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僧道作为特殊身份的神职人员，在人口登记方面与平民不同，由祠部统计掌握，但也有“不系帐”的寺观和僧道在人口统计之外。宋代僧道群体庞大，确切数量最多时是中国古代史自唐代到元代数百年历史中的高峰。其数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落三起：三个低谷为宋初、宋神宗、宋高宗绍兴中后期；三个高峰为宋真宗、宋徽宗、南宋中后期。宋代宗教神职人员的主体是佛教的僧尼，其中僧人居绝对多数的地位，社会影响最广泛；道教的女冠最少，影响微弱。

关键词：宋代僧人尼姑道士女冠数量

作者：程民生，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教授。

宗教是一种社会行为，都有其自己的专业神职人员，带领广大信众从事宗教活动。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宋代神职人员究竟是一支多大的队伍?按类别各有多少人?数量发生了那些变化?如此等等，既是宗教史的重要问题，反映着其盛衰程度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又是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中的重要问题。因未见专门论述，本文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僧道户籍问题

僧道作为特殊身份的神职人员，在人口登记方面与平民不同。宋代，城乡居民的户籍统归朝廷三司或户部，而僧道的统计帐册则由祠部掌管：“祠部掌祠祭画日、休假令，受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之籍，给剃度受戒文牒。”这个帐籍，就佛僧而言称“僧帐”，又叫“僧尼簿”，每三年统计一次。道冠除名称外，当与此相同。出家受戒，存在着户籍转换问题，即进入祠部的帐簿，消除三司或户部的民籍。刑法规定：“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所谓的贯就是户贯，“除贯”即在户籍上除名。

需要说明的是，僧道籍是祠部根据所发放的度牒数量统计的，而度牒是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道者所发给的证明文件，也即尚未公度的童行没有度牒。他们也在统计之中。景祐三年(1036)赵州地方政府报告说：“管内佛寺，岁系帐童行千有余人，检会皆等第税户，苟避州县之役。已令逐寺各量留一二人外，其不应条者，并勒归农。请自今出家童行须度为僧，方听免身役。”朝廷随即予以批准。由此可见：(1)，童行虽然没有正式为僧道，但已纳入官方的统计帐籍，这就是“系帐童行”；(2)，因此也可以推断：此外另有不系帐童行；(3)，出家的童行多属躲避朝廷的劳役，即出家后就不再承担劳役。朝廷因此重新规定：童行不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劳役，剃度为僧后才能免役。实行免役法后，僧道须交纳免役钱，童行则仍于本户内交纳身丁钱。

官方掌握的僧道数量，反映在户口统计中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并不列入地方户口统计，如苏州：“南渡后至淳熙十一年，户一十七万三千有奇，口二十九万八千有奇。德祐元年，主客户三十二万九千六百有奇(僧道不与)。”明确说明户口数字不包括僧道。多数列入户口，但分类名称因体例不同。在有的地方志中，他们与民户对称，叫做寺观户。如福州有“寺观户一千四百七十四”，“今系帐僧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道土一百七十人。”有的则分类仔细，僧、道、尼与民户并列。如《重修琴川志》卷6《户口》载：

主户

客户主丁客丁

僧道尼

而在全国户口统计中，寺观户列入主户中。如元丰三年(1080年)全国户口数中，有“主一千一十万九千五百四十二(内四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二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观、山泾、山团、徭典、佃、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并附入主户数。)”统计将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每座寺观，当作一户地主看待。

如此，涉及赋税等问题就会出现有无户籍的问题。民户不在户籍，是躲避赋役，谓之诡户；寺观户不在户籍，也可以躲避赋役，但显然属于朝廷不认可也即不受法律保护的“无额”寺观。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寺观总是由“无额”寺观争取成为朝廷批准的合法寺观。但同时也有“无额”寺观不在户籍。黄庭坚指出：“江西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而洪州境内禅席居分宁县者以十数。二十年来，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户籍而单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当地有半数寺院没有列入户籍。这就意味着，在存在不系帐童行的同时，还有“不系帐”的寺观和僧道，他们都在人口统计之外。

