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智

人民币汇率、气候变化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已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新热点，突破原多囿于微观货物贸易领域范畴，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交织，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升级扩散态势。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更深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将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引发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差异。

贸易摩擦呈升级扩散走势

政治化倾向突出。2010年起，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多位议员及保罗·克鲁格曼等著名学者呼吁将中国定为“操纵货币国家”，要求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惩罚性关税，以迫使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旨在针对中国的贸易平衡增长战略，以及着眼于减少贸易逆差而采取的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完全是屈服于国内利益集团或者国会的政治压力，而是主动的政治选择。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旨在针对中国的贸易平衡增长战略，是主动的政治选择

从道德制高点发难。数据显示，美国知识产权产业的价值达5万亿美元，40%的出口和知识产权有关。2007-2009年，美国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起诉至世贸组织，共有1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成员作为第三方参与磋商，是WTO知识产权争端案中第三方加入成员最多的案件。发展低碳经济确是各国对世界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裹挟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横加指责，以征收“碳关税”迫我国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无论知识产权保护，还是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部分发展中国家唱和发达国家。2010年4月，与中国同属“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开始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出责难，提出“人民币升值对于平衡国际经济至关重要”。美国对我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后，阿根廷等国相继跟风对中国轮胎发起反倾销调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1/4针对中国产品，导致双边贸易额下滑。巴西和阿根廷政府更是在进口商品反倾销调查方面达成合作协议，在两国间建立旨在抵制中国进口商品的“共同战线”。

货物贸易领域摩擦呈多样宽泛化趋势。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地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16起，总案值约12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3%和102%，约占同期全球案件总数的43%。同年，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和被诉案件增长至7起，占同期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新启动案件总数的50%。在16个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地区）中，阿根廷、美国、加拿大、南非、印度、欧盟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分别占其同期反倾销调查总量的95%、60%、50%、50%、32.3%、42.9%。我国遭遇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范围由鞋类、织物等传统产品向SDH光传输设备、货物扫描系统、各种板材、管材等附加值较高的机电和冶金产品扩展。而近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表现为采取进攻性措施，即对中国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这表明有关国家在处理贸易摩擦的方式上呈现要价综合化。

此外，投资领域摩擦日益增多。2010年前5个月，印度电信部以不符合“安全要求”为理由拒绝批准印度主要电信运营商采购中国企业的设备。近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在非洲的开发建设更是鼓噪不断，渲染我国进行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等，同时要求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金融市场，使外资企业享有更多国民待遇。

充分认识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围绕着如何看待贸易摩擦影响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摩擦是贸易规模扩大的必然产物，受其影响的出口产品占我国出口总额比例尚小，不应过分夸大，应以平常心待之；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摩擦呈扩散升级态势，对我国外贸出口、国民经济发展乃至民族复兴带来重大影响，必须妥善应对。

从日美贸易摩擦历史看，战后日本对美长期巨额贸易顺差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导火索，并使贸易摩擦由纺织品向各类产品扩散，进而向外汇、金融等多领域延伸，最终导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日元短期内急剧升值，引发日本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停滞并延续至今。但客观地说，日本还是在摩擦中逐渐完成了产业转型和产品结构调整。

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态势与当年的日本有着十分相同的特质又有截然不同的情况。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应对贸易摩擦的组织协调能力、应对经验等方面与当年的日本尚存差距。尤其是日美贸易摩擦处于相同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始终没有突破经济领域范畴，更没有危及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框架基础。而如果目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处理不好，则有可能危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迟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

现实看，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处理不好将使我国国际形象受损。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是渐进过程，保持出口稳定对国民经济发展仍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反补贴调查以及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直接挑战我国宏观领域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处理不好贸易摩擦，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做好贸易摩擦应对工作

——高度重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碳关税”等宏观领域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形成由权威主管部门牵头的综合应对机制，确保我国未来发展空间和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货物贸易领域的摩擦本质是各国产业竞争的利益冲突。对此，一方面，对涉及我国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要综合运用外交、经济、法律等手段全力应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商协会和企业的主体作用，为政府交涉留有回旋空间。要积极争取进口国“利益相关方”的支持，积极参与法律抗辩应诉。

——继续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重视和加强做进口国民众工作，走近进口国主流媒体，积极宣传我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对外贸易理念。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起多层次定期磋商对话机制，争取长期稳定的对外贸易外部环境。

——调整产业政策，由重视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国际市场并重。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为推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奠定坚实基础，增强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坚持扩大内需，协调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消除引发贸易摩擦的内部根源。

——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扩大进口事关降低发展成本、缓解能源资源环保瓶颈、提升竞争和发展能力、满足国内多样化消费需求。要充分利用我国市场空间巨大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从资源输出型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化利益差异和贸易摩擦为合作与共赢。

——完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业“四体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体系，推动企业以联合方式对外应诉，提高应诉率和胜诉率，减轻企业应诉成本。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运用贸易救济措施，对危及我国重大利益的贸易保护行为，采取必要的针对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