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木

某媒体曾有一个“中国梦历史演进”的节目,主题是:“国家的梦想,是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想汇聚而成。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换言之,梦想记录着国家的成长。

由此忽然想到了1933年的一次有关梦想的大型活动——那年元旦,商务印书馆的名刊《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这是编辑胡愈之的“创意”,其意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语境下的人们的不自由。胡编辑在征文启事中“诱导”说:“在这昏黑的年代,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消磨各自的生命”,但毕竟“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人的神圣权力啊”。

彼时众人“做梦”,大致有两个档次:“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当时上海两家大学中的山西籍教授——暨南大学的卫聚贤、大夏大学的梁园东,这两位历史学家展示了他们的梦。第一个“梦”,卫先生“做”得很平实:各位打内战的“英雄们”掘战壕时要留心出土的文物啊——这真是考古家才会说的话,不过语腔里就带有哭声了;卫先生“做”的另一个“梦”,如今算来真是“如梦”了: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七成,学社会科学的呢,占三成吧,国学则百有一足矣,是不是卫先生以为如此的人才安排才会是社会的稳态,比如大家都去搞“评法批儒”、当历史学家就不是社会的常态了?卫先生还说国家如一座宝塔:人民是基础,由县、省、中央循至塔顶,基础坚实则一塔巍巍安然,若予以倒置,自是风雨动摇矣。卫教授说的不过是常识。梁先生“做”的“梦”,或者更“理想主义”,他说:将来吧,中国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和“有限政府”了)、政府也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了(又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情权”或实行了“政务信息公开”或“政治问责制”了)。不是“无政府”而是“小政府”,又是“不怕人推翻”的政府。又如陈平原先生当年写武侠小说史的研究课题,题目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要当侠客,岂不是“梦”,难怪大家当年都抱一本金大侠的武侠小说意淫驰想。卫先生和梁先生,皆是一介书生,北大的周一良先生不是有一本回忆就叫《毕竟是书生》么,于是,书生做“梦”,只能是“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以上是第一个梦——“梦想的中国”,至于第二个“梦”——“梦想的个人生活”,卫先生遥想:假如生活能够安定,自己要写一部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还要在西北考古和游历南洋和印度,继而考察古代中外交通,惜乎卫先生的“梦”终未兑现,而且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归宿竟是无法“落叶归根”;梁先生呢,当年更是书生意气,他的“梦”越做越小,也许有口拙的毛病,竟“梦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嘴巴,能口若悬河”,不过他后来还是靠嘴巴吃饭(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那所战时学校以及发生过“第二条战线”激烈斗争的武汉大学,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人物),直到他不能讲课也不能再“做梦”的风雨如晦的岁月(1957年的人物,此前是山西师范学院院长)。

193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想”,已经不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梦想”的内容了——财富、创业、子女、卓越、知识、行走、公益等等,这是历史的进步使然。不过,要说到“梦想”的真正实现,可以带起人们思绪涟漪的,是通过当年的梦想,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观察社会的眼光和有限的“梦想”空间始终是在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给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大多寄望于“圣人出而黄河清”,鲜有具体的制度构想或实践品格,如梁园东希望出现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必须什么样的政府才不怕人推翻,因此什么话他也不怕你讲,或者他还要你讲,以至于他虽要你讲,你也无话可讲。”或许,那似乎就是孔子所说过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境界了,如何可能呢?梁先生只是“梦想”而已。

题图 / 梦想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