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妍 王振亚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它在突破以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局限的基础上,从生态发展的原点出发,去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如果仅仅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去把握政治,而忽视社会与自然以及人类整体文明的和谐性,人类的最终福祉将无以实现。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应顺应生态文明的走向,自觉站在人—政治—社会—自然以及多元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塑政治文明的生态体系。

一、生态维度下政治文明的系统结构

在社会科学领域,生态是一个常用词,如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等。而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原理扩展到人类活动的社会层面,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政治生态正是从生态发展的原点出发,借鉴和吸收绿色政治学的系统论和生态学原理,把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视为一个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各系统之间的胶合性、互动性不断加深,政治生活的生态化也明显加快。因此,政治文明建设必须研究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政治文明体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维度下的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兴起后在政治领域的反映,也是人类政治的未来走向,政治生态体系不仅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承载性运行目标,而且其和谐共生与综合发展的运行态势,也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持。

生态视野下的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一个由无数不分主次、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网络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所有系统的特殊结构都是由它们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产生的。当一个系统被分割为孤立的组成部分时,这个系统的特性就会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并且社会结构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由各种动态系统组成的复杂网络。因此,政治文明建设必须维护自然界、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以及人类自身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生态的和谐。在此方法论指导下,政治的发展立足于人与社会、自然的综合发展,力求在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域、人与自然关系域、世界文明共存所形成的外生态环境间达成一种和谐互动的最佳生态环境,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政治社会系统的稳态互动、以及世界文明的和谐共存。其内在构造是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生态、合理的政治内生态圈、协调发展的政治社会生态圈以及多元并列的世界文明和谐共存的外部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体系。

第一,政治文明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政治生态体系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与解放。

政治文明理念中人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政治生活的主体,一切政治活动中首先必须确立起人的政治主体性地位。政治文明只有在更高层次上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才可能实现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政治发展的关键是要赋予民主以新的内容,其核心是创造出比任何政体更有效的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政治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民主化的过程。对民主的追求往往源于自由。“民主化意味着个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身份的根本改变,从臣民变为公民,把以前被排斥在外的社会成员纳入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来,这意味着要把过去的排斥性制度架构转变成包容性的制度架构。”①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7页。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同人类解放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为它所带来的最为广泛的政治主体的政治参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二,政治文明的整体性发展要求政治——社会生态圈的稳态发展。政治文明所蕴含的内容不仅仅是人们各种权利实现和解放的程度,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的发展。其外延的扩大使政治系统与社会其它系统的相互作用日益加深。因此政治文明的发展绝不仅局限于政治系统本身,它必须在各社会系统间建立起良性的生态回路,以政治系统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社会的发展又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各项资源支持。因此,政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决定了不仅要建立合理的政治内生态,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而且要建立政治——社会生态圈促进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互动。

第三,全球化要求建构世界文明和谐共存的外部生态环境,创设各种文明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全球化作为现代性的当代状态,一旦由经济、科技领域通过政治的中介而渗入到文化领域,它也就深入到了人类精神的深层。全球化也由此而具有了整体人类文明的深层意义。“全球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实在,它构成了当前条件下各文明进行合作与对话的一个基本前提。”②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0页。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各种文明的交流中获取自身发展的资源。另一方面,任何政治文明又都受到特定社会国家的政治环境、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等因素的深刻影响,都有其独特性价值。政治文明的内容、形式以及发展进程都表现出多样性和民族性。正是多样性和民族性才构成了开放性的必要和世界性的色彩。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明间的交流应在坚持民族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为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

二、生态视野下政治文明的多维价值体系

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政治文明生态体系的每一生态圈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诉求,从而构成了支撑政治文明的多维立体结构的价值观体系。

(一)可持续发展:政治生态的整体性价值诉求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丰裕的物质享受,增进了人的解放与自由的程度。但工业化毫无节制的开发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促使人类对发展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促进了发展观的演变。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发展观在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同时,把人类自身发展摆到了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认为人类今后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依靠挖掘地球资源而必须深入利用人类自身智慧资源,创造一种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观正是生态维度下政治文明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在科学发展观价值引导下,政治生态体系追求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发展。全面性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主体性观照下追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存环境的综合发展。协调性是指这种发展克服以往各系统顾此失彼、对立冲突的不协调,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突出地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可持续性是指这种发展观理性地注意到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即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可分割的线性进程,从而自觉地克服发展的盲目性、自发性和短期性。有计划有步骤地规划好社会各系统的发展,为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稳态化(homeostasis):政治——社会生态域的价值诉求

