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友德

只有个人、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真正形成公共安全的意识,建立起常态的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的意识和机制,只有每一个公民都学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学会尊重他人的生命、特别是学会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真正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建设者和责任主体,才是在风险时代应该采取的原则和态度。

福建南平校园血案余波未息,吉林通化再度发生校园悲剧。3月25日晚7时许,通化师范学院发生血案。一男子持刀在校园里砍伤一名女生和三名男生。像这样不断发生在大中小学校的公共安全事件在追问我们,谁应该对这些公共安全事件承担责任。

从媒体对郑民生的报道来看,初步怀疑其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的人格障碍患者,这是精神疾病,但并不等于精神病,因为目前我们把精神疾病分为轻性和重性,重性的才叫精神病。反社会型人格带有较强攻击性和报复心理,但其反社会型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才能减少这类反社会型人格的人对社会的可能伤害,显然我们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南平惨案中犯罪嫌疑人郑民生,一个曾经治病救人的医生,如今却让13名无辜的孩子或死或伤。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周边的人看不起他;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家境不好,买不起房;辞职之后,找不到新的职业,觉得活着没意思。他将个人生活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在满怀对社会怨恨情绪的驱动下,最终成了杀人狂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面临剧烈变动。转型期因失地、失业、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多。投毒、杀人等恶性暴力犯罪发案率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可以说,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多发的高风险时代。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贝克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和危险是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频繁发生的校园社会安全问题凸显出社会整体安全状况,也是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们应该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判断。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源约束和分配等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中国改革已经使私人产品获得极大满足,今后改革重点应当是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的需要,亦即法治、公共福利等等。就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的,使当代人们陷入安全困境的,并不是风险和威胁本身,更多的是制度对变化的反应迟钝。

面对风险时代的到来,家庭、学校与其他组织,政府与社会应该共同来思考,怎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创造条件?怎样才能使他们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不仅仅学习到所谓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更要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学会处理好自己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等一系列关系,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并且将关爱、责任担当融入到其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对转型期出现的、影响公共安全与发展的各种矛盾所增加的风险如何防范,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事前预警、事中应对、事后管理机制是对待社会矛盾应有的态度。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完善社会管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要使社会建设落实到实处,就是要全面提升国家与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就要使每一个公民都不断提升维护公共安全的意识和行动能力,就要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分享和共享。

社会已经进入风险时代,不仅对校园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也对社会和政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只有个人、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真正形成公共安全的意识,建立起常态的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的意识和机制,只有每一个公民都学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学会尊重他人的生命、特别是学会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真正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建设者和责任主体,才是在风险时代应该采取的原则和态度。(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城市安全与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博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