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费菲

历年来，“看病贵、看病难”都是“两会”热点，也是老百姓对于医疗行业抱怨最多的话题。坊间流传的“小病拖、大病扛，重病见阎王”、“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等民间说法，虽是牢骚之语，却也或多或少地投射出目前我国看病贵的真实现状。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并不存在看病贵的问题，那么，我国是何时开始出现看病贵的现象呢？为寻找答案，记者采访了业内资深人士。

新中国曾解决了“看病贵”

在城市，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将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列上了议事日程，因此，面向国有、集体企事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相继建立。那时国家有规定，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高等院校学生等任何单位职工看病住院，只须掏1角钱挂号费（急诊2角），其他医疗费用由单位或国家“埋单”。同时，各单位还为职工家属负担一半的医疗费用。

在农村，实行的是以赤脚医生为主力的合作医疗制度，虽然保障水平较低，但一般小病也不用花钱。医院为事业单位，由国家负责其支出，医生为干部，按级别拿工资。与现在相反的是，那时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是能不收钱就不收钱，能少收钱就少收钱。此外，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也是看病不贵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前，检查诊断以血便常规、X光为主，最好的药品是青霉素，常用的都是普药，而且药品都是国家定价包销，价格非常低廉。

医药经济大发展是看病贵的始作俑者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经济改革全面启动，允许企业实行承包制。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产品生产的前提下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物价水平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决定的双轨制。双轨制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

此时国家还处于“少药”状态，药品生产供不应求。各药厂开始鼓励竞争，多生产药品多赚钱，领导和职工都实惠，药品生产的热情被调动起来。药厂效益一好，各地开办的药厂也多了起来，当时流行一句话：“当县长，办药厂”。生产的药品越来越多，逐渐把药品需求的水池“注满”了。药品由供不应求迅速转变成供大于求。面对这种供求关系的改变，药厂就开始琢磨“各显神通”之道。有些药厂开始做广告，还有些药厂开始给医院“医药回扣”。而所有的成本，最后都体现在了药价上。于是，老百姓开始感觉药品贵了，但那还只是“看病贵”的萌芽状态。

部分企业领导先知先觉甩包袱是看病贵明显加剧的罪魁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一些聪明的企业领导，为了节省开支，在企业内部实行医药费包干，即每月发给职工少量的、固定额度的医药费，看病时不再报销；有的企业干脆就不报销，使这部分企业职工把医药费转嫁到了其配偶、亲属单位，盛行一时的“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就是这么来的。此后，谁都不“傻”了，绝大部分企业都不报销医药费了，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医药费改成了由个人负担，看病贵其后立刻凸显（那时医疗保险制度尚未建立）。

医院企业化管理加剧了看病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为了大规模搞经济建设，也尽量减轻包袱少花钱——认为医院不但能养活自己，还挺赚钱，于是减少对医院的投入，让医院也实行改革。

从这时开始，医院变成了名义上的事业单位，实际从财政获得的支持少得可怜。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只占到医院支出7%，93%的支出需要医院自己去“赚”。医院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的工资和奖金发放、仪器设备更新、硬件设施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需要增加收入，于是也像企业一样实行承包制”，从院长到各科室都有硬性经济指标。完成指标就能分奖金，超过指标就能分得更多，经济指标直接刺激了医护人员去努力“赚钱”。医院从花钱单位变成赚钱单位，经济巨手一介入医疗市场，看病贵自然成了气候。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行各业出现集资热，各医院也集资买CT寻医疗出路。医院推出政策，“开检查单提成”，开一个检查单提成5元。医生手握处方权，就拼命开检查单，照一个CT好几百，而一台CT机100万元，一年就能把成本收回来，以后都是净赚的，医务人员就能发奖金分红。后来政府制止了这一行为才使看病贵没有进一步恶化。90年代中后期，医药经济大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乱象（一药多名、“新瓶装旧酒”等），使各药厂给医院和医生的回扣水涨船高，像医生的处方费、给医院的所谓的学术赞助逐一出炉，而这些都需要加到患者身上，医疗费用开始大涨起来。这就是看病贵的真实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