生态学中的稳态,不是象物体那样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而是指生命个体、种群、群落依靠生命体的机理和环境的互动作用产生的机制为生存和进化发展提供基础。在政治——社会生态圈中,政治系统的生态效应外延于社会层面。作为既独立又联系的两个系统,通过各种渠道在信息和能量交流中形成一种双向联动的生态效应。即社会不同阶层、团体、个人的要求通过各种参与渠道形成政治输入作用于政治体系。政治体系通过自身机制的作用能够把政治输入信号转化为输出,使之充分反映各方利益,从而积极沟通与社会的联系,以协调的方式解决社会政治矛盾。因此,稳态化谋求的不仅仅是社会体系内各力量间的协调,“它还力图通过政治——社会间生态关系的确立,在‘政治——社会’关系上构成具有相互推动作用的生态回路。在这一回路中政治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发展又作用于政治发展。”①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可见稳态化是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一种双向联动的发展,即政治体系结构功能的有序性、协调性能够促进社会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系统新的要求和压力,能够不断推动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从旧的状态向新的状态有序地演转,从而使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系统形成双向的和谐发展。

(三)文明的和谐共存:全球领域政治生态的价值追求

进入 21世纪后,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的态势加快,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都可能成为其他民族文明的参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政治文明的生态意义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任何一个国家在谋求自己发展的同时,不能不去考虑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全球的整体发展。各个国家、各种文明只有在对话和交流中才可以相互促进、共同繁荣。以合作的心态展开全球互动,会推进全球体系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为此,政治文明的全球生态价值促进各国的平等交流与合作,是世界和平、政治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四)在平等交流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政治生态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类只要不断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这种价值观促使人类无节制的消费和开发自然资源,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不是被当作人与之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的态度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对人的报复,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缩小。这样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②王振亚:《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多维透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生态危机的迫切性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政治对此问题的考虑并未停留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分析,而是将其置于人—社会—自然的宏观生态域中,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透视。人们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的胳臂。”③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8-129页。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了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而这种控制是靠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因此,人的生存环境即自然的解放与人自身的解放具有同一性。政治生态的核心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只有自然与人的异化状态得以改变,人的异化才可能消除,人的解放才可能实现。因而自然的解放就成为人的解放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应是一种有着内在平等交流的协调发展关系。这种平等是基于生命权利基础上的平等,即承认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也是生命的存在,它们与人之间应是一种平等的生命的交流和互动。

三、建构和谐的生态政治体系,促进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一)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政治的核心生态圈层构建

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辩证发展观,它强调人的主体性,但不张扬人的主体地位,既十分重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价值,但从不无原则地抬高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主张通过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使人类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平等地对待生命,合乎道德地去改造自然,合理地追求物质需求。强调通过人的能动性自觉地与自然社会实现和谐,但和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合理生存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标。

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三个方面,因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等系统的综合发展基础上。在政治文明的生态体系中,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居于核心的独立的层级结构,在层级生态效应中,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等系统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所创造的智力资源也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持。

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动力。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化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实现。现代政治制度、政治机制的建立也有赖于具有现代心理和素质的政治人的培养。“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政治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他们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现代化转变,失败或畸型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①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3页。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所以成为人类主流文明的政治象征,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其原因就在于民主是与人类自身的解放密切相关。“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使所有人民达到一种舒适的生活水平,发展最后所要求的是人的转变,即人的现代性的增强。”②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变化》,第423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及大众媒介的扩大等,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预期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分工及市场经济的有机联系又把人置于彼此全面的依存关系中,成就了人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进一步推动了独立个人的自由活动。这些表现都是人的现代性的增强,现代性的增强使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成为现代人基本的价值取向,推动着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这种追求形成最深层次的动力推动着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因此,构建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取向的核心生态圈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现代公民,并使现代公民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真正主体性依托力量。

