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蕊

（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辽宁沈阳 110041）

鲁迅杂文意象生成论

迟蕊

（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辽宁沈阳 110041）

运用意象学说分析了“象”是鲁迅杂文中“意象”生成的客观基础和现象来源，历史典籍、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动物等皆为所用。运用心理学的意象原理，阐释了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心理模型，即经验模型、素养模型和个性情感模型。指出心理模型是破译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密码。

鲁迅杂文；意象；生成；心理模型

鲁迅杂文以其非凡的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显示了作家丰沛的艺术才情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其中，大量的意象运用，可谓博贯古今，包罗万象。它们远远超越了作为普通素材或论据的小角色，已成为鲜活的艺术细胞，连同抽象说理一起，共同营造了鲁迅杂文的纯熟意境。在以往研究中，对于鲁迅杂文意象类型的归纳和阐释颇丰，但对其意象的生成问题却涉足不多。

一、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对象来源

人们常“以诗谈艺”，所以用诗的意象理论谈鲁迅杂文的意象生成也无可厚非。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象”，即客观物象，是思维的材料；“意”，即主观思想、观念、意识，是思维的内容。“意象”则是“在一刹那时间中理智和情感的复合”［1］。据此，在鲁迅杂文的意象世界里，“象”即应当指鲁迅的经验世界，是思维的材料；而“意”则应当是指他的观念世界，是思维的内容。这两者有机融合便生成了独具意蕴的杂文“意象”。

显然，“象”是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客观基础和对象来源。因此，对它的梳理应当是理清整个生成过程的首要一环。遍览鲁迅杂文，其意象资源有如百川汇集，物象丛生。历史典籍旁征博引；自然景物信手拈来；从社会生活中取材；有特色的昆虫和其他动物也为我所用。

历史典籍。如在《坟·坚壁清野主义》一文中，鲁迅根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上的记载，塑造了“坚壁清野”这个意象，用于嘲笑教育当局怕在公共娱乐场所发生有伤风化的情事，而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的命令。又如在多篇杂文中，鲁迅根据官修的《明史》《蜀碧》及民间野史，挖掘了“张献忠”这个人物意象，用以揭露中国杀人者凶残而又怯懦的真实面目。

自然景物。如《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中的“野花草”、《准风月谈·秋夜纪游》中的“秋天”、《准风月谈·夜颂》中的“夜”、《热风·生命的路》中的“路”、《南腔北调集·火》中的“火”、《南腔北调集·沙》中的沙漠等意象都来源于广阔的大自然，各自都与鲁迅心绪相通，共同构筑了鲁迅杂文的审美意境。

社会生活。如《准风月谈·“揩油”》一文中，鲁迅针对社会中存在的奴才品行，即“从油汪汪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有益，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正道。”［2］归纳了“揩油者”意象，讽刺了国民中常见的丑劣品质。又如《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坛三户》中，鲁迅在总结二十年来中国文坛的基础上，概括了“暴发户”“破落户”“暴发破落户”三个意象，嘲讽了未见起色的中国文学——历经“顾影自怜”到“沾沾自喜”再到“无聊”。再如《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鲁迅借用“面子”意象，分析了“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的文化现象。

动物。如《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叭儿狗”、《华盖集·导师》中的胡羊、《坟·春末闲谈》中的“细腰蜂”、《华盖集·夏三虫》中的“跳蚤”“蚊子”和“苍蝇”等意象皆来源于生物界，都是某类社会“共相”的“共名”［3］，是鲁迅对其所观察的社会人生的形象概括。

