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爆炸并非生产过程中的事故,而是拆迁人员擅自挖掘地下危险管线导致。分析拆迁过程,可以发现事故的深层原因是开发模式的问题。

第一是低成本的和非专业的拆迁。此次塑料厂拆迁,拆迁工程没有费用,而以拆除的物品作为补偿,这种低成本开发模式,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如工程的层层转包,降低工程施工的门槛,非专业的施工行为,以及危险的激励。为什么层层转包?因为拆迁方不给费用,拆迁者要获得收益,就要找到一种获利模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层层转包就是一种自然方便的模式。

第二,它构成了低端生存链条,从而构成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低成本的开发,一定是由底层的劳动力来承担的,一定是低端产业,不仅是层层盘剥,而且只有底层才能接受和承受这种低成本的模式,所以当把承包拆迁的邵殿军、董来荣等人刑事拘留,民眾并不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是一个生存链条上的,都是靠包地拆迁生存的。

第三,这种低成本低端的开发,不仅一定艰难也一定冒险,不如此底层难以谋生,所以开发本身制造危险的激励,如擅自挖掘危险的化学管线的激励就是为了卖管道获利,因为他们的获利就是拆下来的东西;而且也是敢于冒险和犯规,如住在厂房附近的都是拾荒者和拆迁工人,引申一下,冒死去挖煤的农民工,和在大都市的马路上就是红灯也呼啸而过的快递工人外送工人和其他外来谋生者。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这些底层的人,因为社会给他们的谋生空间太小太窄,不以冒险的犯规的方式往往难以生存,或冒险和犯规能多得一点,肇事者往往就是受害者,这就是今天低成本开发蕴藏的社会风险,他们就与我们的城里人共存着,我们享受着肇事者带来的低成本的福利,却不能完全避免他们以危险方式谋生和经营带来的不仅对他们自己也对我们可能产生的风险。

第四,面对这种低成本的和不规范的低端谋生和经营,政府监管的任务是无比艰巨的,但这种监管恰恰是软弱的缺位的和不规范的,而这恰恰又是事故易发的原因。例如化工厂拆迁或化学管线拆迁需要专业资质,在本案中完全看不到;再如拆除化学管线需要带上图纸,本案又是一个大疏漏。这看似个人的疏漏,实际上是机构的疏漏,是制度的形同虚设,是社会规范的普遍弱化。今天大凡恶性事故,几乎没有无人为因素的,本案的人为因素,从化工厂与居民区的长期共存,到草率的拆迁招标,到层层转包,到擅自非协议的和非专业的开挖化学管线,到专职人员不带地下管线地图随意设定禁区等等,充满了人为的错误和犯规,如此人祸,岂有不闯大灾难的?

上海 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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