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和平

毛泽东与乳名习俗

乳名是一种具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古代中国人的姓名系统比较复杂，除正式的姓和名以外，还有字、号、别号等。毛泽东的乳名、正名、笔名、化名、别名、绰号等都朴实无华，但都有一定意义。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书信来看，所署名字便有毛泽东、毛石三、泽东、润之、润、杨子任等10多个。

毛泽东的乳名“石三伢子”，说来有一段缘由。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8岁成亲后，于毛泽东之前曾生有两个孩子，但均在襁褓中夭折，毛泽东是第三胎。毛泽东出生后，文氏格外小心，生怕“根基不稳”，待儿子刚满月，就把他带回娘家，多方祈求神佛保佑。从此，她开始吃“观音斋”。

外祖母贺氏见女儿带着小外孙回来了，喜不自胜。她请来算命先生为毛泽东算命卜卦，算出他命好八字大，将来能成大器，但一定要寄拜干爹干娘才能养育成人。于是，她与儿女众多的长子文玉瑞、长媳赵氏商量，叫他们收毛泽东为干儿子。长子、长媳满口应允。就这样，毛泽东拜了舅父母为干爹干娘。

毛泽东拜了干爹干娘后，贺氏还怕不保险，仍寻思让毛泽东再拜一个干娘。

湘乡这一带有用畜名给孩子取小名的习俗，以求避邪祛病，但贺氏不喜欢那些“贱名”，她要别出心裁，为外孙取一个好听的小名。

唐家圫的后山是韶山北坡，那里有个龙潭圫，圫口矗立着一座巨大的人形石头，被人称为“观音石”。石上建一小庙，曰“雨坛庙”，远近闻名，经常有人前去烧香叩拜，祈求平安。贺氏看中了龙潭圫这块大石头，便与女儿文氏领着毛泽东来到观音石前，又是烧香敬酒，又是作揖叩头，抱着毛泽东跪拜观音石为“干娘”，祈望他生命坚如磐石，百年不倒。毛泽东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石三”，大人们则习惯呼他为“石三伢子”。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在设宴招待乡亲们时还开玩笑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石干娘”没来。

对于童年这件事，毛泽东一直记忆犹新，对“石三”这个乳名，也是默认的。1923年，他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为遮掩反动当局的耳目，就曾用过“石山”之名，并以此名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过《省宪下之湖南》一文。1923年9月，他在写给林伯渠等人的信中特别提醒：“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在与彭德怀的一次会见中，毛泽东曾风趣地把他俩比作两块石头，因为他的乳名叫“石三”，彭德怀曾用名“石穿”。毛泽东诙谐地说：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

毛泽东与称谓习俗

人物称谓，包括称呼他人与对人自称。如何称人，怎样自称，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人物称谓在社会生活中经过历代传承，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习俗，最能反映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积淀。

自谦是华夏民众大力提倡的一种传统美德。在传统的称谓习俗中，我们不仅要尊称他人为“阁下”、“足下”、“大人”、“左右”，而且还需要以“仆”、“愚”、“鄙人”之类的字眼来贱称自己。称呼中的“尊人谦己”，在中国已是语言文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遵循着传统称谓习俗。从毛泽东的书信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自谦。1918年8月，毛泽东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由长沙赴北京前，写信向舅父母告别，信首称呼便是“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得知母亲病危，即于3月12日离京返回长沙。4月28日，毛泽东致信舅父母：“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落款则是贱称：“愚甥毛泽东”。

文运昌，字咏昌，是毛泽东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大9岁。1915年春节，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在农历正月十一日这天，来到唐家圫给舅家亲人拜年，顺便带去了包括《盛世危言》等13本书籍还给表兄文运昌。因表兄不在，毛泽东留下一张还书便笺。虽然两人在辈分上属平辈，但毛泽东在便笺中却称其为“咏昌先生”，可谓意仰情长，而末尾用“泽东敬白”作为落款，更是敬有三分。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相互之间的称谓往往是按辈分的高低来称呼的。修家谱时，在很早的年代就以诗句的形式定下了后代每一代取名的“辈”，以防乱了辈分，乱了族规。韶山毛氏亦是如此。毛泽东在处理与乡邻的关系时，或许也受到了宗谱上的长幼秩序的影响，遵循着传统的称谓习俗。一次，比毛泽东大14岁的毛月秋来到毛泽东家，毛泽东问他是什么字派。毛月秋说是“贻”字派。毛泽东说：“‘贻’字派？那你还是我的叔老子呢！”毛月秋一听，连连说“不敢不敢”。但毛泽东十分看重他的韶山人身份，在将李敏和李讷叫过来认客时，便让她们一定叫毛月秋为叔公。

