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余 凯

这是中国东部产粮大省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唱凯镇东湖村刘埰垄的一块只有0.1hm2的稻田。这块地1949年只能种单季水稻，年产稻谷约200kg；2009年可以种两季，早稻产量近750kg，晚稻产800kg。

这块地现在由抚州市聚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包。公司总经理游步发说：“如果承包期能长期稳定下来，公司将会加强饮水灌溉，精耕细作，产量还能有较大提高。”

游步发所在的公司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经营着唱凯镇3个村的农田200hm2农田。这些农田由1 000余小块土地组成，分为3个成片相连的农田基地。在中国农田经营权由众多的农民分享，耕地相对分散，被划成小块状，块与块之间有田埂、沟渠、道路相隔。

一、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实施了土地改革运动，昔日无地的农民分得了耕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极大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52年，抚州开展土地改革，那块0.1hm2的稻田被王友生无偿分得，成了他家土地的一部分。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的温饱基本得到了解决。不料只过了6年，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王友生失去了那块稻田的经营权。据村里的人回忆，在20年的人民公社期间，那块0.1hm2的稻田单季产量长期徘徊于230～300kg。

二、土地承包带动粮食增产

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国93%的农村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村集体承包土地，即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经营权归农户，也就是俗话说的“分田到户”。

唱凯镇东湖村实行“分田到户”是在1980年初，当时该村人均分田约0.1hm2，这次那块0.1hm2的稻田又分到了村民王玉泉名下。

村民有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种粮积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东湖村村民王火金说：“王玉泉那块稻田产量逐年上升，很快达到单季产量500kg。”从此，村民过上了真正的温饱生活。

家里就李石磨自己，两个儿子、儿媳妇都在南方打工。孙子孙女放假了，老婆带着几个孩子去南方跟他们爹娘见面去了。李石磨嘿嘿地自嘲，我这个年龄，出去打工没人要了，就近在我们这里找点活干。

1980年到2000年，东湖村有过数次重新分田。刘埰垄那块0.1hm2的稻田也几易其主，虽然单季产量长年稳定在500～600kg，却无法让依赖于这块土地生存的农民过上富裕生活，只能维持温饱。当时，追求小康生活的广大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故土，前往沿海开放地区打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大军已成规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总量是2.25亿人。其中远离家乡外出农民工是1.4亿，相当于法、德两国人口总和。如今，辗转在沿海各城市打工的已是农民工第二代。聚源公司总经理游步发说：“这第二代农民工多数对耕作农田非常陌生，农村耕种自家土地的多为50岁以上的人。”

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在家乡还有自己的农田，这些农田往往被转给亲戚、邻里耕种。据抚州市临川区农业局官员邹满水介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转让是无偿的，农民工还不得不自己交农业税。耕种的农户也因忙不过来，将双季稻改种单季稻。邹满水说：“曾经有段时间，个别抛荒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三、土地流转惠及种粮大户

2000年之后，刘埰垄那块0.1hm2的稻田分给了王学祥老人。王学祥有两个儿子，都在外省做生意。由于身体缘故，2005～2008年，70岁的王学祥将该地租给村里种植大户、50岁出头的王德龙耕种，每年只收取50kg稻谷作为租金，折合人民币100多元。

王德龙种有2.67 hm2地，年产粮3.5万kg，一年纯利有2万多元。刘埰垄那块0.1hm2的稻田在王德龙手里单季产粮600kg。

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逐渐加大农业补贴。像王德龙那样的种粮大户逐渐多了起来。抚州市临川区主管农业的副区长段院龙介绍，2009年，该区土地流转面积达1.45万hm2，占总耕地面积的28%。其中，承包耕地6.67 hm2（100亩） 以上种粮大户有165户，承租耕地面积近2 000hm2，约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4%。对于种粮6.67hm2（100亩）以上的大户，临川区政府每年给予16元/667m2的额外补贴。

李检发和他的两位朋友长年在抚州市租地种，是当地出了名的种粮大户。自2007年起，这位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的种植能手便在临川区各乡镇租种稻田，“少则6.67hm2（100亩），多则33.33hm2（500亩），关键要成片的”。提起他的种粮史，李检发说：“租金逐年增加，每667m2年租金从80～100元，到2009年涨到130元。”

2009年，李检发3人在临川区租种了近66.7hm2稻田，他们有收割机3台，耕田机2台。“科学种田”是李检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每承包一片地，都要将土壤送到省农科院去检验，按照专家意见进行施肥和耕作。”他认为，喷洒农药特别要讲究时效和剂量。

李检发对自己种粮的各项成本都有详细核算：“每667m2每季农药80元、种子60元、化肥280元，除去各环节用工费用，纯利润每667m2每年300多元。”2009年，李检发3人共获利超过30万元。

四、资本运作在探索中前行

农民工潜意识里，种地是发不了财的。但近两年来，种植大户的实际收益逐渐扭转了他们的看法。

外出打工几年后的游步发逐渐认识到农业种植中的机遇，他回到家乡成立了抚州市聚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09年初通过流转政策承包了唱凯镇200hm2耕地，组建了全市规模最大的粮食种植基地。

刘埰垄那块0.1hm2的稻田也由村里征的村民同意后包租给聚源公司，年租金310元。2009年，这块地两季共收获1 500kg稻谷。游步发说：“核算下来，该块地一年纯利润有450元。”

聚源公司采用公司运作模式种粮，公司设有3个基地。游步发介绍，每个基地均由种粮能手进行管理，还设有会计员进行账目管理等，公司给每位工作人员支付工资。

除了支付一年租金60多万元外，公司还投入资金采购各种农机50余台，“基本实现从机插到机收全程机械化”。除了耕作200hm2稻田，公司还对外提供各种农机服务、肥水管理和病虫防治等服务。

聚源公司在规模种粮时也碰到一些问题，游步发对其中两个方面最为担忧：“一是目前很多土地流转合同是一年一签，我们公司也只签了3年。这不利于公司有计划地投入，也不能将成片的小地块平整，无法解决大机器作业与小地块的矛盾；二是经营风险亟需化解。自然灾害给种粮所带来的风险很大。一旦发生灾害，公司损失将十分惨重，国内缺乏基本的农业保险。”

在土地流转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临川区副区长段院龙说：“区政府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组织，积极向外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并组织土地流转上门服务，牵线搭桥，充当‘红娘’。针对土地流转纠纷，要出面调解，确保土地流转行为‘依法自愿有偿’和土地流转价格的公开合理。”

在中国，像游步发这样用资本进入农业搞规模种植还是新鲜事物。“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逐渐会好起来的，一步步都将往前走。”游步发对他的规模种粮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