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国乒的“直通模式”虽然让人看到了一些公正、公平选拔的“影子”,可是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选拔体制相比,怎么看都像是一场“秀”。

正当举国上下喜迎虎年春节之际,中国乒乓球队全体将士却在挥汗苦练,全力备战即将开始的第二站“兵发莫斯科”世乒赛选拔赛。对一些年轻队员来说,这或许是脱颖而出、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公平的“直通模式”却隐藏着很多玄机,遭到诸多质疑。

国乒“直通”究竟是中国体育选拔制度的一次革命,还是一场“秀”?

为何不能更公平?

再过一周,“兵发莫斯科”第二阶段比赛将全面展开,与第一阶段一样,只要能获得冠军,选手就可直接获得参加莫斯科世乒赛的资格。

其实,对于国乒众选手来说,这一选拔制度似乎已经十分熟悉了。从2006年不莱梅世乒赛时起,“直通模式”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传统。然而,这些年过去了,真正能够在这种模式下诞生的黑马屈指可数。比如,在去年年初的横滨世乒赛前,通过“直通模式”杀出一条血路的张超虽然稳获了一张世乒赛入场券,可最终他连单打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而在“直通模式”下惨败的王励勤却通过教练组的“综合评定”,以“钦定”、“保送”的方式参加了世乒赛。顿时,网上质疑声一片,“既然用了‘直通的选拔方式,那就不该留什么余地,教练手上留着的那几个所谓‘综合评定的名额,实际上就是给那些老将吃了颗定心丸。这让‘直通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持这种态度的网友为数不少,他们觉得乒球选拔制度改革不够彻底,让人觉得不够公平。

如今,又一年过去了,当国乒又一次迎来世乒赛的选拔时,有关方面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杯兵发莫斯科”比赛。规则与以往几乎一样:本次乒乓男女队队内选拔共分三个阶段,前一次比赛的冠军将不用参加随后的直通赛,产生优胜者后,排名积分第九、第十的队员将递补参加选拔赛。世乒赛最后两个名额将由教练组综合评定。

看到这样的“条款”,一位国乒队内的小队员在私下里也忍不住告诉记者:“年年这么搞,真的没意思。你想想,让我们跟国家队绝对主力竞争,那有戏吗?尽管也可能出现像张超、许昕这样选手,可这样的队员能有幾个?再说了,就算我们打出来了,参加世乒赛了,教练组会给我们多少上场机会?”当时,记者还以为那只是小将的牢骚而已,但一位业内人士从更深层次上给予了解读,观点与那位队员几乎吻合:目前,国乒男队和女队的主力队员都有四五个,因为他(她)们是绝对主力,实力本来就稍强一些,参加大赛的经验显然要更丰富一些,让这些队员与那些小将对抗,胜率至少在60%吧。那也就意味着,在五个主力队员中,将会有三个主力队员通过“直通模式”选拔直接获得大赛的入场券。那剩下的、意外落马的两名主力队员刚好可以利用教练手中预留的两个“综合评定”名额搭上“末班车”。所以,选拔赛打来打去,归根到底依然是那些老面孔。当然,在选拔赛上也偶尔有例外,比如去年年初的张超、这次选拔赛上的许昕,可这样的“黑马”即使去了世界大赛也难有作为,因为如果是团体赛,他们很难有上场机会,即使能上场参加的基本上都是鸡肋场次的比赛;如果是单项赛,他们一般很难获得参加单打比赛的机会。

由此,记者不由想起以往国乒选拔队员参加奥运会和世乒赛时种种“综合评定”的做法。记得雅典奥运会前,孔令辉入选奥运会消息公布的当晚,全国媒体的关注程度不亚于打一场新闻大战。当时,中国乒乓球队公布奥运双打名单,孔令辉/王皓入围,王励勤/阎森落选,国内媒体一片哗然。很多人认为,那次国乒艰难的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并没有体现出“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拔标准,而是掺杂了更多的人为因素。更加让球迷们失望的是,几个月后在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孔令辉/王皓这对“奇兵”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实力,早早输给了瑞典一对老将,成为赛场上的看客。

