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言

从《小王》等作品中,能够看到一种平淡中的诙谐。同样是一道生鱼片式的文学作品,当中国人做这道菜时,虽也清淡,但诙谐作料多少还是不同于日本其他作品,让人耳目一新

杨逸作为一个二十多岁才到日本留学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在2008年拿到了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奖”。大多数获奖后的作家,开始从乘坐轻轨地铁,改为坐出租,服装手袋开始时髦,但杨逸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穿很普通的一件上装,一条略微有些时髦的吊腿裤,没有夸张的金银首饰。刚获奖的时候,日本轻轨地铁上满是获奖的宣传广告,她的小说《时光浸染》的广告也在轻轨列车上挂得到处都是,大照片当然也刊在了广告上。“我就站在广告的下面,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我就是大海报上的杨逸,就像我从来不会注意广告下面的人是不是和广告有关系一样。”5月15日,在南京金陵博物馆演讲前,杨逸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对于别人称自己为“杨逸老师”,杨逸欣然接受,但对于别人称自己为“作家”或者是“小说家”,杨逸则推辞了。“作家或小说家都是我小时候的憧憬对象,我离作家、小说家还差得很远,说我是个文笔匠人更适合一些。”杨逸说。

“匠人”是精于某个方面工艺的手艺人。杨逸笔耕不辍,称自己为“文笔匠人”更与日本现代文坛通过作家描述自我内心的变化来阐述文学观点的做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她把一种日本文学中尚没有表现的语言与内容带进文坛,在语言等各个方面清新、粗犷的感觉让日本读者为之一振。近现代虽然有大量日本文学被翻译到了中国,中国的一些作品也被译成了日文,但中国人用日语写小说的并不多,外国人能够拿到日本文学最高奖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杨逸一人。

随着杨逸小说在日本走红,外国人写的小说以“越境文学”的形式在日本走上了新的阶段。过去欧美出身的李碧英雄、戴比特·佐比提、阿萨·比纳德等用日语写作,但终未能获取文学大奖。杨逸之后,伊朗人西林·奈泽马费在2009年获得了日本文学界新人奖。以杨逸为代表的越境文学在日本渐渐地有了一些势头。

“没有了学生,便回家写小说”

“2005年国内发生涉日游行后,日本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锐减,我教中文的学校也没了学生。回家没事干,我开始埋头写小说。”杨逸很轻松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1987年,23岁的杨逸决定去日本留学。选择日本的理由十分简单,“家里有个亲戚在日本,如果是在美国或者德国的话,我也许就去了其他国家。”杨逸回忆说。这时的杨逸还不会说一句日语,到了日本以后,先要解决糊口问题,“一天打十几个小时的工,到了日语学校一坐在椅子上,眼睛就自然而然地合上了。”杨逸在学校里没有学到太多的日语知识。

在打工企业,在街头,杨逸从绝对瞌睡中醒来的时候,听到比中文高出八度的日本妇女的会话,听到她们永远和声细语地欢快地聊天,人与人之间那么彬彬有礼,大妈大婶们只要接纳了你,你便是其中的一员,工作时的一点帮助,生活中的一句关照,让杨逸脸上也开始了永久的微笑。

“我也提高了声调,和那些大妈大婶说:你好呀,今天天气可真好。看到她们笑,我也笑,每天乐呵呵的。”杨逸说。

在日本,杨逸当过中文报纸的记者。父亲在哈尔滨的学校教语文,但文革的影响在那里似乎比其他城市要更长一些,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小说。“那个时候是可以读历史的,家里的《史记》《资治通鉴》等书,我就当做是小说一遍一遍地读。”杨逸说。有了这些中文知识,在报社当个记者并不困难,但靠报社给的那点工资,想在日本过上普通的生活则很不靠谱。

教中文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2005年先后发生在四川、上海、北京的涉日游行,被日本媒体疾风暴雨般地反复报道后,中文学校的学生少了,杨逸的时间多了。“我开始有了写作的冲动。想给中文报纸写小说,但那里的稿费太低。后来想了想,干脆用日语写,反正有的是时间。”杨逸的第一部小说,4万字的《小王》用了两个星期写了出来。

在“生鱼片文学”中写小说

《小王》写的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小王与其身边的日本人之间的种种诙谐有趣的故事。该小说获得了2007年文学界新人奖,为后来夺取芥川奖奠下了基础。

