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民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提起张伯英，作为黑龙江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因为，记载黑龙江省清朝以前历史的《黑龙江志稿》，是由他主持编纂完成的。黑龙江省的首次历史编修，始于清末，前后近四十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

第一次(清末时期修志统称)是起于清光绪二十一 年 (1896年)，据参与修志的人回忆，清朝将军恩泽壮敏公自吉林省来到黑龙江后，看到东三省唯独黑龙江省无专志，每当论及此事，很是不悦。当时，正逢北京会典馆要求各省督修会典和舆图，于是奏请皇帝纂修黑龙江通志，省衙门在建立舆图局时成立了通志局。后来在五六年间拟订了《黑龙江通志条目》，编成了《黑龙江舆图》后，本应继续编纂通志，然而在1900年，拳匪乱作，同时爆发了“庚子事变”，俄罗斯沙皇军队越过黑龙江，依仗兵强马壮器利，数战得胜后直逼当时的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以身殉职，省城沦陷，通志总纂人屠寄逃离黑龙江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修志！好在几年之后，程德全继任黑龙江将军，委派张国淦任修志总纂，三年中草成《黑龙江志略》14卷，为黑龙江保存了十分重要和宝贵的史料。

第二次(民国初期修志统称)是1913年，民国初期时的黑龙江省民政长朱庆澜，专门向大总统呈报了创修《黑龙江通志》的报告，经批准后开始重修志书。当时，成立了通志局，制定了《章程》，聘请了诸多人才，拟定了《黑龙江通志目录》，一时文彦毕集，万事俱备。怎料“未及二年，因事辍业，诸君风流云散”。据当时参与修志的人回忆，总纂人临行前，曾手交辑成之稿十五巨册于局中，后亦不知所在，滋可惜也！稍后民国六年，“东北王”张作霖早期的“军师”孙烈臣任黑龙江省长时，曾组织人员续二次修志，先成书《黑龙江通志纲要》二卷，后又进行增补，“不谓连年军兴，库空如洗，修书之贵往往衍期”，总纂人金梁无奈将编辑未竟之稿缴还省署，数年未成，后竟以不了了之。

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是第三次修志。他是1929年来黑龙江省的，受当时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的聘请，出任黑龙江省通志局总纂。此前，张伯英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厅帮办，临时执政府秘书、副秘书长和代理秘书长，在国内做学问名声显赫，实属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万福麟主政黑龙江，编纂史书，也是在万事起步，缺少人才的情况下，慕名聘请张伯英。

当时黑龙江省政府所在地是齐齐哈尔市，张伯英来到之后，广招人才，诚聘夙著文望、博涉典籍的文人修志。先后征聘孙公达、黄申甫、孙师郑、谭篆青、谢刚主和张伯英家叔张云生，并且继续留用原来分纂人员魏馨若、韩毅甫、张鲁箴、杜雁臣等人，后期又聘用褚芳林和延徐惠。修志伊始，张伯英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在以前收集资料和编纂的基础上，首先构思全书框架，进行人员分工，“商定凡例，分十二目，统名曰志，析为子目，相其繁简，分任纂辑”。全书分类十二，黄申甫负责地理志、孙公达负责交涉志、张云生负责人物志、魏馨若负责职官志、韩毅甫负责武备志、孙师郑负责财政赋志、谭篆青负责经政志、杜雁臣负责物产志、谢刚主负责文艺志、褚芳林负责交通志、学校志和选举志。

