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上周刊出《“汪晖事件”再反思》专题后,有读者向本刊编辑推荐汪晖教授一篇题为《必要的沉默——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随想》的旧文。这篇专门谈论学术规范的文章,据推荐者说,写作时间距今虽已有16年,却并不过时。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自被指控涉嫌抄袭以来,汪晖教授一直对之以沉默,这沉默是否是他曾说过的“必要的沉默”呢?读者诸君可鉴。

我始终未能将问题想清楚。困扰我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建立学术规范或者什么是学术规范,而是:(一)为什么是学术规范?即为什么我们用重建学术规范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来检讨80年代以至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失范?以建立学术规范为契机进入学术史的研究,进而賦予学术史的工作以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这种检讨的方式是正当的吗?(二)谁的规范?即由谁来制定规范?或者,谁有资格制定规范?这个问题明显地涉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最后才是第三个问题,(三)如果建立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的话,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规范?具体地说,规范是单数呢,还是复数?即只有一种规范,还是有多种规范?如果规范不只一种,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不同的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比如社会科学的规范与人文学科的规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又比如西方学术的规范与中国学术的规范的关系怎样?换言之,对我而言,建立学术规范并不是件自明的事情。也许是庸人自扰罢,这些问题数年来一直盘桓于心,未有得解。如果我们承认认同问题是一个多面的问题的话,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我们作为生存于现时代的个人、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作为专家的认同及其相互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还将涉及知识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我们的信仰。

时空睽隔,反思既往,未能安卧。而今问题依然,学灯并未高照。岁月如斯,《学人》已出六辑。是否建立了学术规范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周围的朋友认真而严肃地践履着对于并未澄清的规范的承诺。劳人碌碌,规范存焉。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的“建立学术规范”却引起了争议和批评。痛之也深,责之也切。退回书斋,失落了人文精神,是其一;制定规范,营造知识权威,是其二;回向传统,重构启蒙心态、呼应主流意识形态,是其三。落实言之,这些批判大多无的放矢,有些还是蓄意虚构的攻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也在于已有的讨论未能有力地回答前面提及的疑问,理论上的含混与态度上的坚定更加激发了批判者的勇气。对于这些批评,当年的讨论者的态度是冷淡的。在一切都受商品规则制约的时代,这是必要的沉默。孤寂所终绝了的地方,即是市场的开始。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批评者着眼的是作为口号化和标签化了的“建立学术规范”,而践履者只是将之作为基本的工作规则,文不对题,回应从何而起?不过问题总有另一面,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是一个契机,对那些本末澄清的问题的回答恰好回答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思想史问题:

“我们是谁?”

(摘自汪晖《旧影与新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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