1957年11月，毛裕初正在韶山的印山冲挖山药。这时，有人来告诉他，让他去北京见毛主席。毛裕初在中南海丰泽园见到了几十年未见的儿时同窗旧友毛泽东。毛泽东首先问他是哪一辈的。毛裕初激动地说：“我是‘恩’字辈的，谱名叫毛恩谱。”毛泽东说：“那我该叫你叔祖父喽！”其实毛裕初只比毛泽东大4岁。

在传统称谓习俗中，还有一种既具特色且又常见的重人轻己的称谓习俗值得一提，即当一个人有名、有字、有号的时候，称尊者不得直呼其名，而须称其字或号。因为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直呼其名是为不敬，称人字、号方显其尊。在与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中，毛泽东是非常尊重这一习俗的。

符定一，字宇澄，文字学家，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1946年，毛泽东写信给他，称“宇澄先生夫子道席”，落款为“受业毛泽东”，充分表达了对符定一的敬重之情。黄炎培，清末举人，字任之，毛泽东总是称他“黄任老”。陈叔通，清末翰林，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敬呼“叔老”，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称历史学家吴晗为辰伯先生，称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为菊生先生，称湖南一师老校长张干为次岑老先生，称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章士钊为行严先生。

对德高望重的女性，如称为“先生”，则是表示极大的尊敬。宋庆龄，孙中山夫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毛泽东在信中称“庆龄先生左右”，表达了毛泽东的谦逊和对宋庆龄的尊重。何香凝，国民党左派，著名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毛泽东尊称她为“香凝先生”，表达了对何香凝革命精神的敬仰之情。

毛泽东与婚姻习俗

婚姻是家庭生活的起点，它对于人的生活、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20世纪初期，在中国传统的婚恋习俗中，仍盛行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但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在婚恋上就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早在毛泽东14岁的时候，父母就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就是人们一直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的毛家罗氏。毛泽东后来这样谈到这个女子：“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实为19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

尽管毛泽东不认可这门婚事，但《毛氏族谱》上还是把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元配，把杨开慧列为“继配”，把贺子珍列为“再娶”。可见，罗氏在毛家的地位是得到亲友认可的。

五四时期，毛泽东对于婚姻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19年11月14日，长沙的一位新娘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这就是轰动长沙城的“赵五贞女士自杀事件”。毛泽东以一个革命青年特有的敏感，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反封建教育的好时机，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发表了九篇论文和杂感，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

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把婚姻自由写进了施政纲领。1928年1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江西遂川进发，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建议，要制订一份施政大纲，作为新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的工作大纲。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主要内容，陈正人很快起草了一份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施政大纲。在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逐条逐句地讨论，并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将“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等。

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等革命青年敢于冲破封建纲常，主张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旧习俗，把追求自由婚姻作为反社会、反潮流、反传统的象征。他们的婚礼具有革命家的特色，成了那一代青年冲破旧的礼教束缚，争取幸福自由的一面旗帜，一种典范。毛泽东和杨开慧也没有举行什么婚礼。在经历了和罗氏的旧式婚姻之后，这种爱情的结合就更显得神采动人了。

毛泽东与敬老习俗

敬老尊贤，既是韶山毛氏家族倡导和奉行的家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与习俗。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父辈对子辈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孝道，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深深感戴的。

1918年8月，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一道前往北京。当时，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正在唐家圫的娘家养病，毛泽东闻讯赶到唐家圫探望母亲。他本打算接母亲同到省城长沙治疗，但因母病沉重，短时难以痊愈，只得将为母治病和照料病母一事，托给舅父舅母及诸表兄嫂，依依惜别生病的母亲和舅家亲人，回到长沙。

即将远行，却值母病，毛泽东心中十分牵挂和惦念。他四处打听，特意请人开了一个为母治病的药方寄给舅父。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母亲的身体。

1919年春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接到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他于3月12日离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萧子升等湖南赴法留学的青年，4月6日由上海风尘仆仆回到长沙。

