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瑞雪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
——以王国维、胡适为中心

范瑞雪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起步与转型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纯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文化立场、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西碰撞、新旧冲突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境遇。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差异，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特点。

王国维； 胡适； 中国文学史研究； 现代转型

一、纯文学观念的确立

胡适对纯文学学科的建立可以说功过各半：一方面，他接续王国维破除雅俗之辨的识见，重视白话文学，把明清小说推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序列之中，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在文学殿堂中为小说文体争取了一席之地。胡适在文学史的叙述上，同样接续了传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框架，提出“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923年。这就把小说作为明清两代的代表性文学正式确定下来，完善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序列。另一方面，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所列入的文体是杂文学意义上的“文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他不仅将一些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打油诗列入，而且还把《汉书》、诏令、佛经译文等文体列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就白话文学的标准而言，其界定也是值得怀疑的，他把唐诗划为白话文学，对《诗经》弃置不论，而且《白话文学史》只写了半部，到宋元之前戛然而止，对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学未及展开。因此胡适的“文学”概念不仅不符合现代意义，而且其自身也存有难以周延之处。至于浦江清所言，胡适的活文学与死文学之论虽和王国维的真与自然之论有相通之处，但从文学史学科建立的角度而言，两者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胡适持有杂文学观念最深刻的原因就是，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以语言工具为本位、倡导平民文学。从20世纪初期的文学史研究来看，从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到胡适的杂文学观念，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纯文学学科的建立可以说一度受阻，但这纯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学科共识又很快为多数学者接受，文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得以明确并完成了其现代意义的转变。

二、从文体通变论到文学进化论

探讨文学演变的规律与原因是文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文学史学科初创的20世纪初期，无数学人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学的演变动因进行了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两种，一是来自于传统文艺理论的文体通变观，另一种就是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影响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前者以王国维为代表，后者以胡适为宗师。

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文变时序说，即刘勰《文心雕龙》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主张强调时代外部环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推动，从中总结出文体代变的必然规律。如袁宏道《叙小修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吴伟业《梅村家藏稿陈百史文集序》：“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以为之重。”以上诸说指出了文体随时代演变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反映了传统文论中朴素的文学史观。第二种是文体通变说。这一学说强调了原创与革新因素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指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来看，任何一种文体在萌芽之时，往往包孕着原创的生机与质朴的本色，但是随着创作者的增加、创作水平的提高，文体的艺术规律不断被发现，创作规范不断被修正和完善，文体渐至成熟与鼎盛。与此同时，文体的严谨规范愈来愈限制了文体自身的创造活力，突破固有规范、寻求新变与新文体逐渐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的文体往往由此而兴起。由此看来，文体自身内部一直交织着规范与新变的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文体演变的内在动力，推动文体的嬗变。因此，通变说从文体内部探求文学发展规律，从根本上把握了文学的审美本质。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与“源流正变”的文体演进论相结合，又产生出了一系列文学发展的观念，如与文变时序说结合产生的政教论观念，与文体通变说结合产生的循环论观念等。但总的来说，这些观念只是从某一文体的“源流正变”立论，尚不能作为整个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因。

三、从“观其会通”到“假设—求证”

研究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研究方法不仅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而且受一定文学史观念的制约，反映了学科的发展程度与水平。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形来看，早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大多植根于传统的清儒治学传统，其代表是王国维。而五四之后，随着进化论文学史观的风行，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逐渐为文学史家所接受，成为一种稳定、盛行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因此，王国维、胡适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样彰显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特点。

可以说，清儒的治学方法采用的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而杜威实证主义所采用的则是从无到有的假设法。清儒治学虽然与杜威在总体路径上不同，但在求证的方法上是相通的，都重视实证，言必有征，故胡适能将两者巧妙结合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不仅为胡适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批判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同时对于文学史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路径方法。这首先表现在双线文学史的观念上。“双线文学”是由胡适最早提出的，是20世纪“中国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假设’”。*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这一假设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研究中以文体为中心的文学发展脉络，从白话与文言的角度找到了贯穿两千年文学史的双线演进线索。如在《白话文学史》中，他把唐代文学作为白话文学的真正起点，确定唐代为其文学史的坐标点，然后汉魏追溯，向宋元蔓延，完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叙述时间。其次，在长篇章回小说研究中，他的历史演进法也可看作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的成功运用。如在考证《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等章回小说成书过程、主题演变、版本考据等问题时，首先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照先后次序排列，再研究史事在每一时代的面貌，进而研究史事演进，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可以说，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中采用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法，对于其考证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论证双线演进的进化文学史观都发挥了乾嘉考据学无法替代的作用，其研究方法“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新境界”“其基本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203页。。应当说，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可以看出，胡适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更易为之后的文学史学者所接受。这是由时代等方面因素决定的。“在现代中国文化意识觉醒的五四时代，应当说这套方法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迎合了时代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召唤，另一方面则为传统考据学披上现代科学实证的面纱。因此，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逐渐被时人推崇为科学方法，甚至被认定为唯一的科学方法，是毫不足怪的；较之传统的考据学，这套方法无疑更精密、更严格、也更系统化了。”*章清：《胡适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98页。

假设—求证的研究方法与进化史观的结合，对20世纪初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接推动了文学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此，董乃斌等先生《中国文学史学史》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以进化论的文学史观为理论指导，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分门别类的考察归纳和文体演变的分析论证，是‘五四’之后文学史研究的新途径和主流方式。这是一种强调科学实证的文学进化史的阐释方式，即用历史来解释文学的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明文学的价值，描述文体代兴的规律以昭示文学的进化与演变之轨迹。到了三十年代，部分文学史家又将这种阐释方式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来从事于各种类别、各种专题的文学史研究。中国学者历经几十年的探索，又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从而充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史的话语及表述方式，使自己的文学史阐释方式趋于成熟—建立起了重视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情况决定文学兴衰的具有文艺社会学性质的述史范式。”*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可以看出，胡适治文学史的方法亦随着进化论文学史观的风行被普遍地接受，并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文艺社会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当整个时代的文学观念渐趋一致，文学史的方法也随之稳定的时候，中国文学史也就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综上所论，20世纪初期的文学史研究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展开的。王国维、胡适作为当时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学者，他们固然因文化立场、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的不同，在文学史研究上有不同的理论建树，但是他们各自的研究对象、观念以及研究实践无疑呈现出了中国文学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特点。以王国维、胡适为中心考察20世纪初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了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的历史境遇，反思20世纪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进程，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学科无疑具有较大的认识价值与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丁秀菊]

ModernizationofChineseLiteraryStudyinEarly20thCentury

FAN Rui-xue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50014, P.R.China)

Early 20thcentury witnessed the beginning and trans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y. As the leading scholars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20thcentury, Wang Guowei and Hu Shi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ure literature,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These differences not only mirror their different cultural positions, academic backgrounds and research methods, but also suggest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study. Consequently, their differenc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y and are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WangGuowei;HuShi;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moderniz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剧坛视域内的中国戏剧史研究”(项目编号08CZW020)阶段性成果之一。

范瑞雪,山东财政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