在一年前的横滨世乒赛前,状态平平的王励勤接连输球失去了“直通”机会,可是最终他还是有惊无险顺利地获得了参赛资格。当时,很多人质疑,这对年轻队员也太不公平了。国乒既然在搞选拔赛,为什么还要为失去参赛机会的老将提供“参赛证”,为什么就不能全部以比赛选拔的方式产生所有的参赛名单?当时记者曾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体育界的一位老专家,他却“理直气壮”地告诉记者:如果直接按循环赛前五名出线,万一主力队员落选怎么办?也许你觉得“内定”对其他选手不公平,问题是你要什么,像我们国家参赛就是夺金牌为国争光,所以必须保证能出成绩的人出去,否则领导、教练负不起责任。试想一下,让刘翔参加选拔赛,可能吗?如果他两枪犯规怎么办?所以我们通常的做法常常是公开选拔与领导专家拍板相结合的方式。“横滨世乒赛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世界大赛中第一次使用无机胶水,所以教练员心里肯定都没有底,这种情况下多派几名老队员是有必要的,因为那几个‘直通的年轻队员到了世乒赛的赛场上究竟表现怎么样,谁都不能保证!”这位专家给出的解释似乎也有几分说服力。表面上看,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幸福烦恼”,可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体育选拔体制所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选拔制度饱受争议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选拔制度饱受争议。在历届奥运会上,中国在许多项目上具备了夺金的实力,有些优势项目甚至可以说不论是派谁去都可以夺冠。究竟让谁去奥运会?这本来是个简单的命题,但是当这个再平常不过的问题和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那么简单了。除了乒乓球外,像女子举重、男子举重、女子摔跤、女子柔道,跳水、体操、羽毛球等,每逢奥运会开赛之际,参赛名单便陷入“难产”。

回首过去,在每个奥运年里,奥运战场尚未拉开大幕,一场场“选拔”的战斗便提前打响。运动员们所代表的省份为了一张入场券,或明争,或暗斗,争得你死我活。因为其中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各个省市的体育局都要制订各自的奥运夺金指标。而全运会的金牌数量也会因此大受影响。在队伍内部,各个教练员的执教前途、奖金分配又都与此直接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奥运前的这场战争来得更为惨烈。

每每到了这个敏感的时刻,名单里外的人选都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猜测、辟谣、内幕消息、独家披露……不一而足。早早得以公布的项目,也最早获得了一份安宁。而那些仍然徘徊在名单边缘的运动员,在外人看来,他们在一只脚踏进奥运赛场的同时,另一只脚还悬在半空,他们的命运,或许也会因为这次重大的决定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走向。

进入名单者,或许再进一步就能拿到奥运金牌,从而高官厚禄风光无限;而那些落选者,或许就此名落孙山一蹶不振,生活变得困顿不堪。记得当年雅典奥运赛场,江苏女子陈艳青夺得了女子58公斤级金牌,这是当届奥运会中国举重第一金,举国欢腾。而在万里之外的辽宁朝阳,在奥运参赛资格中落败的孙彩艳则神情黯然:“本来应该是我在那儿比赛,这块金牌也很有可能是我的。但现在跟她(陈艳青)比,她在天上,我在地下。”在一个人风风光光地登上领奖台时,又有多少人在底下暗自垂泪。

很多体育迷依然会记得在六年前的奥运会举重赛场,悲情英雄占旭刚那迷茫的眼神和痛苦的表情:比赛刚刚开始15分钟,占旭刚就带着3个“红鸭蛋”离开举重台。这位志在卫冕的汉子看着一个又一个昔日手下败将轮番竞风流,而自己却第一个被淘汰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而李宏利,那个出征前最后一刻拱手把自己奥运参赛资格让给占旭刚的小伙子,坐在广东的家中又该作何感想?谁又该为占旭刚的惨败负责?

那么,为什么成绩好的选手却参加不了比赛,成绩稍差的却能搭上末班车,说到底还是“综合评定”的苦果。记者还清楚记得当时采访李宏利时,他那愤怒的眼神:“看完比赛一下子觉得特难过,奥运之前,许多媒体说只要占旭刚能举起360公斤就去雅典,其实他最后举起来的是355公斤,但这对他来说就算360公斤了,可我的成绩是370公斤啊!那时还说队里根据测验赛定名单。测什么了?这话就是说给媒体听的。我们从来就没比过,他跟王国新练他的,我跟陈文彬练我的,最后一宣布名单,是他不是我,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巅峰期在相关方面“综合评定”下被挥霍了。为此,他甚至不得不再等四年,可是四年后一切都有了太多的变化,结果在北京奥运会上李宏利仅获得了一块银牌。

奥运会的舞台是宽广的,其精神是高尚而圣洁的,它为所有的参赛者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机会,但同时它又是狭隘的,因为它永远只为很少一部分人提供这个机会。当一份名单几经波折最终产生时,也必然是各方斡旋各方妥协的结果,具体到某个队员的入选或者落选,原因可能最简单,也可能最复杂。再以跳水队的选拔方试为例,国家队选手必须参加五站选拔赛,比赛结束后取运动员表现最好的三站积分,加上教练组的综合评定确定最终奥运人选。可是在这五站比赛之中,世锦赛和世界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的,而“教练组的综合评定”,也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最终遴选出来的队员,你能说是公平,还是不公平?从2006年德国不莱梅世乒赛起,作为中国体育的排头兵,中国乒乓球队在选拔机制方面率先做出了改革,推出了“直通模式”,记者当年在去德国采访前还专程前往北京采访了“直通不莱梅”的比赛,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记者在比赛现场听乒羽中心的领导刘凤岩侃侃而谈,他声称,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为了增加透明度,让选手按实力晋级。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些年过去了,国乒选拔来选拔去,“直通”比賽以后又搞了许多次,为何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作为的新人,看不到让人眼睛一亮的新面孔?