这时，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已按哥哥的嘱托将母亲送到长沙治疗，住在毛泽东的同窗好友蔡和森家中。毛泽东随即服侍母亲治病，对母亲亲侍汤药，极尽孝心。毛泽东对母亲感情很深。15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1916年7月，当他在长沙得知母亲病重时，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的信中说：“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1919年10月，母亲病逝，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了两副灵联和一篇感人肺腑、情义深长的《祭母文》。

母亲逝世后，毛泽东曾把父亲接到长沙治病。不幸的是，父亲于1920年1月去世。当时，毛泽东正率“驱张代表团”在北京开展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未能回家奔丧，只能把对父亲逝世的哀悼之情深深埋在心里。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韶山时还对弟妹们说，对父亲没有“尽孝”。

毛泽东对父母的怀念和深情一直埋在心灵深处，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淡漠。1936年，他在陕北保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到他的父母亲。毛泽东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1947年，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在家喜欢父亲还是母亲，李银桥说：“喜欢母亲。”毛泽东说：“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

毛泽东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多次强调要孝敬父母：“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连父母都不肯孝敬的人，还肯为人民服务吗？当然不会。”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特地到父母的墓地献上一束松枝，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毛泽东不仅对生身父母一往情深，而且对岳母向振熙老人也非常关心，竭尽孝道。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在一位解放军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军用电台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高兴不已，又感慨万千。他当即复电，首先为杨开慧母亲的健在而感到欣慰，并向老人家敬致祝贺，接着向全家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去”，希望来信将情况告诉他。

1960年，杨老太太九十高寿，毛泽东寄200元钱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请她代为向老太太赠礼金或购买礼物。杨老太太病逝，毛泽东立即寄去500元以示悼念。他还给杨开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字里行间，情深意切。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没有小车，到哪儿去都是骑马或走路。有一位华侨出于对共产党领袖们的尊敬和信赖，也出于对抗战的支持，送来了两辆轿车。管车的同志想分一辆给毛泽东。可在分配车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一是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是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虽然大家都想配给毛泽东一辆，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按照他的意见，把一辆分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使用，一辆给了延安的 “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

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也肿得老高。出事以后，朱德和延安“五老”要把车让给毛泽东，甚至把车开到了毛泽东的跟前。可是，毛泽东把他们连同汽车都给“撵”了回去。

不久，毛泽东要去大砭沟口的中央礼堂作报告，警卫员悄悄地把小车叫了过来，并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胳膊摔伤了，走路不方便，就坐这一趟吧。”毛泽东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说完，迈开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毛泽东与赠礼习俗

赠礼被看做是向对方表示心意的物质体现。礼不在厚，赠送得当便会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增进友谊。朋友、同志间适度赠礼，既是传统习俗，也是人之常情。毛泽东在公务活动和私人交往中，也常赠送或接受礼品，但他有着严格的原则和尺度。

1954年6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曾经同毛泽东一起在韶山从事过农民运动的邹祖培等三人是会议代表，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他们启程返乡时，毛泽东送给每人半条“大前门”牌香烟、一口箱子、一根手杖、一双皮鞋，勉励他们好好工作，多为群众办事。

三人激动地一一同毛泽东握手，并说：“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没有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毛泽东听了，表示感谢。

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或为自己服务过的同志，毛泽东也常用赠礼的方式表达关心和爱护。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到达黄河边的佳县，住在一位农民家里。吃饭时，房东老大爷拿出专门从城里买来的酒，请毛泽东喝。毛泽东欠了欠身，说：“谢谢你，我不会喝酒。”老大爷再三请让。毛泽东请他自酌。老大爷是一位船工，说：“在船上呆久了，喝两口，可以赶寒气。”毛泽东关心地说：“喝两口可以，只是别喝多了，多了对身体有害。”毛泽东和这家人围坐在炕头上，吃着谈着，笑声不断，就像一家人团聚一样亲切和谐。毛泽东一再称赞老大娘的菜做得好，老大娘乐得合不拢嘴。两天以后，毛泽东要转战到其他地方，房东的两个孩子都依偎着毛泽东，不肯放手。毛泽东提出要送点东西给房东以示感谢，发现自己身边没有什么好东西，只好把自己用过的两条毛巾送给房东。临别时，毛泽东握着老大娘的手说：“谢谢你，有机会再来看你，吃你做的饭，睡你家的热炕。”两条旧毛巾，礼轻人意重，表达了毛泽东对这家人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对宋庆龄一直很敬重。两人常有往来，互赠礼物，互祝康吉。每隔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会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看看国母。”工作人员便奉命前往，并带上毛泽东让捎的东西。