二、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化合过程

鲁迅杂文擅长将说理与形象紧密结合，借“象”表“意”，寓“意”于“象”。“象”和“意”在化合的刹那就生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再也无法分开。读者在接受“象”的同时，也就理解了“意”。比如，一提起如何对付谄媚的奴才，我们就会想起“痛打落水狗”，同时也会很自然地想起“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的‘中庸之道’似的脸来。”［4］因为，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叭儿狗”已和社会中的“奴才相”紧密融合为一体了。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主子极力献媚，对被统治者却颐指气使；纵使“偶尔落水”，甚至成了“丧家犬”也本性难改。因此，应痛打之。鲁迅用一个生动的“象”（“叭儿狗”），就把一个抽象的“意”（“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阐明了。多么生动而贴切啊！而这个“叭儿狗”就是典型的杂文意象。再比如，一说起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遗产问题，读者就会想起鲁迅的“拿来主义”，同时又会一并想起“大宅子”这个例子。因为，在《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一文中，抽象的“意”（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遗产问题）和可感的“象”（“大宅子”）已经融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了，共同向读者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待文化遗产，就是运用脑髓，自己拿来，吃掉鱼翅，送鸦片进药房，只留下烟枪烟灯给博物馆，等等。可见，这个“大宅子”也是鲁迅杂文中典型的“意象”。

那么这两个“意象”是如何生成的呢？鲁迅在落笔成文时，是先想到“叭儿狗”“大宅子”，再想到“‘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拿来主义”；还是先想到后者，再刻意找到“叭儿狗”“大宅子”作为例子；还是在灵感迸发的刹那间各自合二为一的？为什么鲁迅在众多“物象”中首选“叭儿狗”“大宅子”？这跟他哪些创作心理模型有关？推而思之，鲁迅杂文意象究竟是怎样生成的？

意象的生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意象”的生成机制，既不存在于客体，也不存在于主体，而在于主客体双向交流的过程中。据心理学原理，“意象”即是在想象中重现的“知觉映象”。它的形成过程是：“主体于有意无意中与客体对象发生某种关系而获得知觉映象；而知觉映象的生理对应物‘乃是神经元模型或者神经细胞在当时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群细胞联系的总体’（鲁克《创造心理学》第17页）。在知觉的当时，这群神经细胞先后达到兴奋、并以其‘（神经）冲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累积，兴奋和抑制’的模式，构成一个稳定的‘神经元模型’被储入记忆库中。当它一旦被想象或新的对象重新激活的时候，当时被称为知觉映象的东西，现在就形成为意象了。”“也就是当想象或客体对象首先在表象唤醒记忆库中的某个表象时，这个表象神经细胞群的兴奋立即沿着纵向神经通路传导，向下激活相应的情感情绪，向上唤醒相应的观念思维，使知、情、意有机融合。当这些情绪情感和思想观念因素沿着神经冲动的来路，再融入初始表象时，就使表象产生一个飞跃，出现一个有着鲜明情意色彩的贯注着主体知、情、意的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意象。”［5］由此可见，上述这两个意象，既不产生于客体，也不产生于主体，而是产生于主客体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叭儿狗”与“大宅子”都是鲁迅脑海中早已储存的“知觉映象”，只不过被尘封在记忆中，一直未被唤醒而已。当它们后来被灵感重新激活时，便产生了质的飞跃，最终成为“意象”。

这就是我们文艺学上所讲的：由“对象”—“心象”—“意象”的过程。其心理结构及其化合历程，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交错的，反反复复的。它虽然极其微妙，但又不是完全无序，不可把握的。当我们仔细研究鲁迅的杂文时，会发现其意象的确不是随意生出，无章可寻的。恰恰相反，其雏形早已成为鲁迅心理上各种各样的“知觉映象”。而当这些“知觉映象”受到灵感的触发，就会引起心理反应，在心灵与客观世界双向交流中，形成了胚胎，即所谓的“心象”，或称之为“心理模型”。当鲁迅确定了杂文的题意之后，这种心理模型便自然而然地从潜在状态浮出意识的水面，与题意相融会，最终形成杂文意象。

三、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心理模型

就鲁迅杂文创作的心理模型，可归纳为三种：经验模型、素养模型和个性情感模型。所谓“经验模型”，主要指鲁迅童年生活记忆在他心理结构中的积淀。心理学表明：童年生活记忆，将影响人的一生，潜在地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作家来说，它是进行文学创作的陈年库存。鲁迅的许多杂文意象，追根溯源，都直接来源于儿时的生活记忆。出生望门的鲁迅，对世界的第一印象便定格为“大宅子”。《拿来主义》中，鲁迅以“大宅子”的意象来比喻中国封建遗产，这不能不说是昔日印象在成年后的延绵和复苏。百草园里的一草一木，他如数家珍，其中应该就有《无花的蔷薇》中象征着旺盛生命力的“野花草”。下乡看社戏，一种叫“二花脸”的角色，他记忆犹新，多年后终于在《准风月谈·二丑艺术》中大派用场，戳穿他们的帮闲本质。可见，童年的生活记忆，的确在鲁迅的心理结构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潜在地左右和助成了他的杂文意象创造。

