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文章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变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但人们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二十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我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想从其他地方与其他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如果不涉足垄断行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还有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多给一分钱。他们又没有任何保障,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说(号称全世界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一辆接一辆,老板们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

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只是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被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所做的只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二十岁左右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你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惟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惟一希望,也是他们惟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国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中国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正在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又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加班加点不要命地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地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以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的,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只要给他一个月工资超过两千的工作,你就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甚至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国,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地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还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选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插图 / 绝路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