(二)政治体系的有序发展:政治内生态圈的建构

从政治的生态关系范畴来看,政治体系内部各亚体系间的协调与平衡是政治内生态的表现特征。“生态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之后的政治建设新阶段,而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危机的反思结果在政治理论和政治行为上的体现,是对民主政治在新的视角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③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因此政治体系内生态圈的构建应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一致。其目的就是以政治的生态化为手段,促进民主政治的协调发展。政治体系的内生态既要涵盖政治发展的内容,又要突出政治运行的协调和平衡。这就需要建立一系列运行机制,制约政治系统特定的运动状态,调控系统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这些运行机制包括政治权威的现代化、政治结构的分殊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凝聚机制,等等。这些机制主要解决政治体系内部结构和功能在运转过程中引起的自身性矛盾冲突,维护政治体系协调运行。

首先是政治权威的现代化。政治权威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政治权威与传统政治权威的区别在于它的公众性、政党性和有限制性。”①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源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民众和社会的认同。权力的掌握和所有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并依法进行权力的交接,政治权威的产生、运用和更迭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公众的行为。同时,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政党作为组织和领导政治权力的中心,在现代政治权威的支持系统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政党已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中坚,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权威。现代政治权威是法治化的政治权威,其权力是公众选出的代表机关授予的,权力的大小及范围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运作程序也是由法律制度作规范。同时权力的行使还要受到公众授权机构的监督和限制,因此现代政治权威是有限制性的。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为组织和领导的权力中心,才能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建立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有计划有目标的进行现代化建设。作为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核心,政治权威的现代化问题构成了政治协调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是政治结构的分殊化。政治结构分殊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政治系统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结构上作出的反应。“一个政治体系功能越是分化,它越是现代化,大到司法、立法、行政的分权,政府管理机构的分化,小到社会层面分化出多样的自治团体,比如学校、宗教团体。”②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转引自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 69-79页。正如阿尔蒙德指出:“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的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发展就来临了。”③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页。政治结构分殊化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政治结构的分化,二是政治功能的专门化。权力分立是政治结构分殊化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的情况下,各部门才能独立高效地处理自身权限范围内的事,结构功能才能进一步协调化。政治结构的分殊化及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化,有利于政治体系避免由于自身结构运转的“卡壳”而引发的连带性政治不稳定因素的积聚和爆发,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结构专业化分工对促进政治体系的生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政治参与是公民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和利益以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和国家行为的活动。它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程度成为了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当代社会,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的协调性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离不开政治体系的协调运转,没有政治体系的协调运转,政治参与便会沦为政客间相互倾轧的工具。另一方面,政治的协调性有赖于有效的政治参与,因为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是表达公民意愿、协调利益矛盾、使政府的政策输出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从而使政治体系获得合法性支持的有效途径。

最后是建立政治文化的凝聚机制。政治文化的凝聚机制是政治体系内部协调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体系及其各组成结构的态度以及对自身在政治体系中所处的角色地位的态度等主观方面的因素。它象一只看不见的手,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着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归属,调控着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党、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行为,并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和政治系统的结构动态平衡。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都是某种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政治文化是特定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孕育母体。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总是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成为影响政治运行的社会心理纽带。一方面,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心理价值形态,为政治系统的运作设定基本前提、目标和规则。人们的政治取向往往是促成政治系统改革、调整、发展变化的动力,人们政治价值、政治态度的认同和支持是政治系统协调与否的基本量度之一。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作为政治文化主要的取向目标,在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定的政治文化总是附属于特定的政治系统,它随政治系统的发展而改变,因此政治系统往往有针对性地对政治制度、政治符号、运行规则进行调整,从而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取向,加深其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以达到维持政治协调运行的目的。政治现代化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形成现代化的政治运行模式,建立起现代民主政体,但这一政治成果只有通过世俗化的政治文化去设计和构造才得以完成。因此,要实现政治的稳态发展,在政治其他领域变革的同时,必须培育世俗化的以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为核心的公民文化,为民主政体的有效运行提供精神内核和一般动力来源。