宋庆龄对毛泽东也很敬重。有一次，她在东单的寓所请毛泽东身边的部分工作人员吃顿便饭。饭前，她专门看望了大家。吃饭时，她让秘书做她的“全权代表”，招待大家。宋庆龄知道毛泽东平时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便特制了一个又大又软的靠枕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没有收，当来人走后，他忽然觉得不收不好，于是马上派工作人员追了过去，把靠枕收了下来。后来，用了没几天，他就把靠枕收藏了起来。

1957年冬，毛泽东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山东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并复信致谢：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

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致以

敬礼！

宋庆龄

1957年12月1日

毛泽东与宋庆龄之间相送的礼品竟然是大白菜，这在古今中外国家领导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宋庆龄每年都要给毛泽东寄贺年片。1956年，毛泽东收到宋庆龄的贺年片后，写了一封生动有趣、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毛泽东亲切地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的贺年片深表感谢。对她的问候，毛泽东以幽默而关心的口气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这封信既表达了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体现了他和宋庆龄的诚挚友情。

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人对毛泽东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尽管中央不允许地方送礼，但湖南人认为送点自己种的时鲜蔬菜，熏的腊鱼、腊肉，山上采的寒菌总是可以的吧，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最爱吃的。毛泽东对故乡也有着一种浓浓的眷念之情，对从小吃惯了的食物时常回味。所以，他对湖南捎东西的行为没有予以批评，但坚持原则，总是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回去。

毛泽东既遵循着传统的赠礼习俗，又有原则有分寸。他的“礼品观”，充分彰显了他的高风亮节，显现出他不朽的人格力量和领袖风范。

毛泽东与饮食文化习俗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带着中国传统农民的色彩，而这种浓厚的色彩归根结底来自于他在韶山农村的生活。毛泽东对饮食质量的要求与孔子所说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相径庭。他只要有湖南口味的家乡饭菜就行了，可以说是“食不厌粗，菜不厌辣”。在谈到饮食习惯时，毛泽东说自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此话一点不假。身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不吃人参燕窝，不吃生猛海鲜，却迷恋着家乡的家常饭菜。进城后，毛泽东仍保持着吃湖南红糙米的习惯，米饭里总要加点小米、赤豆或芋头。碗沿上的饭粒或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他都夹起来送进嘴里，有时甚至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他还经常说：“我就是这个命，喜欢吃粗粮。”

毛泽东喜欢吃辣椒，几乎每顿“正经饭”中都少不了辣椒，可以说是无辣不成饭。他经常就着辣椒吃饭，或用馒头夹辣椒，以至有人传说他曾 “就着辣椒吃西瓜”。1942年，画家华君武曾为此事当面求证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那是长征到甘肃某个村上，休息吃饭时，桌上有辣椒，正吃着，送来切好的西瓜，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了。

毛泽东晚年依然未改吃辣椒的习惯。晚年时，由于患多种疾病，特别是脑神经病，毛泽东吞咽困难，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大吃辣椒了。但他还时常想吃点辣椒，于是工作人员便用筷子沾上一点辣椒酱，送到他嘴里。这时，毛泽东便会把嘴巴吧嗒几下，高兴地说：“好香啊，一直辣到脚尖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是中医中药，一是中国饭菜。饮食也是文化。”

中国人的饮食习俗的一大特点是使用筷子。毛泽东一生只用竹筷、木筷吃饭夹菜，坚决反对使用任何在他看来可算做高级精美的餐具。在毛泽东去世后遗留于世的大量生活物品中，餐具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就有许多普通的竹、木筷子，但未曾发现一双用名贵材质做成的筷子。

毛泽东一生用竹、木制作的普通筷子吃饭夹菜，尽管也偶尔用刀、叉吃过西餐，但毕竟次数有限。毛泽东的家乡人在了解到毛泽东这一生活特点后，便特意为他制作了一些漂亮的木筷子送到北京。当时，他们派专人去湘西寻找一种黄羊木。据说这种黄羊木质地细腻，做出来的筷子不仅美观耐用，而且无论使用多长时间也不会长霉变色。经过苦苦寻觅，终于在一个老乡家门口找到了这种木材。在这个小山村里，人们不仅用这种黄羊木制作筷子，也用它来制作梳子。他们花费几百元买了老乡的木材，运回长沙，请木工赶制了一批木筷子，感到很是满意。派人送往北京后，毛泽东便一直使用家乡父老赠送的这种木筷子。

