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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名士伊索寓言》背后的文化操纵和制控

2010-06-28杨丹屏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0年2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

杨丹屏

摘要:本文运用操纵学派的翻译理论即目的语文化的思想意识和诗学对译者的操纵和制控这一观点,对林纾于1906年译介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进行解读,旨在论证翻译可以成为满足目的语文化中特定群体需要的一种改写。

关键词:希腊名士伊索寓言;意识形态:诊学:操纵

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文化转向的探索,较之以前的美学和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注意到把翻译活动放到主体文化里,对其在主体文化中的运作进行了开创性的,有意义的探索。依据文化翻译学派中操纵学派的观点。翻译被认为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通过翻译所引入的新思想,既能够破坏以至颠覆接受文化中先行的权力架构及意识形态,又能协助在接受文化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及架构。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重大的冲击。这一理论为我们解读林纾于1906年译介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相关理论

翻译研究学派认为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译者作为社会的个体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目标文化的操纵和制控。其代表人物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于1978年在比利时首次将“操控”(manipulodon卜,词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的。他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原文文本进行的某种程度的操纵,”(古盂玄,2005)。操纵学派(Sch001 0fManipulation)因此而得名。之后美籍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ICfcr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共同出版了Translafion,H!story and Culture和丁randaf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证afion of Literary Fame等著作。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著作中将翻译研究同权力,思想意识。赞助人和诗学相结合,提出了翻译是一种改写。一种有目的的改写。受到译者或当权者的支配,服务于特定文化和群体的需要。

二、文本分析

本文运用上述理论对林纾于1906年在严培南、严璩协助下译介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下文简称林译)进行探讨,试图从文化操纵的视角,对这一译本进行解读。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选取了两则寓言,进行文本对照分析,为了便于对照,本文选取了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2003年1月出版的(全本伊索寓言)的英文部分。

林译:

“老松一日荚荆棘日:‘尔材何庸,独不羡吾能为栋梁乎?荆棘日:‘伤哉,君也。君试想斤斧之临,将求吾而不可得矣。,嗟夫,贫而泰,所以胜于富而危。”

畏庐日:”材而不求大用,以自韬匿,吾国庄生,正本此旨,然隐论也。吾甚愿支那有才之男子,宁受斧斤而成栋梁:勿效荆棘,槁死于无人之墟”。(胡丛g%1982:184)

原文中,结尾句点明寓意“贫而泰,所以胜于富而危,”以此表明了原作者的观点是宁为荆棘而非杉木。然而林纡对此不予认同,在结尾用“畏庐日”引出了自己的观点“吾甚愿支那有才之男子,宁受斧斤而成栋梁;勿效荆棘,搞死于无人之墟”,表达了与原作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此,翻译已不再是对原文的忠实再现,而是译者有意为之的一种改写。改写成为了一种手段,力图号召中国少年立志成材,奋发图强,献身祖国,这里的改写不仅映射了林纾译书救国的思想意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深受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观一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支配和制控。

林译:

“牛饮于池,践小蛙毙之。母蛙索子不得,问其他子。他子日:‘死矣!比有歧蹄巨兽,践毙之。母蛙吹气而膨其腹,问其子日:‘彼兽之巨何如我?其予日:‘止矣,母勿苦。母必如是者,移时将裂其腹。”

“母蛙固恳。勇气足尚也;子蛙故智,学之适增长奴隶之性质。”(胡丛经,1982:t83)

原文讲述了大蛙自吹自擂,因其无自知之明而裂腹自亡的故事。旨在此告诫人们切莫刚愎自用。在译文中,译者在末尾增加了‘母蛙固愚,勇气足尚也;子蛙故智,学之适增长奴隶之性质”的评论,还编撰了小蛙被牛踩死的情节,与原意相去甚远。原文中被讽刺的大蛙在译文中却深受赞扬,而原文褒扬的小蛙则在译文中被嗤之以鼻,视为具有“增长奴隶之性质”。这样的改写在林纾的翻译中为数不少,其改写的目的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和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当时的中国正面临外国烈强人侵的危难局面,林纾想借此告诫中国人民勿忘家仇、不畏列强、自强不息、誓死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尊严。这一点很好的印证了林纾的“儆醒人心。反帝救国”(王秉钦,2004,74)的翻译思想。“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

从对以上两则寓言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林译(伊索寓言)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也反映了林纾通过对翻译过程的操控来实现他“开启民智、译书救国”的梦想。

三、文化操控视野下的解读

1906年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侵略,当时的清王朝由于体制的落后、皇室的腐败无法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倡导下,维新派试图通过发动百日维新运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从而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可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要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惟有改造国民精神,国家才能兴盛。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诗界革命”和“新民”的政治主张,试图通过引进新的文学样式,改造国民精神,从而实现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明确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又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王秉钦,2004,75)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纾翻译了《希腊名士伊索寓言),这在他的(叙)言中得到了应证。他在<叙)中说道:“伊索为书,不能盈寸……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蒙童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胡丛经,181)这既符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定文化的需要,即文学翻译应本着“开启民智”“译书救国”的思想,同时又满足了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文化需要,即通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改造国民精神,成为”新民”从而实现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

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控制下,林纾并没有采用严复提出的“信”作为第一翻译准则和要义,而是对原文依据自己的意图进行丁增删、改写。这恰好契合丁当时普

遍流行的“豪杰译”。“豪杰译”流行于清末民初,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这种翻译方法的根源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即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导下掀起的唯心的西学运动,可见其翻译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政治而非文学本身。为实现这一目的,译者通过意识形态对译文的渗入,操纵和控制了整个翻译过程。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意识和诗学的支配下,林纾在(希腊名士伊索寓言)中选用了浅近易懂的文白兼有的文体语言。如‘之,,亦,‘日,‘也,‘矣,,‘焉,‘耶,和‘猝撄,,‘驰檄,,,咸戾。‘哀哉,‘呜呼,等。一方面仍保留了文言的字词:另一方面在语言表达上却尽量做到浅显易懂。例如在了he KinRdonl ofnc Lion一文中,林纾用了简短而清楚的语言:“群兽野集,立狮为王。王狮自明性善不虐,且甚爱其类,猝撄之,亦忽怒。狮既即位,驰檄四方,群兽咸戾,约日:今后羊也,隶狼;山羊也。隶豹;鹿也,隶虎;兔也,隶狗;并居无忤,若友焉。兔见而叹日:余之期此非一日矣,大王令果行,则弱者均足自保矣,其果然耶?!”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林纾的语言是介于传统古文与白话之间的一种浅近、晓畅的语体,很好的服务于开启明智,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

林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操纵学派的主要观点即:翻译是一种”改写”,是为权力服务的手段:翻泽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译者本人认同的意识形态及当时译人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改写受到目标文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译者在此规范内进行操作,从而忠实的翻译只是众多翻译策略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或唯一正确的翻译策略。翻译不仅是塑造文学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原则性的文本操纵手段。

四、结语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诗学操纵着翻译,不仅影响着译者的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而且也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文化上的解读。译者通过增删改写源语文本,使译本为自己所代表的特定群体文化服务。正如苏珊,巴斯奈特所说:翻译是在特定时期,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活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些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特定意识形态不同的需要,翻译可以成为满足目的语文化里特定群体需要的一种改写。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即翻译的文化转向,将翻译从纯语文学研究范式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将更宏大的文化语境氛围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提出的翻译操纵理论使我们能够从微观上,即文本分析人手,从宏观上,即思想意识、诗学层面把握和认识纷繁复杂的翻译实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各个时期的翻译作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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