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琼

2010年3月初，民革上海市委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刚从美国回来的陶恒生先生。同时到场的还有陶先生的老友、民革党员陈志竞、陈兆奎先生，以及未曾谋面的徐天锡先生。这次相逢给陶先生和徐先生带来了分外的惊喜。两人既然素不相识，缘何会在民革欣喜相聚？其中的内情鲜为人知，相关的故事还得从抗战前说起。

当年，陶恒生先生的父亲——陶希圣（1899—1988）是北大的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于是参加了“低调俱乐部”，并追随汪精卫，鞍前马后，出力不少。而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1906—1994），也是该俱乐部的中心成员之一。他们都积极赞同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12月，高、陶随汪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并与日本人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两人逐渐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最终目的是灭亡中国。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一同逃离上海，随后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一时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

而高、陶之所以能顺利摆脱汪精卫的樊笼，从上海安全抵达香港，是与两个人，一位黄溯初，另一位徐寄庼（也就是徐天锡先生的父亲）之真诚相助分不开的。

黄溯初（1883——1945），又名黄群，字旭初，祖籍平阳郑楼，父辈以经商迁居温州朔门。1920年北京旧国会时代，黄是财政部长的最高顾问。后来弃政从商，在上海成立一间信托公司。结果生意失败，退休来到长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云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里。高宗武一直非常敬重黄溯初的智慧和正直，认为黄和他认识的其他人不同。1939年2月，彷徨苦闷的高宗武专程到日本长崎向这位前辈请教。在高的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I n t o t h e T i g e r’s D e n）中记载了他们彻夜长谈的情景：“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清晨四时，我们得到必然的结论，无论发生何事，不能容许汪被日本人操纵利用，在东京，我只听而不做任何承诺。”在黄溯初姪儿黄达聪所撰《“高陶事件”的真相》中也提到，“当时伯父就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向高指出：‘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高宗武听后大受感动，连连称是，当即决定邀请伯父去上海为他安排一条弃暗投明的出路。”末了两人还约定，由高先期回沪，黄随后。

1939年秋，日本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高、陶虽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但那时的汪已受制于日方，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两人劝说无力，感到非常沮丧甚至绝望。这时，黄溯初也秘密回到上海，并暂住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蒋百里处。其间一天深夜，高介绍黄与汪精卫见了面。据黄达聪文内所言：“汪的情绪很坏，狂饮白兰地酒，伯父竭诚告诫他无论如何不能去南京组织伪政府，汪口头承诺‘一定不去’。”虽然此刻的汪显得很是坚定，但黄溯初仍为高的事情焦急，他想尽快与重庆取得联系。不日，黄找到了也住在极司非尔路的同乡至交、时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徐寄庼，请其设法找人与重庆方面接洽。

徐寄庼（1882—1956），浙江永嘉人，1932年初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兼代总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金融界声誉卓著，并在抗战时期积极团结工商界人士，投人抗日爱国洪流，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当时，他还是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和浙江财阀在上海的高级代表。凭着对杜月笙行事为人的了解，徐寄庼马上想到了他，并认为除了杜以外无人能担当这个重任。此时为1939年10月。徐寄庼不敢怠慢，立即带着至好的重托找到杜月笙的驻沪代表徐采丞，告诉大致情况并掏出一张他亲笔书写的纸条，请他尽速转达远在香港的杜月笙。

这张只有九个字“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的纸条很快被送至杜月笙的手中。杜看后觉得徐寄庼“如非千真万确，落笔不至如此坚定”，他深知徐的为人十分谨慎，事不宜迟，第二天晚上杜便亲自飞往重庆。当时蒋介石正在桂林，闻讯立即于次日赶回重庆接见杜月笙，并嘱从速返港秘密进行。杜返港后即派徐采丞回沪安排。十天后黄溯初抵港，将高宗武去日经过、密约要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杜月笙。当月杜再次赴渝向蒋汇报。1939年12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12月21日又记：“下午与黄溯初谈话。黄溯初，浙江温州人，高宗武之父高玉衡的至友。”可见黄随后也到重庆并与蒋介石见了面。

其间，高、陶二人的行动已被“七十六号”特务监视，并随时可能被暗杀，但两人在军统和青帮的保护下暂且平安无事。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1940年1月2日，高宗武怀揣两张船票去寓所看望陶希圣，将自己的安排和盘托出。正处于绝望之中的陶希圣如同遇到了救星，他一口答应偕同出走。次日，高化装后顺利登上美国邮轮“胡佛总统号”，陶则乘车到国际饭店，佯装探望友人从前门进去又立即从后门出，钻进一辆停在门口的汽车直奔码头，遂也登上了同一艘轮船。5日，二人带着（早已偷拍的）汪日密约顺利抵达香港。

按理，在高、陶二人脱险后就应尽快地公布这份事关民族存亡的密约。但陶希圣的妻儿还在上海，而且正处于日伪特务的监控之下，处境十分危险。考虑到眷属的人身安全，蒋介石暂时阻止了汪日密约的发布，同时命杜月笙尽速援救。时至今日，已满头银发的陶恒生先生忆起当年逃生的那一刻，仍心有余悸。老人说：“当时经过周密安排，我的母亲先以赴香港寻夫的名义去找陈璧君请求离沪。在获汪精卫准许之后，她立即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启程赴港，留下我们稍大的姐弟三人等待下一轮救援。1月20日，在青帮兄弟的护送下我和哥哥姐姐也分头悄悄地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为以防万一，我们被告知未到开船的时间不能相互交谈……当时三个人就在极度的恐惧中度过了漫长难熬的六个小时。之后轮船终于缓缓地驶离了码头。”1月22日，也就是陶家姐弟到达香港的第二天，汪日密约在香港的报纸上被全文披露了，同时还发表了高、陶的公开信，信中他们对自己参与“和平运动”表示忏悔，说明了密约的来源。此举在全国范围掀起反投降反汉奸的热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汪勾结的阴谋。

七十年后的今天，“高陶事件”已为世人所淡忘。但是，究其整个事件给人们带来的警示意义，仍然是值得后人去关注和深思的。高宗武、陶希圣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翻然醒悟，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一度追随的汪精卫组织，坚持了爱国的立场。此举令人可敬可佩，也被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