(三)社会各领域的协调互动:政治的社会生态圈建构

由于利益差异的存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团和群体,由此而形成各阶层成员不同的观念、信仰和需求,这些需求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于政治体系,形成政治压力,而具有政治——社会生态功能的政治体系通过其积极运行,能够把政治输入的信息收集起来,内化为决策,使之尽量满足不同阶级、阶层的不同利益需求,达成相互间的协调一致,形成相互制约、守衡的态势,最终取得良好的社会生态效益。政治——社会生态效益不仅仅是社会体系内各力量间的均衡和谐,它还力图通过对政治——社会生态关系的确立,在政治——社会关系上构成具有相互推动作用的生态网络即政治的发展启动社会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发展又作用于政治发展。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主要体现为政治系统的稳态化。

政治稳态化是政治的有序发展状态,它是“政治系统面临社会环境系统的种种变化和压力,在内外一系列调节机制的调节下,维系其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①施雪华:《发展的政治稳定:含义、分析变量和调节机制》,《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这种有机统一,不仅是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即国家政权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具有较强的调控、整合能力,以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具有较强的认同性,能够以自身的行为自觉对政治体系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和肯定。而且是政治系统在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协调内部诸因素的关系中,求得自身持续发展并维持政治秩序的动态的政治稳定。要实现政治稳态化,既要在政治体系内部建立民主化、分殊化、法治化的权力运行机制,克服自身性政治不稳定因素的积聚问题,又要在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机制,使其在运作过程中充分反映各方利益,积极沟通与社会的联系,以协调、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政治矛盾。政治稳态化既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政治发展中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不断调适的发展过程。

(四)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政治的全球生态圈层建构

政治文明的生态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有机系统,除了人——政治——社会——自然生态圈以外,其外围还存在由同级并列的世界多元政治文明构成的外部生态环境,外生态环境的运行影响着整体生态效应的维护。当多元政治文明之间处于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时,外生态环境达到最优化状态,这时可以增进异质文明的迁延性和包容性,从而增强内生态圈的良性互动,形成内生态与外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社会意义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的竞争与合作,在此过程中由于文明的异质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文明的冲突。当我们以生态的眼光反观政治文明以及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时,不难看到,在以可持续的综合发展为价值诉求的政治生态建构中,不同层次的政治生态效应将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努力寻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价值,使不同政治文明在相互沟通和深入了解中发现更多互通之处,从而在遵循人类文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升自己文明的内涵与素质,并在此过程中营造一种文明间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促进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融。

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具有多元性与一维性、迁延性与包容性对立统一的特征。多元性是指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形成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制度特征的文明形态,而一维性是指政治文明总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步的发展状态。政治文明的迁延性是指政治文明可以跨越不同民族国家的地域,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的人们所接纳与认可。包容性是指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生活实践的成果,可以在不同地域之间通过交流,借鉴和吸收非己有内容充实自身,政治文明的这一特性为不同形态的国家实行制度移植提供了认同基础。

自古以来,不少伟大的思想家都提出了人类和平共处、走向大同的思想。这为政治文明间的和合创造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有云“和为贵”,周史伯也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中国传统的和合精神的哲学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奉为理想目标之一,在注重人伦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强调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这种以和为贵的文化模式,推动了中华文明包容品性的形成,从而使此文明承传千年而至今,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也有许多倡导和合的思想资源,如强调人人皆为上帝的子民、博爱以及世界公民等理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之与共,天下大同”,这可谓是文明间和合思想的一个精辟概括。

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当我们以生态化的眼光来建设政治文明时,不难发现,生态纬度为政治文明间的和谐共存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持,从而使政治文明的多元性与一维性、迁延性与包容性得到了和谐的统一。首先,政治文明的生态化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价值诉求,可持续发作为一种发展观提出之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许多国家选择发展目标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生态政治发展观和实现观,也就是力求把整个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争强环境支能力及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这是一种主体发展思维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走向国家间合作,从而加强国家间的交往与联系。其次,政治文明要求实现政治行为的生态化,这对遏制和调和诸政治文明间的冲突起着巨大的作用。政治文明间的对立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行为来进行的。这种政治行为是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并时常忽略人类之共同利益。生态政治是和平政治,它通过调整国家的政治行为在单个国家与全球利益间取得平衡。再次,政治文明具有全球视野,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上要求国际间的紧密合作,在此过程中诸政治文明之间既加强了了解,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特色,走的是一条和而不同的道路。政治文明的全球生态圈在价值和行为的生态化上,为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提供了新的理念资源,同时也为政治文明的平等交流构筑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