长，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不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更加熟练运用区位优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经济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0.067万亿元），尽管中国人口众多的因素使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量偏低，但由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特别是中国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超前性，一些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呈明显上升趋势。中国过去的30年因大量引进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入国，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由资本净流入向资本净输出的转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产品生产者”角色也将向“资本输出者”的角色发生历史性转变。

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持续增加和引进外资数量的不断上升，导致我国双顺差规模不断扩大，与双顺差相一致的是外汇储备积累，截至2009年4月末我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37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对国内的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了巨大压力，一方面导致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国内流动性泛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使中国面临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美元资产储备的“缩水”问题成了现实问题，因此，鼓励、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投资成了缓解这种压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这不仅可以抑制国内的流动性泛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还可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级工厂，资源需求的与日俱增与自身自然资源的相对贫乏，加大了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一些基础能源已形成瓶颈效应，在今后的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制约将越来越严重。目前对中国经济发展最紧迫而严峻的约束资源是能源、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以及土地资源。作为矿产资源和能源的最大消费国，中国的铁矿石50%以上要依靠进口，每年还从国外大量进口其他有色金属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不尽早解决资源储备的问题，那么在经济复苏后的下一轮发展阶段，中国企业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将越来越严重。

在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正式提出了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但只是当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对外出口的临时举措，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认识高度不够，很少有人意识到海外资源对中国会有何意义，没有认真考虑过把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当成一种国策。进入21世纪的几年里，全球各种资源价格一路上涨。长期在海外资源收购上举棋不定的中国政府，在上一轮资源价格暴涨的教训中，意识到了进入产业链上游的重要性，更是多次试错后形成一种共识——作为能源、资源消费大国的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将不得不“走出去”参与到上游。在国际资源市场形势的变化之下，中国政府一改过去的犹豫和谨慎，各级官员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纷纷强调，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格局和产业格局的调整，企业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勇敢地向国外市场进军，实施低成本并购，获取战略性资源。2008年12月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办并购贷款业务。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的核准权限与核准程序也大大简化。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一系列鼓励性政策的出台，无疑有助于中国企业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

在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以经济竞争为主的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对外投资实际上明显体现出国家的战略利益。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是战略性的行为，而不是短期的偶然为之的行为。

三、企业成长要求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

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世界各国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基本形成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作为全球产业链理论的重要思想，台湾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在其提出的“产业微笑曲线”中，把微笑曲线即产业链分成左、中、右三段，附加值更多体现在左段（技术、专利）和右段（品牌、服务），而处于中段的则是附加值最低的组装、制造。产业微笑曲线的含意就是说，企业体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左端或右端位置迈进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而绝不是持续在组装、制造位置。产业微笑曲线得到大量国际贸易数据的印证：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一般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5%—10%。目前，中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甚至只有1%—2%。

中国企业处于产业微笑曲线的底部，是源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的事实。加工制造位于产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薄弱，中国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必须向两端延伸——要么向上游端的零件、材料、设备及研发延伸，要么向下游营销端的服务及品牌延伸。总体而言，愈向两边走，企业获得的附加值就越多。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取得微薄的加工利润的同时，却承担了与利润不对称的能源损耗和污染。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优势的逐步丧失，欧美国家一些订单转向成本更低、经济更落后的地区。而且从企业层面来看，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成长之后实力大增，国内过剩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极为残酷，企业在国内市场需求存在约束的条件下必须积极拓展国外市场，主要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所面临的非关税壁垒和反倾销诉讼等问题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立足于加工制造几十年的中国企业也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制造本身应该包含着研发也包含着品牌，拥有产业微笑曲线的基础才能更好地形成完整的产业微笑曲线。因此，中国企业面对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格局，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创造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占据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微笑曲线的有利位置，摆脱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尽快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市场总体扩张。

作为后来者，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级工厂，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但是，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往往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存在着诸多抑制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单纯的国内竞争中并未显现出落后的一面，只有进行跨国经营之后，落后的因素才完全暴露出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基于知识的战略资源即社会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如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人才和品牌等，而这些资源在国内并不丰富。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中国企业必须寻求新的资源以产生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一要求对中国企业而言极为迫切。从寻求资源的角度来看，海外并购是从国外市场获得战略资源的有效方法。这里所说的资源按性质分类来看，不仅包括自然资源，更重要的还包括社会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因为知识外溢性与距离有关，越接近知识密集地区的企业就越容易享有知识外溢性带来的好处。

英国学者坎特韦尔（John A.Cantwell）和托兰惕诺（PazEstrella Tolentino）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可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随着企业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为了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因此，本身不拥有要素优势的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通过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就有机会获得这些资源（除了获取自然资源之外，主要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再通过知识的内部扩散而学习、转移并应用这些资源，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弥补技术与管理差距，提升自身实力，之后便可以同发达国家企业展开竞争，进而最终实现其投资收益，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纵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程，相对落后的中国企业并购相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动态能力，迅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实践证明，通过增强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改革落后因素，完成相对创新，中国企业才能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的成长，不仅受到可用来追求扩张的内部资源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扩张取决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了维持和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借助跨国经营的方式，使组织战略资源得到最为有效的配置成为必然选择。中国企业2008年以来海外并购的加速，与其说是因全球金融危机提供机会而爆发，不如说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深层次背景下，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成长之后，出于获取资源优势的冲动，力争摆脱低端产业价值链，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结果。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决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