所谓“素养模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鲁迅文理兼备的知识结构；二是鲁迅深厚的文化素养。国内国外漫长的求学路，使鲁迅具备全面的知识结构。自然科学锻炼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而社会科学则培养了他发达的形象思维。这使得鲁迅的杂文创作左右逢源，“文趣”与“理趣”相映生辉。如《春末闲谈》中，鲁迅就是先从昆虫学知识说开去，然后借助残忍狡猾的“细腰蜂”这一意象，来揭露统治者靠麻痹民众思想，来永固江山的把戏。多么形象而深刻啊！另一方面，鲁迅是知识渊博的伟人，因而，文理兼备的知识储量共同融会于他的杂文中。如《灯下漫笔》中，鲁迅承续着《狂人日记》的主题，用“吃人”意象，揭露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6］的本质。可见，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使鲁迅杂文的意象塑造彰显出大家风范，拥有高度的概括力。

所谓“个性情感模型”，主要是指鲁迅独特的生命情感体悟，以及由此培养出的异常“毒辣的眼光”。鲁迅杂文，为何令人叫绝？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见普通人之所未见。而这一点确与他的个性情感体验密不可分。童年时，家庭由盛而衰，使鲁迅由“王子”变成了“乞讨者”；青年时，异邦的歧视、婚姻的不幸、事业的挫折使他几近绝望；中年时，同仁的排挤、家庭的破裂、恋爱的困惑使鲁迅左右碰壁；晚年，疾病和死亡驱使鲁迅变得异常失意暴躁。因此，鲁迅的情感体验有许多时是：屈辱、孤独、压抑，甚至是疾恶如仇。比如《夜颂》中的“夜”和《沙》中的“沙漠”这两个意象就充分体现了鲁迅孤独寂寞的内心感受；《准风月谈》中的“推”“撞”“爬”“踢”等意象也十分明显地流露出鲁迅对险恶世事的厌恶情绪。然而，这些稍显消极的情感体验，并没有暗淡了鲁迅的人格风采，相反却使他的杂文更加富有持久的人性张力。这种特殊的生命情感体悟，使鲁迅养成了敏感多疑的思考习惯，炼就了洞察世界的逆向思维。比如《伪自由书·推背图》中的“推背”意象就是逆向思维的结果。鲁迅看穿了变幻莫测的世道人心，形形色色的政治骗局和空洞虚伪的欺骗宣传；发现了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中，实际存在着大量的正反对立现象。由此塑造了“推背”这个意象，用来主张“正面文章反面看”［7］的方法。

以上是破译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三个密码，是作家将“物象”转化为“意象”的心理胚胎模型。它们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

四、鲁迅杂文意象生成的超象显现

鲁迅杂文意象一经形成，常常会产生“言外之意”或“韵外之致”。或是说，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有意味的符号，体现着特有的认识价值、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

