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武

大凡著作等身的作家,都要在一定的阶段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收集整理,或编成选集出版,或编成全集出版。作家出选集是家常便饭,而出全集则是“满汉全席”——一种很高的待遇和荣誉。能出全集的作家屈指可数,愿买全集的读者也为数不多,我书柜里就只有《鲁迅全集》。

选集如同选美,百里挑一,优胜劣汰,所选的是自认或公认的“美女”——优秀之作和经典之作。而全集集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章、日记、书信等于一体,即使是水平很高的作家,其优秀之作和经典之作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全部作品字字是珠玑。况且有的文章本来就是应景和应酬之作,日记和书信更是随笔或匆草而就,因此如果要保持原貌出版,就难免会存在美中不足的问题。有如某些“美女作家”的长相一样,她脸蛋漂亮,胸部也“挺好”,可惜有一双罗圈腿。倘若只让她“出”上半身,人们就以为她是个美女;而倘若让她上半身和下半身全“出”,就会让人大跌眼镜。人无完人,书无完书。

于是,出选集还是出全集?成为作家的两难选择。选集反映作家的创作水平,具有代表性;全集反映作家的创作全貌,具有客观性和史料性。二者互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按说一个作家能既出选集又出全集,当然是两全其美。但由于出全集有可能“出丑”,有的作家一般只出选集,而对出全集非常慎重。因此,作家的全集大都是死后由后人或出版社整理出版的。

出选集和出全集的问题,不仅作家需要慎重考虑,政治家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慎之又慎。作家的文章,发表出来无非是让人欣赏,甚至只是供人消遣而已;而领导人的文章,发表出来就是重要思想、重大理论。因此编辑出版领导人的选集和全集,是一件严肃而又重要的政治任务。

龚育之在《龚育之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中披露,毛泽东主席生前极力主张只出选集,不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板桥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郑重其事地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时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毛泽东拒绝出全集的态度如此之坚决,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他在不同时期写的文章,经过发展变化和实践检验,有的可能前后矛盾,有的可能尚待商榷,有的可能存在失误……如果要出毛泽东的全集,把这些“问题文章”收录进去,岂不有损于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看来,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真正是高瞻远瞩啊!

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可时至今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早已出版了,《毛泽东全集》却迟迟未能问世。龚育之曾经担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他在《读毛和编毛》一文中写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或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的情况下编出的‘毛选第五卷,首先是在篇目的选择上,其次是在若干篇讲话稿的整理上,都出现了问题。第五卷不再发行了。”既然“毛选”第五卷就“出现了问题”,那么《毛泽东全集》能否出版恐怕就更是个未知数了。

《毛泽东全集》究竟能否出版?当然不是我辈百姓能说三道四的。然而《毛泽东全集》是否应该出版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虽然毛泽东自己是坚决反对出全集的,尽管出版《毛泽东全集》历经波折,可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伟人,人们要研究他的思想,就需要尽可能完整地搜集他的著作,从而全面客观地认识他。全集具有客观性和史料性,可以满足这种需要。至于毛泽东的著作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毛泽东的错误,中央不是已有决议作过定论么?他的错误当然会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倘若我们把毛泽东的著作当做“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当然就不能出版《毛泽东全集》了。反之,《毛泽东全集》的出版和公开发行,就一定指日可待!

题图 / 摒弃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