在日本能写一手熟练畅达日语文字的外国人不少,但能拿到文学奖的外国人不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内容表达上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文学受其生活的影响,是一种生鱼片文学。”杨逸解释说。在中国二十余年的生活,史学文学功底让杨逸有了一套做中国菜的“煎炒烹炸”文学能力,到了日本,日本的生鱼片则完全不用煎炒烹炸技术手段。一条鲜鱼拿到案板上后,刮鳞去肚,片下最好受用的那块鱼肉后,就要给客人端到桌上。提前一些做好了放在那里,鱼会变味,刚刚剔好就端上去鱼肉又腥。“日本文学就要表现那么一种原色原味的感觉,但又要求在时间上恰到好处。”

“看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看古代日本那些著名的诗歌,你能读到的最多的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那样的诗句。日本是要用淡淡的词句来表现一个恒久不变的感觉。”在日本的大学里学习地理的杨逸,这样理解日本文学。

在《小王》中,小王带日本朋友来到中国农村时,小王半生不熟的日语,与日本朋友对中国农村生活的见解不一致,观念不同造成的误解等等,杨逸通过直白的描述,如同一部诙谐轻快的电视剧,把一个又一个场景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一个不以日语为母语的人写出来的小说,要获得日本读者的共鸣,需要作者本人有种比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更加敏锐的审美感。杨逸在谈到日本文学的审美特点时说:“日本古典文学中追求孤独、破败的感觉,文字不用浮华的词语。到了现代,文学又以淡泊、平静为主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等作家的作品,大都走的是这条路。”

不过杨逸并没有走那条看似主流的文学大道。“我更多地从小说家筒井康隆那里学习了语言的幽默诙谐。并不是我对日语的理解有多高,是筒井小说中的诙谐大大超过了日语障碍,让我看得爱不释手。”杨逸这样解说她自己的文学源流。从《小王》中,能够看到的正是一种平淡中的诙谐。同样是一道生鱼片式的文学作品,当中国人做这道菜时,虽也清淡,但诙谐作料多少还是不同于日本其他作品,让人耳目一新。

走出私小说困境

“杨逸等外国人写的日文小说,在内容题材上突破了日本原有的表现方式,打破了旧有的沉闷,让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南京师范大学季爱琴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日本大众文学走的是亲近普通民众的路线,表现了日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到了纯文学,特别是芥川文学奖承认的文学领域,独到的语言能力是一个方面,但纯文学更愿意用“私小说”的方式来显示其文学特点。

对此杨逸有自己的理解。她说:“在战前的日本文学中,私小说写的是基于一种作家真情的真实故事。谷崎润一郎能够为自己的小说而去结婚离婚,男女之间的恋情在小说中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出来。战后这种作家本人的私情已经不再是纯文学作品的主流,而换成了石原慎太郎等作家的带有暴力色彩的男女关系。”石原阶段在日本成为过去以后,小说开始更加偏重语言,文学评论家不再把评论的重点放在作品故事的构成上,而是注重小说家在语言上的创新,一种有语言而没有故事的作品开始大量滋生。

“到了最近几年,小说作者写作时,既没有先前的谷崎式的恋情,也没有石原阶段的暴力,而是更加自我,自我到了世上仅有我一人,只有生活中细得不能再细的琐碎的描述。古时的那种孤独、残破的审美变成了一种压抑、无奈。”杨逸说。

杨逸的小说《小王》在获得文学界新人奖以后,就曾作为候补作品之一入选芥川奖。但一些文学家认为《小王》的日文语言还不够成熟,在2007年杨逸与芥川奖失之交臂。

到了2008年,杨逸花三个月时间写的小说《时光浸染》,日语语言的独到特点与成熟度都大大提高,同年终于摘取了日本最高文学奖。

《时光浸染》写的是一名中国男子东渡日本后,在日本十余年的生活中所体验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虽然题材也选用了日本私小说中用得最多的形式,但不以男女恋情或暴力为主线,保持《小王》中的诙谐与明快,在人物的刻画上也更加细腻。

除了《小王》与《时光浸染》外,杨逸还写了日文小说《老处女》(2007年)、《金鱼生活》(2008年)、《涮牛肉》(2009年)等。

“是否有一天也会用母语中文写作?”对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提问,杨逸笑得非常灿烂,“想写。毕竟用中文更方便。但还没有哪家出版社或者是刊物来约稿。我在静静地等待。”杨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