编纂过程中，张伯英科学管理，对人用其所长，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灵活安排。如孙师郑负责财政赋志后，编纂中感到非其所长，便暂时停下来，后来交延徐惠重编。地理志黄申甫半途病倒，安排孙公达续编。褚芳林负责的交通志、学校志和选举志成稿后，由家叔云生为之核定。在质量上，更是精益求精，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极其认真负责。在体例上，提倡和支持别创体格，不袭故常。在修志落笔之前，要“广罗史材，分类编辑，博观而约取，援古以证今”。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张伯英吸取了黑龙江三十多年修志未成功的教训，定计划，抓效率，志在必得，要求一气呵成！编纂中“应补行采访者，令各县局依限造送，欲其克期成书也”。从接受万福麟聘请总纂《黑龙江志稿》后，他就怀着修志必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信念部署任务，原计划利用一年的时间，在第二年(民国十九年)末基本结束，但由于中途人员变化较大和始料未及的巨大工作量，完成时间只能延后了。在张伯英和修志同仁的辛勤努力下，二年之后，百余万字的《黑龙江志稿》终于见眉目了，文稿“条分缕晰，词达理举，煌煌乎鸿篇而巨制也”。

历时三年，近成书之时，原以为指日可待，大功告成，没想到辽沈爆发“九一八”事变，日寇铁蹄血践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沦陷，日军的炮火肆意烧杀，通志局分纂室书牍及所成稿被焚无遗。应聘而来的人员恐受其害，性命不保，纷纷离开黑龙江。不得已，通志局转移到北京，分纂志稿部分留在齐齐哈尔，不能同聚一堂修志了。所幸被焚志稿的大部分曾迁徙一部于北平，使得数十年积存之旧稿，与黑龙江历史攸关之案牍，免以尽付劫灰。张伯英此后在黑龙江和北京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同时重新收集资料补遗缺稿，“故原定成书之期，亦复迟又久。”

一波未平，各种困难又跟踪而来。先是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离任，修志之事无人过问，修志机构已不复存在，经费全无着落。张伯英四处筹款，难以为继。后是修志人员死的死，病的病，负责修纂地理志的黄申甫早已病数月而殁，总纂人张伯英抱病累月，奄奄一息，志局已不复可支。后来，张伯英的家叔张云生、老友惠伯受托出面，昕夕从事，汇成全稿。成书之时，印书经费无人问津，“积时三年，成稿百四十余万言，岂忍废弃”。最后，已离开黑龙江省的前政府主席万福麟，念《黑龙江志稿》史料宝贵，之前无此巨制，不忍志稿废弃，最后自己掏钱将此书付印。无怪乎书成后，万福麟在《黑龙江志稿》序中感叹:往读《吉林通志》，见其历述创始之艰，概然于成功不易……《吉林通志》序曰:“修志之难，尚矣，而于吉林通志犹难。”岂知所举之难，黑龙江又远过之。

《黑龙江志稿》书成后，张伯英得以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他在《黑龙江志稿》序中感叹到“释区区重负焉”。他同时将此喜讯相告老友——曾经参加过清末和民国初期几次编修黑龙江历史的元老于驷兴，“书成，子之志也，乌无可言？”于驷兴闻讯激动不已，立即应邀为《黑龙江志稿》作序。于驷兴从清末在黑龙江做将军幕僚始，在通志局修志，后来在民国时任绥兰道尹和省政厅长官时，又几次参与编纂黑龙江志书，目睹修志多灾多难，一波三折，“因循数年，亦未卒业”，晚年恐怕自己老了“尝概然于此书观成，恐不及待矣”。他在序中写到，“窃幸数十年耿耿于中，求其必得而不可得之事，一旦告厥成功，百朋之锡，不是过也。”由此可见，《黑龙江志稿》的编纂成功，是几届修志人的心愿，呕心沥血的付出，由张伯英如愿以偿的实现了。

《黑龙江志稿》全书62卷，叙事上自古代，下至清末，“千年史迹，灿然具备”，是黑龙江省唯一的比较全面和完整的重要史书，是人们研究黑龙江省和东北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文献:。全书分为地理志、经政志、物产志、财赋志、学校志、武备志、交涉志、交通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和大事记，共66卷，140余万字，体例仿《盛京通志》和《吉林通志》，门类齐全，体例严谨，广罗史材，分类编辑，博观而约取，援古以证今，是一部包含张伯英和几届修志人心血的鸿篇巨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书能够在张伯英的最后努力下成稿出书，应该说是为黑龙江省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此，我们黑龙江人永远感激和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