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军

自到上海以来，我一直庆幸不已，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是房奴。最先到上海的那几年，我是来进修国际贸易业务和英语的，人住在灯红酒绿的虹桥涉外商务区，掏的租金却是较为低廉的学校租金，并且原先的单位还能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所以，我对什么叫做“房奴”，什么叫做“房租”根本没有概念。后来，我很幸运地被一所大学录取为研究生，于是就搬到这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面，所掏的租金同样是学校对学生的低廉租金；再后来，我又从这所大学的宿舍里搬到了另外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宿舍里，在那里度过了快乐无忧、如痴如醉的三年博士研究生生涯。

时间一晃近十年过去了，终于到了有可能买房自住的时候了。学校离家很远，单程路途两个半小时，买车吧，感觉非常不安全，时时刻刻处于风险和飘摇当中；不买车吧，看看挤得像饺子锅似的地铁车厢，看看路途上川流不息、紧张兮兮、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人群，人的精神就显得高度紧张。来回奔波几年之后，我盘算着在学校周围买房的可能性。可看看学校周围一天天高涨的房价，却感到实在无力承受。身为一名副教授，从学校所能获得的房贴只有区区几万元，身为经济学人，想想难以承受的房价，同样感到心理极度不平衡。

早年读研究生时的那些人，他们并没有读博士，但他们都发了。因为不读博士，所以他们必须工作，而在上海工作的人，就会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于是在2002年前后的几年，他们都拥有了各自的住房。虽然不少人因此而成了房奴，但看看节节拔高、疯狂上蹿的上海房价，房奴们的心理不知舒坦了多少。我好高骛远，在自己的长远未来上进行了较多的教育投资，读博士，读博士后，再出国，但回过头来一看，在做了所有这些教育投资以后，所获得的却是远远低于那些没有进行教育投资、无奈进行房产投资的人。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未来更加长远的教育投资是否仍然值得？学生也常常问我：“在上海读研究生、读博士的效用到底有多大？”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的社会是否比我们早年曾经憎恨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资本主义？可回过头来想想，没有，远远没有，因为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是无力抑制房价的，而在我们的国家，政府却仍然有着强大的行政力量来调整甚至打压房价。

浙大的那个博士为什么要跳楼？我估计房价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比房价还难以承受的也许是这个社会的普遍不诚信。房价过高，抬高了整个社会人们生活、工作的成本，降低了人才交流的效率。同样的道理，太多的不诚信，撕裂了中华民族那仅存的传统美德底线，也无限抬高了整个社会前进的成本。

我在学校的周围接触了多个房产中介，很多中介都拥有自己的网上商店，但跑得多了就知道，网上的房价似乎是个幌子，价格很便宜，地段很合适，可到了真正要看房或者讨价还价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原来网上的东西简直不能相信，其目的不过是“地产公钓鱼，愿者上钩”，等你上钩后，原先的房子突然已经脱手，于是房产商再推荐给你价格更高的房子。

在与房产中介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我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如，一定要多找几个中介，这样，你就能弄清市场对某处房产的客观评价，也能有的放矢地针对你想要的房产进行讨价还价。又如，在与房产中介讨价还价时，你还能认清这个房产代理人的人品，其对业务的熟练程度。还有，房产中介虽然很多，但不知怎么的，任何一套房子的价格、房东的信息在业内几乎都是共通的。由于房产中介只是房东的代理人，房屋是否真实出售，还必须有赖于房东的意愿。在我与房产代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房东的不同品质，就像房屋的品质一样千差万别。

比如，大部分房东都是温州人，他们通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通常在房屋开盘的时候就大胆进入市场。再下来，就是浙江人。上海人多半是二传手，常常接温州人、浙江人的盘，而那些到现在才买房的人，常常就是那些真正要买房自住的人。在经过一传手、二传手甚至三传手之后，那些真正要自住的人反而承受了更高的房价。这难道不是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吗？有人说，迪拜的房产危机源于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能购买那里的房产，我想说的是，上海比迪拜更加迪拜，因为全世界的人早在十年以前就能在上海买房子了。

有的房东很诚恳，他卖房就是卖房，只要到了自己所要的那个价格，就干脆抛售。可有的房东却十分贪婪，他索要一个价格，如果发现无人问津，他就心里嘀咕是否房价高了，可一旦有人问津，他马上就会水涨船高，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涨价的“革命”。如果是这样的房东，代理人慢慢地就失去了替他卖房的信心，因为言而无信的房东只会带给代理人无谓的时间浪费和成本支出。对买房人来说，这么见风使舵、对市场反应灵敏的卖家简直就是“奸商”。

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像我这样到现在才准备买房的人是完完全全的风险规避者，而那些狡猾、言而无信的人却大多是风险爱好者。他们虽然不懂经济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富翁。我虽然懂得经济学，但难以成为富翁，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至于怎么很好地实践这些经济学理论，利用这些理论去赚钱，却不一定是经济学家的长项。

在经过万千的迷雾和搜索之后，我面临着是否成为房奴的选择。没有买房前，我仍然享有一个自由之身，不欠谁的账，不欠谁人情；可买房之后，我开始要背负起长期的债务，开始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奴。也许在成为房奴之后，我的手中会多一个房产证，但心中却失去了自由。这一点，行将买房的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房产证不过是杨白劳手中的卖身契，不过是一种在上海的合法生存和居住权。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

（顾海兴摘自《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