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飞

从来没有一座城市，会像上海一样，可以不顾自己的焦虑和压力指数多么高企，睡眠和做爱指数多么低企，义无反顾地将一个奢侈、浮华梦进行到底。

人们津津乐道的香港和上海双城对比，怎么能够少了压力这一环?

上海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一举跃升成为东方的曼哈顿。这座城市不仅幻想着恢复当年十里洋场的繁华，甚至还想在和香港、东京、纽约、巴黎的比较中，确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在这样的梦想催生下，整座城市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般飞速前进，可想而知其中司机和乘客的压力有多么巨大。伴随着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上海的经济也开始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资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的缘故，产品却无法加价。其结果，城市白领们所在企业的成本得不到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又接踵而至，再优厚的收入在这“新三座大山”面前，都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说高昂的医疗费与攀升的房价是整个内地城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很多居住在其他大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以安稳的心态过上满意的生活，那么上海人所高呼的“干整整五天，睡整整两天”、“我想大哭一场”等减压呐喊，以及各项调查研究所指出的上海人压力指数居于榜首，则更多地出自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浮华浸淫。浮华的意思，一是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二是浮躁、虚荣、潜意识里有一种野心和欲望在翻腾。上海的浮华，正是将这两层意思纠缠在一起，深印到了上海人的骨子里，外显出来的，就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对中产身份的向往。

从来没有一座城市，会像上海一样，可以不顾自己的焦虑和压力指数多么高企，睡眠和做爱指数多么低企，义无反顾地将一个奢侈、浮华梦进行到底。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新贵成为城市新中产的代言人，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房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被赋予了极高的想象力，每日每周地不断被朋友、同事、亲戚以艳羡的口吻所谈及。周而复始，从而促使上海人不得不在光鲜的外表背后付出更多的精力，更长的时间去圆梦。然而现实却分外无奈，没有成为中产的，平均4000至6000元的月薪水平，每月有将近一半的收入需还房贷，剩下再一半得做预防性储蓄，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医疗变故，再剩下的，就得支撑起品位消费的外衣；成为中产的，事业虽蒸蒸日上，身体却每况愈下，再加上很多成功男性不断攀升的“难言之隐”，处处折磨着梦想中理应华丽的生活。傅彪生前就曾感叹道：“这个毛病是累出来的，以后不能太累了!”“人无压力轻飘飘”，可是上海的压力，却显得几分尴尬，透支着上海人仅有的消费理性，逼使他们在浮躁和追梦中顾此失彼，身心俱疲。

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总是面临着被超越被边缘化的危机。按理说，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环境使得绝大多数香港人一生的最大压力就是为了一套房子而奋斗。可是事实上，由于特区政府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一心发展本土金融产业，同时又通过公共政策解决了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加之低税率、高保障，从而使得香港中产阶层获得上升空间，扩张成为社会的大多数，购买一套居住房、实实在在的消费高档品，已经可以承担。因此，我认为，香港人的压力，不似上海人那般来自于浮华和虚夸，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前途缺乏自信的担忧。过去香港人最骄傲的方面就是不依赖政府，自谋出路，回归后恰巧遇到金融风暴，泡沫经济出了问题，于是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心态迅速滋生，而政府又加深了对内地资源和扶助的依赖，从依靠内地开放自由行刺激经济，即可见一斑。

香港人的压力，就是一种心态。回归以来，香港人从对内地极其高傲的心态突然转向非常自卑的心态。近些年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港人触动很大。所以，香港人不得不整天检讨香港的出路，要和上海做比较，要和新加坡争高下，还得提防着崛起后的珠三角和自己抢生意，把香港经济压下去了，或者吞并下去了。这些怪心态渐渐在社会蔓延，逐步演化为一种无形的工作压力和社会期许，如果不勤奋、不加速，稍不留神，香港以往的成功就会消失殆尽。

在压力面前，老外习惯于向心理医生主动释怀：“我今天情绪不好”。而无论是日益开放的上海人，还是中西交融的香港人，他们各自的压力，联系的是不同城市的特质，他们又该向谁诉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