以上情况说明：宋代的僧道数量，一般是指官方的统计数量，包括了绝大多数僧道人口，但也有遗漏。是为我们对宋代史料中僧道数字的基本评价。

二、北宋僧道数量

宋朝建国后，崇文抑武，大兴文教。但并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推崇佛道，例如其佛教政策只是“存其教”而已。僧道数量有限，其在册的佛教僧尼只有67403人：“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宋初之所以人数不多，原因有四点：一是领土本身就不大，仅限于中原地区；二是刚经过佛教史上的四大克星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僧尼大部分被强制还俗，所剩只是残余。显德二年(955)，后周朝廷“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僧尼合计为61200人，宋初仅增长了6203人。三是赵匡胤乃周世宗的旧部，不大信佛，但即位以后，采取的是比较中立的政策：既不灭佛，也不佞佛。建隆元年(960)六月，有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显然是申明了新朝的佛教政策，担心民间借改朝换代的机会振兴佛教。开宝年间，才下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也即允许以顶多1％的速度增长；四是属于北方地区的宋初版图，与南方地区相比，宗教气氛原本淡薄。所以随着南方诸割据政权的被统一，僧道数量猛然增长，如前引史料“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如至道初，福建泉州报告说，当地“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宋太宗闻听大吃一惊，深感问题严重：“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惰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嫉焉。”随即决定予以控制，下诏“三百人岁度一人”，并提高考试合格的门槛：“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压制僧尼增长的力度比宋太祖大的多，是因为当时僧道的数量比宋太祖多的多。可惜的是，宋太宗一朝没有僧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南方的统一加以北方的自然增长，僧道数量至少翻一番。

第三任皇帝宋真宗，生长于太平之世，力求粉饰太平，借助道教大搞封禅以及迎天书等活动，道教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并不排斥佛教，也促进了僧尼数量的增长。综其一朝，大开方便之门，凡四次广泛度人为僧道，如李攸所记载的那样：

景德三年，诏曰：“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两京诸州道、释，岁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取经业。”祥符二年正月，以封禅行庆，诏：“天下宫观寺院内，十人度一人，不满十人者亦度一人。”三年，天庆节，(诏)两京诸路宫观每十人度一人，不及十人者亦如之。天禧三年八月，诏：“普度天下道士、女冠、僧、

尼”，凡度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天禧末，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

四次一次比一次优待。第一次是景德三年(1006)，每年的度僧道名额可以超出10％，而且不必考试。第二次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要求按10％的比例度僧道，如果某寺观僧道人数不足10人，也可以度1人。第三次是大中祥符三年(1010)，单独针对道教，重复了上年的优惠政策。第四次是天禧三年(1019)，干脆没有限制，在全国普度僧道，一次就度了262948人!以至于到了天禧末，仅僧尼就多达458854人。这个数据并不准确。据《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3的记载：天禧五年(1021)，全国有道士19606人，女冠731人，僧397615人，尼61239人。其中，道冠20337人，僧尼458854人，总共有僧道等479191人。据此，可以推断出天禧三年以前的僧道数字：按天禧三年新增262948人，当时全国的总数约等于天禧五年，则普度前的数字大约为216243人。天禧三年新增的262948人，竟然是当时原有总数的一倍多!在宋代历史上，如此规模的剧增可谓空前绝后，是宋代僧道人数发展变化史上的第一个大高潮。

北宋中期的宋仁宗一朝，留下的资料比较多，而且像天禧五年那样也比较系统。

景祐元年(1034)，全国有道士19538人，女冠588人，僧385520人，尼48743人。其中，道冠20126人，僧尼434262人，总共有僧道等454388人。比天禧五年减少24803人，约减少5％。其中道士减少68人，女冠减少143人，僧减少12095人，尼减少12410人，减幅最大；庆历二年(1042)，全国有道士19680人，女冠502人，僧348108人，尼48417人。其中，道冠20182人，僧尼396525人，总共有僧道等416707人。比景{；占元年减少37681人，约减少8，3％。其中道士增加142人，女冠减少86人，僧减少37412人，尼减少325人，僧数减幅最大。