“意”与“象”的结合，是一种“化学反应”，会生成一种新的物质——“意象场”。据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生成一种新的质，即“格式质”。这样，“意象”的内涵既大于“意”也大于“象”，且大于“意”与“象”机械地相加的内涵。这也就是文艺学上所说的“超象显现”现象。此种现象在鲁迅杂文中屡见不鲜，也是鲁迅杂文的韵味所在。比如在《伪自由书·现代史》一文中，“变戏法”这个意象就有“象外之意”，值得寻味。如果把“变戏法”这个意象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文中所描述的变戏法和题目“现代史”就是两个局部。当二者化合为一时，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质：一部现代史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就是“变戏法”。回想当时的历史，各种政治丑角忽而上台，忽而下野，纷纷作秀，不就真如变戏法一样吗？而统治者的最终目的就只有二个字：骗人。可见，鲁迅的目光是何等的犀利无比啊！显然，这里“变戏法”加“现代史”的内涵被极大地扩展了，远远大于二者之和。而且，这种新的质，还会因时空因读者的不同而产生长久的回味。再如鲁迅杂文中那些大量的自然意象——秋、夜、火、沙漠等，也同样在意象生成的瞬间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可见，这些杂文意象作为符号，的确拥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鲁迅杂文意象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鲁迅的杂文意象不仅具备社会价值、学术价值，还具备丰蕴的文化价值。鲁迅的杂文意象与小说异曲同工，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而显示了强烈的战斗精神和巨大的社会价值。在鲁迅的杂文中，除了大量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的意象，就连许多历史意象也都只是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其中有的还体现了鲁迅独到的学术见解。如“张献忠”这个意象，就既具有社会价值，也具备学术价值。在《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擦掉历史的涂饰，从意象原型的角度，从自己的思维重心——个人、民族、国家，来重新评价历史，挖掘了张献忠杀人的真正原因。这个意象辐射出了中国人的性格：奴性、寇盗式的破坏性、统治者的残酷性。这既是社会的真，也是历史的真。而鲁迅杂文意象的文化价值则体现在：以凝重的为人生的态度来矫正中国文化的痼疾。如《坟·论照相之类》中，鲁迅即调侃名士雅人新奇的照相方法（“二我图”“求己图”），又塑造了“主与奴”的意象，用以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文化特色。

其次，鲁迅杂文意象具有丰润的情感价值。文艺区别其他文化形态的特质之一就在于表现情感。“艺术品是将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的可见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征兆性的东西或是一种诉诸推理能力的东西。”［8］鲁迅杂文正是如此，总是“不满足于讲清一个道理，阐明一种观点，表示一种态度，而总是把道理、观点、态度糅合进自己满腔的激情和强烈的好恶中。”［9］而且擅长在杂文中借助各种意象来表现自己的爱与憎。比如在《火》中，他用“火”这个意象传达了对受苦和被忘却的英雄们的热情赞颂；在《夏三虫》和《战士和苍蝇》中，他借“苍蝇”这一意象表达了对无耻之徒的强烈憎恶。

最后，鲁迅杂文意象还具备多元的审美价值。它们不都充满着匕首投枪式的阳刚美。如“张献忠”“文字狱”“吃人”等；还有许多充溢着平心静气，谈事情讲道理式的阴柔美，如“细腰蜂”“大宅子”“主与奴”等。同时，它们也不全洋溢着幽默传神的喜剧美，如“叭儿狗”“胡羊”“蚊子”“揩油者”等；也还有很多蕴蓄着深沉凝重的悲剧美，如“秋”“夜”“路”“沙漠”“荒原”“坟”等。这些千姿百态的杂文意象给读者带来了多重的审美愉悦。而鲁迅杂文也因此而增强了文学性，成为诗化的理性结晶。

［1］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422.

［2］鲁迅.准风月谈·“揩油”［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9.

［3］刘再复.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M］//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1113.

［4］鲁迅.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7.

［5］金波.意象的生成机制及超象显现功能［J］.人文杂志,1991(6): 123-124.

［6］鲁迅.坟·灯下漫笔［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9.

［7］鲁迅.伪自由书·推背图［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7.

［8］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4.

［9］袁良骏.现代散文的劲旅［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3.

Generation of the Image in Luxun’s Essays

CHI Rui

（College of Culture Media,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16,China）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theory,it is analyzed that“imaginary”is the objective basis and source phenomenon of images in Luxun’s essays which is used in historical books,natural scenes,social lives, animals and insects.Three psychological models generated from images in Luxun’s essays are clarified:experience model,quality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 emotion model.It is pointed out that psychological model is the secret code to decipher the images in Luxun’s essays.

Luxun’s essays;image;generation;psychological model

I 207.67

A

1008-3863（2010）01-0001-04

2009－11－14

迟蕊（1977-），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讲师，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黄桂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