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颖

摘要：元代社会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元代统治者制定了四等人制度；第二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沉于社会底层：第三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由于上述原因，元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投射出深刻而强烈的百姓意识的作品：如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

关键词：元社会特点：百姓意识作家作品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元代社会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促进了元曲的发展。

第一、元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元朝统治者为了保持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维持其对人数远远超过本族的汉族的统治，推行了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制定了四等人制度：第一是“蒙古人”，是元代的“国族”，被元统治者称为“自家骨肉”，地位最高；第二是，色目人”。意为“各色名目”之人，指我国西北各少数民族和元朝境内的中亚及欧洲来到中国的人，地位仅决于蒙古人；第三是“汉人”(亦称“汉儿”)，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地位低下；第四是“南人”(亦称“蛮子”、“新附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遗民。地位最低，这四等人在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和经济待遇上都是不平等的，前两等人为统治者，他们在法律规定上具有种种特权。后两等人为被统治者，南人归人版图晚，地位最低，他们在法律上处处受到限制及歧视。四等人制的实行，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元代统治阶层挥霍享乐，对广大人民施行严酷的剥削压榨、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民间到处蕴积着反抗的怒火。

第二、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卑微，沉于社会底层，对元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陕西师范大学的高益荣在他的《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博士论文中指出：“元代统治者由于是‘以弓马之力取天下，经历了马背上的征战取得天下，加之蒙古人重视实用的直观思维，故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一直发现不了儒生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正因为元贵族以武力取天下，所以元代统治者多重武功而轻文治，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否定，自太宗九年(1237)年到延佑二年(1315)年有近八十年取消了科举考试。阻塞了文人仕进之路，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新政体排斥他们，民族政策歧视他们，他们沦落于社会的底层。甚至生存问题也成了燃眉之急，当时就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可见文人地位之低下，使他们同社会的统治阶层产生离心力。而更接近下层民众，对社会现实认识更为深刻。沉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在勾栏瓦舍中组织“书会”，充当“才人”，于歌女及民间艺人合作，从而为杂剧的繁荣提供了文学剧本创作人员的保障。勾栏文化赋予了元代杂剧浓重的世俗底蕴，也打造了元代杂剧不同于以往也迥异于后来的百姓品格。这在客观上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进行了无情的挑战。他们以活跃的思想、广阔的视野、坦荡的胸怀、正视现实的胆量，创作出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使元代文学绽放了艳丽的花蕾。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对元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为元曲的兴盛创造了条件。习惯于游牧和征战的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肆意杀戮掳掠，一度严重地破坏了我国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元世祖忽必烈改用汉法治理汉地，农业生产才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而元朝统治者对手工业却特别重视，为满足生活享受和军政需要，他们集中工匠，设立匠局管理，使手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加上驿站遍布全国，水陆交通发达，又促进了商业齣发展和都市经济的繁荣，元代出现了许多商贾云集，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畸形的都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有力地刺激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为元曲的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元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从事元曲创作的作家群。他们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目睹社会黑暗，了解人民苦难，自身也饱受压迫和生活煎熬，对社会现实认识更为深刻，从而使他们思想中产生出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寻找自我精神的新家园，他们的作品最能发人民之心声，不是对统治者进行歌功颂德，也不仅仅是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而是表现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透射出深刻而强烈的百姓意识。他们借之于“曲”，来抒发人民胸中的愤懑、及理想之情。正如张大新先生所说：“……明显地带有宋金以来日益发展的市民意识和由它代表的通俗文化倾向。”幺书仪先生在他的《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一书中也指出：“……元杂剧特别注重表现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他们所写的杂剧，对于社会现象由于具有切身的体验而更多揭示出普通百姓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在他们的作品中普通百姓对自己生活思想上的追求是直接的，是毫无顾忌的，是赤裸裸的暴露式的。使元曲的思想内容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精神的背离。

关汉卿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戏剧家，中国戏曲的奠基人，他创作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悲剧之一，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都代表了他的最高成就，作品通过窦娥这个下层妇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及其与黑暗现实的尖锐冲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丁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流氓无赖横行，社会秩序混乱，谋财行凶随时发生；衙门暗无天日，贪官污吏草菅人命；下层文人穷困潦倒，善良人民饱受欺凌，横遭虐杀，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高利贷的剥削是窦娥悲剧产生的间接原因，流氓无赖的欺凌迫害是导致窦娥悲剧的直接原因，而“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则是造成窦娥冤狱的决定性因素。以张驴儿为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和以桃杌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在元代社会是普遍存在的。正是他们纠结在一起杀害了无辜的窦娥。窦娥悲剧深刻反映了元代“覆盆不照太阳晖”的黑暗现实，窦娥对张驴儿的欺凌迫害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斗争，在公堂上她据理力争。她对官府原抱有幻想，但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她觉醒，被冤判死刑时，她愤怒表示要“争到头，竞到底”。“法场”一折，窦娥她指天骂地，控诉和谴责社会的不公。[泼绣球]一曲，窦娥直接抨击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表面上是抨击天地，实际上是控诉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唱出了封建社会千千万万被压迫者的心声。她指天骂地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谴责了天地鬼神的不公：“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她“一腔怒气喷如火”，痛斥‘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是对黑暗统治的强烈抗议与挑战。窦娥的反抗精神令大自然改变了常态，三桩誓愿奇迹般出现了。显示出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窦娥死后的鬼魂诉冤。一争到底，最终取得胜利，昭雪冤案。作者这样描写，寄寓了人民的理想，说明人民是不甘压迫的，闪耀着人民反抗的理想光辉。

王实甫生活在元代前期，熟悉勾栏生活，才华出众，和关汉卿同为最杰出的元杂剧作家。他的《西厢记》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爱情喜剧，共五本二十一折。在思想内容方面：(西厢记)通过崔莺莺和张生自由恋爱，冲破重重封建阻力而成就美满姻缘的故事。猛烈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热情讴歌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表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这一理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倾向和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作品把崔莺莺和张生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莺莺守孝期间，地点安置在“佛门净地”。通过佛殿回眸、隔墙和诗、到场传情等情节，表明她在渴求纯真的爱情。这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挑战，也是对顽固而愚蠢的礼教维护者的嘲弄与讽刺。老夫人从门第观念出发逼迫张生去应试，莺莺则蔑视功名富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这对于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男女是有力的鼓舞，张生为了追求爱情，把科举仕进抛到九霄云外；他不管什么圣贤遗训，见了莺莺就神魂颠倒；隔墙吟诗挑逗相国小姐；初见红娘就拦住自报家门，特别强调自己“不曾娶妻”；把人家追荐相国亡灵的肃穆到场变成他与莺莺传情的雅会；听到老妇人请他赴宴，就精心梳洗打扮；遇到挫折就捶床捣枕，痛不欲生；他追求莺莺，人前人后毫无顾忌，喜怒哀乐表露无遗。表现出他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封建道德封蓖礼教的蔑视。红娘本是个丫头，是老妇人派来对莺莺“行监坐守”的，而红娘却反为崔张出谋划策，穿针引线，引导莺莺背叛礼教；老夫人以主子威严拷问红娘。却反被红娘制服，还得遵照红娘的主意行事，为崔张姻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表现出卑贱者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这个人物典型有着深刻意义和理想主义成分。今天“红娘”已成为成人之美的热心人的共名了。作品最后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屑”的理想，代表丁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是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颂歌，也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发出冲击的呐喊，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元代社会的历史特点，造就出了一大批具有百姓意识的作家，他们最能发人民之心声，成为那个时代人民的代盲人，用他们的作品表达广大人民的生活愿望，表达广大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