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杨，吴次芳，韦仕川，郑娟尔

（1.上海海洋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上海 201306；2.浙江大学土地科学与不动产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9；3.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4.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

1 问题的提出

人类经济活动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Nordhaus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纳入自然资源，分别建立有资源约束和无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两个模型得到的稳态人均产出增长率之差定义为自然资源的“增长阻尼”［1］。“增长阻尼”模型成为度量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经典模型，国内学者借鉴“增长阻尼”的研究方法，对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的经济增长制约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2-9］。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在模型选择方面，除了杨杨等采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作为基础模型以外［6］，其他研究均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那么，应该选择哪一种生产函数形式？是否应该仅仅吸收已有的研究框架，放弃其模型结构，构造更符合研究对象特点的新模型？即使采用了相同的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其推导出的“增长阻尼”表达式却是不同的，这不仅仅因为模型中引入了不同的资源变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已有研究的前提假设存在很大差别。那么，什么样的研究假设更合理？此外，已有大部分研究将土地资源数据选定为“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的草地面积三者之和”或“耕地面积”，这样的数据选择是否满足模型对变量口径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