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高峰

秘密是我发现的。那天我提前回了家,给女儿拿演出服。在第一时间,我把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叫到了一起,分析情况:母亲抱着电话神采奕奕,坐在沙发里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都显示这样的电话不是第一次,而且这个电话肯定聊了很久了。

母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分析后我们姐弟四人一致这么感觉。父亲去世十年了,我们是看着母亲怎样在忧戚里度过这十年的。我们一直自豪地以为,这是父母情深的表现。所以,虽然很多人劝我们姐弟四个,给母亲找个老伴吧,老伴老伴,老来伴儿嘛,但是我们姐弟四人的意见出奇地一致,母亲想做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找老伴儿这事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是对父亲的侮辱。

可是怕母亲孤独寂寞,我们给了母亲一大堆建议,社区老人馆、秧歌队、夕阳红舞蹈班、老年大学等。母亲似乎是怕我们失望,就不太热心地选择上老年大学。就是在母亲上老年大学一个月后,有了情况。

说句实话,尽管那天发现秘密时我是匆忙的,但我还是为母亲脸上菊花般的灿烂笑容而震动。印象中,母亲有十年没这么笑过了。也许是我们没留意过。

大家把话说明了之后,母亲就一直没什么胃口,心不在焉地看我们吃。在六点的钟声敲响时,母亲动了动,神情不自然地朝时钟看了看。这会儿,电话响了。没谁去接,全家似乎都预感到了这是一个什么电话。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也没接。

从这天起,我们姐弟四个开始轮流跟母亲谈心。车轮战很快就有了效果,母亲跟我们说了她的那位老年大学同学。他们俩已经商议好了,谁去谁家过日子,不办证,免得出现遗产纠纷,甚至连怕给我们添麻烦而不举办喜宴的细节,他们都取得了一致,只等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表态。

我们已经表态了。

于是,母亲向我们保证,以后再不接那人的电话,这事到此为止。

侦察了一段时间,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只是每天的六点,电话仍是准时地响两声,然后就停了。电话一响,母亲就回自己屋了。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每天六点,电话准时响两声,挂了,就是他打来的,两声代表着他的平安。这是我们背着母亲找那位老人谈的结果,老人就这一个要求,也是他放弃的交换条件。

母亲的精神状态很快就影响了健康。其实她一直就像一张弓,把子女一个一个都射出去了,自己才松弛下来,衰老下去。在病中,母亲念叨父亲的时候特别多,这让我们很欣慰。母亲走得很平静。但生离死别还是让我们真切地品尝到了那句话的滋味——无论你多大年纪,只要失去了母亲,你就是孤儿。

已经很久了,每天六点,电话依旧准时响起。这常常让我们无地自容。

有一天,六点的钟声和电话依旧一同响起,但两声过后,电话声丢弃了钟声,顽强地持续着。愣了好一会儿,我才迟疑着拿起话筒。是老人的女儿,在电话里她泣不成声。老人脑溢血,在昏迷中一直叫着我母亲的名字。老人女儿的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母亲能去看她父亲一眼,只一眼。

我按捺了半天,才用平静的语调告诉她,我母亲已经去世半年了。

从此,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没有了,世界也仿佛就此寂静无声。只是每到周末,我总爱默默地坐在电话旁的沙发里。在六点的钟声响起时,我总是轻颤一下身子,习惯地看一眼电话。我总是盼望它能再熟悉地响两声,只两声。

选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