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敝省教育部门数年前有个规定:取消高校教工子弟高考录取时的内部降分。消息一出,省内媒体颇为热闹了一阵,说此规定将教育公平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没等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缓过神来,最后三四年出现的大学生由差大学向好大学转学的风气,又把我们的心情从火焰状降到了冰块状。我所在大学的某系只2009级就先后转走了二十多人,其他系也大同小异。事实又一次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无论上面有多么果断、英明的政策,只要手握权力的人想为自己谋私,总能找到窍门。中国相当一部分官员在谋私方面的创造能力堪称世界之最。

其实,当年所谓“高校教工子弟内部降分录取”,同样不过是有权、有钱人的盛筵。普通大学教师想从中分一杯羹,需要磕头送礼不说,有时磕完头、送完礼也未必能达到目的。而有权的人一张条子,有钱的人一沓钞票,不管本人在不在高校工作,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取消高校教工子弟内部降分,表面上看冲击的是高校广大教工的利益,实际上革除的是某些校内外官员的特权。官员一般都是会来事儿的,此路走不通了,他们必然会寻找彼路,把子女、亲朋从差大学转向好大学,就是“应变”招术之一。

大学流行的转学风,对学生的心理冲击不言而喻。大学招生录取历来被认为是咱们这个社会最透明、最公平的一个领域,有人甚至将其誉为最后一块净土。然而,“最透明、最公平”的领域,最后居然也演变成“拼爹”游戏,你叫大学生们怎么可能不产生被剥夺感、不公正感?另外,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定型的关键时期,大学生在校期间看着别人拉关系找后门,而又确实做成了事,不必付出任何代价,你想让他走向社会之后坚守规则,不搞歪门邪道,真的很难很难。

中国自古是一个威权至上的国家,在不正常的大学转学风中,权力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按照有关规定,大学生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至少需要经过三个环节:转出高校同意放人,转入高校同意接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最关键的无疑是批准这个环节。国家教育部当年对大学生转学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假若不是家里发生了天灾人祸,不转学将面临失学的危险,你想转学,门都没有。而现在一年就转出这么多学生,能说这些人家里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吗?假若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大学生转学都是从差学校转向好学校,有的甚至是从父母身边转向外地?我最搞不懂的是:明知这些学生转学理由很不充分,我们的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什么还要大开绿灯?

纵观古今,横观中外,盼望靠权力自我限制甚至自我革命以实现官民权利平等,不过是善良百姓的空想。权力可以在普通老百姓面前装圣洁,把自己打扮得比冰雪还纯白,但它的谋私冲动却是内生的,靠自己无法抑制的。我一向不相信通过学习提高修养可以预防腐败这样的思路,我们都学了半个多世纪,也没有学出个廉洁社会来,跑到国外的贪官比哪个国家都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要管住权力,只能发展建立在法治、理性基础上的公众监督力量。做到了这一点,不要说大学生随意转学这样的小事,就是更大更具全局性的事,我们的社会也能顺顺溜溜地把它们管住。如果这些做不到,还会有大量怪事发生。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根子还在“上面”。如果某些“上面”的人确实非常干净、无比正直、真心为国家着想,能够认识到广大公民在打造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下面”的“对策”多半是没有用的。

插图 / 连锁反应 / 托德·戴维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