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佳倬 江 枫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由南昌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广播剧《大法官梅汝璈》（以下简称《梅》剧）隆重播放。《梅》剧通过细腻、生动、真实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大法官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大义凛然、气概非凡，彰显国家和民族意愿，用法理正义之剑，为中国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其思想蕴含着坚强意志和惩恶扬善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

表现坚持原则、当仁不让的铮铮铁骨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根据盟军统帅部发出由接受日本投降的九个签字国和印度、菲律宾各派一名法官组成国际审判庭的通知，中国国民政府派出梅汝璈出任国际审判庭法官。梅汝璈来到东京，因国弱民穷，处处受人掣肘。1946年4月，开庭的日子就要到了，可是11个国家法官的座位却没有确定下来，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它不仅关系着在审判庭上发言的轻重和权威，而且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地位、民族的尊严。《梅》剧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梅汝璈早就想好了，一定要坐在法庭庭长韦伯先生的左边，排名在第二位的席位上。可是在正式开庭前一天的审判预演时，公布的座位顺序梅汝璈的座位不是排在第二位。梅汝璈慷慨陈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中国人民受难最深、为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又是受降国签字顺序的第二位，这样的排位与理不合，与法不符。这次法庭审判的座位，中国应该排在第二位才顺理成章，如果不这样，我就脱掉法袍，不参加审判。”在梅汝璈那种大义凛然、坚持原则、当仁不让的正当要求下，韦伯庭长同其他有关国家商量后终于同意了梅汝璈的意见。梅汝璈争得了应有的席位，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彰显了中国的国格。

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位子之争，这种位置的排名顺序不同于当下领导的位子排名，而是当时对于审判日本首要战犯的发言权的轻重之争，是在审判日本首要战犯中，国与国之间的主次之争，是对在战胜日本法西斯中的盟国关系间的地位之争。梅汝璈如愿以偿，博得了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的高度赞赏，他赞扬梅汝璈“倔强、坚韧、冷静、智慧”，这八个字是对梅汝璈在排名之争中真实的概括和推崇。

张扬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人道文化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东条英机等28名首要战犯。法庭宣读了42页的起诉书，然而这些血债累累、丧尽人性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都宣称 “无罪”。是可忍，孰不可忍！梅汝璈怒火中烧。《梅》剧以特有的手法，让梅汝璈在脑海中浮现出日本侵略者一幅又一幅狂轰滥炸、屠杀中国人时狂妄淫笑的图景；耳边一声又一声响起中国亿万民众声嘶力竭的呼唤：“汝璈，为我们讨还血债，为我们报仇啊！”《梅》剧富有感染力的广播语言和现场声，深深地撞击着听众的心灵。

在近两年的审判过程中，《梅》剧表现了一个突出的焦点，也是全世界所关注和瞩目的问题：是否要对战争首犯判以死刑？这是关系到正义能否得到伸张，法理能否得到张扬，罪恶能否受到惩处，血债能否得到偿还，侵略战争能否受到遏止，军国主义能否死灰复燃等等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在11个法官所代表的国家中，有的国家法律没有设置死刑，有的是信仰佛教之国，其法官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有的因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们认为不要“报复”，主张对首要战犯“免去死刑”。为改变这种局面，《梅》剧巧妙地安排了梅汝璈与“宽恕”派的正面交锋，展现了梅汝璈的杰出才华和敏捷深邃的思辨能力。梅汝璈对一位笃信佛教、主张“免去死刑”的法官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辩驳。那位主张“免去死刑”的法官认为“文明的程度取决于是否废除了死刑”，佛主张“今世的作恶，来世再报”。梅汝璈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文明就像杯子里的水，人类就是这杯子，杯子摔碎了，那水还能存在吗？佛家鼓励世人多行善，不作恶，要惩恶扬善。今世的罪恶，谁来禁止？佛能禁止日本军人的杀戮吗？佛能禁止战争吗？有人认为日本军人笃信佛教，敬佛畏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佛家主张惩恶扬善，除了扬善还要惩恶，不惩恶，哪能扬善？那种等‘来世再报’的精神的期待，能禁止现实中的丑恶和对人类的践踏？”

梅汝璈在法庭之上，列举日本刽子手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恶：30万人惨倒在血泊之中，可以说是惨绝人寰，日本刽子手无所不用其极，连寺庙中的信徒也难以幸免，比奥斯维辛集中营还要残酷。梅汝璈在法官会议上义愤填膺，慷慨激越，像一只猛虎，看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材料，怒不可遏。他查阅几万页审判记录，写出了“中国部分”几百页的判决书。其中对“南京大屠杀”专门单独设立一章，以翔实、无可辩驳的事实，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日本首要战犯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开庭，用七天时间宣读了十章共1212页的判决书，直至11月12日表决，以六票对五票的微弱优势，判处对七名首恶战犯实行绞刑。这七名战犯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次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梅》剧以欢乐、喜悦的情景颂扬了中国的胜利、全人类的胜利，彰显了公理、正义的胜利，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人道文化在国际法庭上得到了认同。

表现出光明的召唤与向往，呈现出进步与自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梅汝璈终于完成了一个大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回到了香港与家人团聚。《梅》剧表现了梅家的温馨和谐，向往自由与进步的情怀。《梅》剧中夫妻间情深意切的会晤，不只是体现夫妻间的恩爱，更是有着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光明的向往，对进步与自由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关心梅汝璈的命运。地下工作者 （乔冠华）在梅汝璈回到香港后，派出专人给梅家两次送书，书中夹带的纸条给他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做出了详细安排。梅汝璈终于在地下党组织周密安排下，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秘密地从香港乘海船经青岛来到北京。临行前，梅汝璈与身怀六甲的夫人依依而别。《梅》剧表现了特别的情境：梅汝璈郑重而深切地叮嘱夫人要好好保管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穿的法袍和他起草的判决书手稿。这段戏虽然不长，但真切感人，人情味十足。

《梅》剧再现了梅汝璈到达北京后的情况。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顾问和中国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令人遗憾与悲痛的是，梅汝璈于1973年7月13日病逝，时年69岁。1988年，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整理、编辑的梅汝璈的遗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出版，献给了祖国和人民。1998年，83岁的梅夫人把丈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穿的法袍及其起草的判决书原稿，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梅》剧的尾声恢弘、激越地响起梅汝璈的心声：“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国，一定要真正强大起来。”这使得《梅》剧的思想性又一次提升，反映了梅汝璈和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再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对世界人民的友好之情，同时，对中国寄予了深切的警示和美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