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伟山

我爹是个泥瓦匠。他砌的砖,不用拉线也整整齐齐的,特别是他抹的墙,平平整整地泛着光,像一面大镜子。主人家叫好时,爹就抱着胳膊,在房子前横瞅竖瞅,满脸得意。

爹三十几岁就在小镇上有了些名气,常被包工头领着到小镇以外的地方去建房。

那一年,爹到离家五十多里的外县建房。房主是个淳朴的农民,建的是五间红砖瓦房,宽大的门窗,亮亮堂堂的,谁见了都说好。那是工程的最后一天,正巧是端午节,主人很高兴,就让他的媳妇去集上买粽子给大伙吃。粽子买回后,爹刚好去了厕所,也许主人大意了,爹就错过了品尝的机会。听大伙儿说着粽子的香美,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抹着墙壁,整个上午没说一句话。中午收工的时候,爹独自去了一趟村外的小卖部。回来时,爹的脸红红的,好像喝了酒,他的裤兜里竟多了一把黄豆。黄豆是生的,圆滚滚的,在爹的裤兜里欢快地碰撞着。

下午抹墙时,爹突然有了精神,干得出奇地快。他瞅瞅身边没人,就从裤兜里摸出几粒黄豆,均匀地摁进湿湿的灰浆里,再把表皮抹得溜光。就这样,那把黄豆就被爹悄悄地种到了一面光光的墙壁上。爹像往常一样,抱着胳膊,又在墙前端详了很久。他似乎看到几天后,那些吸饱了水分的黄豆,正挺着发福的肚子,把墙皮一块块地挤下来,墙壁瞬间变得坑坑洼洼,像一个满脸麻子的老人。爹扳着脸,心里却在嘿嘿地笑。

房子完工时,天擦黑儿了。爹结了工儿,饭也没吃,就骑着自行车赶了回来。爹躺在铺上,半夜了还在絮絮叨叨。他问母亲,他说黄豆种在墙上是个什么样?你说一个粽子能值多少钱?母亲显然被爹的话弄糊涂了,没好气地说了句“神经病”,就再也没理他。

二十多年后,爹成了一个很牛气的包工头。

那时,我正和在城里打工的大梅谈恋爱。大梅家在外县,是个孤儿。爹知道后,死活不同意,觉得我降低了门槛。可大梅的善良和美丽还是打动了我,没办法,我和爹打起冷战。时间一长,爹有点儿屈服了,让我把大梅领到家来,他要看看。大梅来到后,爹就和她拉起了家常。爹问了住址,又问起家庭情况。当触及到父母时,大梅双眼蓄满了泪水,一脸的忧伤。她说,父亲的死亡真是太突然了。那年我们家的葡萄大丰收,父母就请人盖了五间很漂亮的瓦房。完工后的第三天,父亲却突然发现好好的一面墙被糟蹋了,墙皮掉了一地,里面竟有鲜鲜的黄豆!老实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为啥遭了算计,受不了刺激,突发了心脏病。爹听了,一下僵住了,满脸的惊奇和不安。好久,他才小心地问了句,以后呢?大梅说,以后的日子过得很苦,母亲天天生活在悲伤中,几年后也生病去世了。我痛恨那个外乡的泥瓦匠,可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总是想,也许命该如此吧,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呢。大梅说着,一脸的坦然。

爹站起来,竟是满脸的愧疚,他点了一支烟,在屋里踱来踱去。许久,他把母亲叫到一边,满脸凝重地说,从现在起,大梅就是咱家的人了,好好准备一下,给她办个体面的婚礼吧,千万别再委屈了孩子。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