庆历六年(1046)，判祠部张洞针对“时天下户口日蕃，民去为浮屠者众”的现象，上奏指出：“至和元年，敕增岁度僧。旧敕诸路三百人度一人，后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坟墓得置寺，拨放近岁滋广。若以勋劳宜假之者，当依古给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朝廷接受了他的提议：“朝廷用其言，始三分减一。”由此可见当时僧尼的数量是30余万人，应比庆历二年的396525人有所减少。但张洞认为由于改300人度1人为100人度1人，加以高官、宦官的坟寺泛滥、需要大量僧尼，当时的僧尼数量太大，弊病很多。在他的建议下，朝廷淘汰了1／3的僧尼，即责令10余万僧尼还俗，还剩下20余万。这是宋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清理僧道行动，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12年以后的嘉祐三年(1058)八月，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陈襄报告说：“臣因检会本部在京诸道州军寺观，计有三万八千九百余所，僧、尼、道士、女冠，计有三十一万七百余人，数目极多。”全国僧道总数为310700余人，比庆历二年的416707人减少106007人，减少25％。按前边几则统计数据，道、冠的数量一般维持在2万左右，则是此时的僧尼总数约为29万。

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朝，在宋神宗、王安石等人的领导下，政府大刀阔斧地整肃社会，清除弊端，僧道数量持续减少。熙宁元年(1068)的统计表明，当年有道士18746人，女冠638人，僧220761人，尼34037人。其中，道冠19384人，僧尼254798人，总共为274182人，比嘉祐三年减少36518人，减幅11.7％。熙宁八年(1075)仅有僧数：“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诸州军僧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九人。”共有僧203502人，比熙宁元年减少17259人，减幅7.8％。熙宁十年(1077)，有道士18513人，女冠708人，僧202872人，尼29692人。其中，道冠19221人，僧尼232564人，总共为251785人，与熙宁元年相比，减少22397人，减幅8.1％。

元丰五年(1082)至八年，在尚书省任职的庞元英记载：“祠部岁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万。”则是元丰后期，僧道保持在24万左右，比熙宁十年减少了万余人。李攸《宋朝事实》卷7《道释》，载有清朝辑录时四库馆臣的案语，对此数提出质疑：“又考《文昌杂录》：‘元丰间，祠部岁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万，然死者亦常万人。据此书(引按：指《宋朝事实》)所载，真宗天禧时，僧尼已至四十五万八千八百余人，道士更不在此数，况至神宗元丰时耶?庞元英殆据当时案牍之文，未足信也。”按照清四库馆臣的逻辑，既然宋真宗天禧时数量已经达到45万余，60年后的宋神宗元丰时理应更高，也既宋代僧道数量是不断增长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天禧以来，僧道数量持续下降，四库馆臣的这一论点是武断的，《文昌杂录》所载元丰后期的僧道数符合宋代僧道总数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正确可信的。

宋徽宗朝，历史进入到一个宗教狂热时期。徽宗笃信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各地大肆营建宫观，设道官26阶，发给道士俸禄，并于政和年间编成《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他还一度改佛为道，但很快失败。最终，道教空前兴盛，佛教也未被压抑，僧道数量像宋真宗朝一样再度膨胀，达到第二个高峰。

至于宋徽宗朝的僧道总数，都是泛泛的约数。大观四年(1110)五月，侍御史毛注上书：“天下僧尼增旧十倍，凡数十万人。祠部岁给度牒凡三万，乞权住三年。”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停给僧牒。”按毛注的说法，当时僧尼比以前增加了10倍，但即使按前此最少的24万而言，就是200余万，不会只是“凡数十万人”。此数并不确切，只是概言数多而已。王永记载：“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宣和七年(1125)全国的僧道超过了100万，数字比较明确，但是否准确呢?恐怕不可能，因为这个数字过于庞大。北宋末年的许翰也说道：“窃料今天下僧与在籍而未受度牒者、又有田园力役之隶，合集不减百万。”包括僧道、尚未剃度的童行以及在寺院、宫观中服役的人口多达100万人，则是完全可能的。早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司度支判官宋祁上书论三冗三费时指出：