何时与国际接轨?

当我们在虎年春节前,看到乒乓国球手们为一个世乒赛名额杀得天昏地黑时,而最终又未必能获得公平对待时,很多人感慨不已。为什么中国体育的选拔制度就不能够与世界彻底接轨呢?

在欧美一些国家,通常都是运动员出钱请教练帮助自己训练和参加日常比赛,运动员只有经过选拔赛才能取得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包括奥运会的比赛。运动员取得成绩后,国家会给予其一定的资助奖励。平日里,运动员的主要收入取决于他们在商业比赛中的成绩,在比赛中所获得的奖金归其个人所有,因此他们永远不可能发生“教练克扣奖金”的丑闻。同时,更加让中国运动员羡慕的是,竞赛制度非常发达的体育大国都有一套完善的奥运选拔体系,每个运动员都在同一个标准下,凭实力取得奥运参赛资格,名气与以往的成绩完全不在选拔范围之内。

选拔赛的第一法则就是公平,在这方面,美国人做得最好。据了解,在美国人们可以在电视里看到所有奥运项目的选拔赛,并且全都是直播,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透明而清晰,只要有能力的选手在预选赛中胜出,就去参加奥运。为此,世界田坛巨星“飞人”刘易斯、“女飞人”琼斯就曾在他们各自的巅峰时期,被铁面无情的选拔制度剥夺了奥运田径参赛资格。试想,如果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据了解,美国采用的是社团管理型的体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除对有关体育社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外,不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体育社团依靠市场手段可以基本满足经费需求。因此,美国的奥运选拔完全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以商业赛事的形式,给予任何热衷且愿意投入的协会、社团以平等的竞争机会。同时,美国奥运选拔还做到了有法可依。《业余体育法》是美国奥运选拔工作的重要依据,美国奥委会作为唯一的监管机构,对奥运选拔工作进行全面监督。

与美国一样,澳大利亚的体育选拔制度也深得人心。比如,当年“飞鱼”索普也曾在六年前的选拔赛中险些失去其最强项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奥运会参赛权,而且他本人对此没有半点异议,只是后来他的队友主动将机会让给了他,那是后话了。据了解,澳大利亚奥运选拔的最突出特点是层层选拔,由各基层体育协会、各院校、各俱乐部,而非各级政府,为国家队、奥运会输送人才。有的还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选拔标准固定下来。作为体育强国,澳大利亚主要由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承担其参加国际大赛的运动员的选拔和训练工作,其经费大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拨款。得益于其院校型的管理体制,每当奥运会来临时,澳大利亚就会组织一次类似“校内运动会”形式的全国奥运选拔赛。按照规定,无论名气多大,无论以往在奥运会上如何辉煌,无论是不是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均一视同仁。

在日本,以体操男队为例,日本体操协会将根据选手在当年的选拔赛和国内大赛上的积分排名,来确定最终参赛选手名单。“这与中国体操队相比,不知要合理多少倍!”当年,一位落选雅典奥运会的中国体操名将曾如此感慨。

记得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里,英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将参加北京奥运会选手的选拔赛比喻成中国的长城:“中国的长城又长又陡,但它是可以征服的,我们也必须征服它。”当时,英国的奥运选拔赛在伯明翰的亚历山大体育馆举行,600多名运动员争夺奥运会的入场券。英国人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进行奥运选拔,是因为在伯明翰,既可以保证足够多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又可以使公众看到一场高水平的奥运资格赛。以现有的技术手段,借助舆论和媒体特别是电视的直播,完全可以使奥运的国内选拔在公平的体育精神面前,通过向公众的“无遮挡”亮相,展现出更具挑战性的竞争意义。因为只有在力量与力量的较量、智慧与智慧的角逐中,才能让观众看到体育所固有的道德风尚和坚强的意志品质。

世界各国这种金字塔式的奥运选拔方式虽然异常残酷,但是体现了竞技体育运动的内涵,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争夺奥运资格的运动员的知情权。历届奥运会的体育精神都告诉世人,只有通过运动员自身的努力、良好竞技状态的保持,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世界各国的体育明星才能在赛场上放射出不朽的光芒。

与之相比,中国体育选拔体制应该好好反思了。当前,国乒的“直通模式”虽然让人看到了一些公正、公平选拔的“影子”,可是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选拔体制相比,怎么看都像是一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