毛泽东辞世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黄羊木制作的筷子还剩下不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主席一生中用过的最高级的筷子。”

毛泽东与殡葬文化习俗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有着悠久的殡葬文化。挽联作为一种哀悼死者的对联，成为中国民俗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生中，曾为革命先烈、亲朋故友、战友同事，题写了大量的挽联、挽词。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病逝。当毛泽东从长沙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大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的名字。毛泽东闻听心似刀绞，泪如泉涌。母亲才53岁啊，不想一场疾病便夺走了她的生命。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虔诚地守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慈母的件件往事，在幽幽的油灯下，和泪写下了一篇情义深切的《祭母文》。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两副灵联，悼念母亲。

一副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另一副是：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在亲戚和邻居们的操持下，毛母的灵棺在家停留四天，按韶山地方风俗用道场来超度亡魂。10月8日晚，毛泽东长跪母亲灵前，含悲诵读了这两副灵联。

追悼会是丧葬习俗中寄托哀思的一种礼仪。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红白喜事的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民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民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体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个喜事。至于死，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2000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泽东有一个马夫老侯，跟随他多年。老侯积劳成疾在西柏坡病故后，后事办得很隆重。任弼时主持追悼会，朱德讲话并为老侯送葬。中央其他领导决定，这件事暂不向毛泽东汇报，等他工作不太忙时再向他报告。一天下午，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交谈时得知老侯去世的消息，生气地说：“老侯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他病逝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毛泽东说：“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老侯是个好同志呀！他是河南人。他从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家中有老有小，为革命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告诉他家中没有？要通知地方政府给以优待，他家中有困难，要给以帮助。”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安塞县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不幸牺牲。由于张思德是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的警卫员，当时担任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队长的古远兴就直接把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并把牺牲经过向毛泽东讲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很难过，站起来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是不应该的！”他接着问：“这事你向上级报告了吗？”古远兴说：“没有，我想直接报告主席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不行，你要向你的上级报告。什么时候开追悼会告诉我，我参加。”于是，古远兴立即把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向警备团政治处作了报告。

毛泽东问古远兴：“张思德现在在什么地方？”古远兴说：“还被压在窑里。”毛泽东听了很生气，双手背在身后，说：“要很快挖出来，要放哨看好。山中狼多，不要被狼吃了。要是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当不成了！”

古远兴原来打算把张思德刨出来就地安葬，毛泽东说：“不行！”并逐一指示说：“一、给张思德的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搞口好棺材；三、要开追悼会，我去讲话。”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警备团为张思德擦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衣服，又买了一口好棺材。9月8日，中央警备团和中央机关的部分同志1000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

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会场走来。他问警备团团长吴烈：“参加追悼会的共有多少人？哪些单位来了？”吴烈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点了点头。之后，他亲笔为追悼大会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追悼会上，气氛肃穆。毛泽东站在一个土墩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一生。他指出：“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

入土为安。人去世后进行土葬，是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丧葬方式。但毛泽东从勤俭的角度出发，提倡人去世后实行火葬。他这一想法的提出，得从任弼时逝世及后事的料理上说起。

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就很不好，病情逐渐加重。虽然到苏联疗养了一段时间，但病情没有多大好转，时有反复。后来在任弼时本人一再要求下，回到了国内坚持工作。但不幸的是，1950年10月27日，他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得知任弼时去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悲痛，连声说：“可惜，可惜啊！”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是共和国开国元勋。他的去世，无论是对全党或对新中国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为此，党和国家为任弼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和送葬仪式。

10月28日，任弼时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视入殓，并亲自扶灵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遗体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办完任弼时的丧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讲，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确实很大，对其进行厚葬是有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我们死后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与我们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不是有些违背了？毛泽东这时已经在开始酝酿，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应该带头实行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1954年，当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墓时，不无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在随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倡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去世后实行火葬的丧葬方式。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会间休息时，秘书把一份折子送到毛泽东手中，折子上是用毛笔书写的正楷字。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

毛泽东看完倡议书，满意地点点头，连声说：“好，好。”因为这份倡议书事先已经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并且是自愿签名，所以毛泽东没有让身旁的其他同志看，拿起一支三号狼毫，写下了三个大字“毛泽东”，接着写上了当天的日期“1956年4月27日”。随后，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115人先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中央级的号召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也是古今中外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火葬签名。正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一倡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殡葬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