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今宜降诏，断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旧，其在寺帐为徒弟子者，悉逮为民，勿复岁度。今日以后，州县寺观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后来之数不得过此。此策一举，可得耕织夫妇五十万人，则一冗去矣。

由此可见，若使“在寺帐为徒弟子者，悉逮为民”，则“可得耕织夫妇五十万人”，也就是说，除了当时40万余僧道外，寺观中还有没有剃度、没有度牒的童行等约50万人，合计将近100万人。以此观照推测宋徽宗时的有关数字，可知当时大约有僧道50万人，也即可能超过宋真宗朝的实际数字。

三、南宋僧道数量

南宋一朝，由于资料欠缺，仅知悉一个僧道数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宋高宗对大臣说：“昨权礼部侍郎贺允中上殿，朕问即今僧道之数，允中言：有僧二十万，道士才万人。”周煇也有记载道：“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乃绍兴二十七年礼部见注籍之数。时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余年，其复有所损益欤?”总共有僧道21万人，是宋真宗以来有确切数字记载的最低数字。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认识。

1、既要考虑到南宋仅是半壁江山，不能与北宋做绝对数字的比较，也要认识到南宋领土即南方地区历来是宗教气氛浓重之地。以天禧五年(1021)为例，南方地区有僧尼约32.7万人，北方地区只有11.5万余人，南方占73.9％。若以元丰年间的全国僧道24万相比，则绍兴时(也既南方地区)的21万是其87.5％!

2、绍兴中后期，朝廷一直没有发放度牒，人为地抑制了僧道数量的增长，而原有僧道则在自然减员。“禁度牒二十余年间，僧徒消烁殆尽，福建诸寺，多用保甲看管”；21万的数字就是在如此有减无增的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形成的暂时现象。而前此的绍兴初期则是数量极多，“时有‘无路不逢僧之语”，足见其熙熙攘攘，数量众多。绍兴三十一年，在金主完颜亮计划南侵之际，宋政府为筹措军费，再开发卖之门。此后的僧道数量持续大增，与绍兴中的数字仍是不可同日而语。

3、在册僧道数量与实际人数不同。宋高宗时的王之道明确指出：“异时国家常虑暗失丁壮，禁卖僧道度牒矣。而游惰之徒利于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虽不披剃、披带，例以参头道者为名，所至云集，往往三两倍见存僧道之数，其与暗失丁壮均也。”也就是说，在其数量低潮时，无僧道之名而有僧道之实者并没有减少，其数量往往数倍于在册僧道。

4、周焊此言记载于绍熙年间，自绍兴二十七年至此“迨今三十余年，其复有所损益欤?”，说明此后30多年没有再见到有关数字，实际上一直到南宋灭亡也没有僧道总数，令人遗憾。但从以后宋政府依赖高价发放度牒以筹措军费的情况可以肯定，广泛出卖度牒就意味着僧道数量在持续快速增长。正如嘉定年间岳珂所揭示的那样：“开禧边衅之启，帑用不继，给牒颇多。不惟下得轻视，壅积弗售，而不耕之夫骤增数十万，最为今日深蠹。”如嘉定某年的前4个月，就卖出了26000道度牒，全年当在10万道左右。宋末文天祥也揭示道：“缁黄之宫遍天下，其徒蚕食，阡陌相望。”其总数估计不会少于30万。

四、结语

以上事实的勾勒，大致总结出关于宋代僧道数量的几个问题：(1)宋代僧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确切数量最多时是中国古代史自唐代到元代数百年历史中的高峰；(2)宋代僧道数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落三起：三个低谷为宋初、宋神宗、宋高宗绍兴中后期；三个高峰为宋真宗、宋徽宗、南宋中后期；(3)宋代宗教神职人员的主体是佛教的僧尼，其中僧人居绝对多数的地位，社会影响最广泛；道教的道士、女冠最多2万余人，与僧尼比例最多时也不过8.2％；女冠最少，从来不上800人，分散到全国寥若晨星，就数量而言无足轻重，影响微不足道。由此可以推测佛道二教的信众数量及其比例。尽管宋代经历宋真宗、宋徽宗两朝竭力崇敬、狂热信奉道教，但其信众和在民间的影响远远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

(责任编辑：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