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患纠纷时有发生、社会普遍高呼重拾医德教育的当下，仰望那些老一辈医生们令人尊崇的身影，重温他们昔日的悬壶轶事，将带给人们长久的启迪和思索。不久前，本刊记者一一走访了医林中德高望重的数位长者，他们的从医经历和品行展示了老一辈医学大家对医德最好的诠释。

医生的公德心重于泰山

2005 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上，90 岁高龄的我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在封刀之前，裘氏刀法曾出神入化，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尽管如此，这位巨匠仍主张“能不开刀的就不要开刀”。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胡大一也谈到，在目前这种医疗环境下，很多医生有抱怨和负面情绪，职业的幸福感很低。医德主要体现在公德心和职业规范上。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都做过多年医生的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医患关系是相互的，不论什么时代和国度的医生，如果主动去理解、同情、关爱患者，与患者进行心灵沟通，就能和患者建立起互相信任和理解的关系。1970 年他从北医毕业当上医生时，没什么专业书可读，只有随身带的《内科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工具书，当时知识很少、技术很少、药物也很少，但医生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病床边，和病人关系很和谐。

记者在采访著名肝病专家、北京友谊医院名誉院长王宝恩时，说到为什么学医，他直言：为了群众，为了患者。王宝恩有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慢性肝病，另一个是重症感染。曾有一个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当王宝恩被请去会诊时，那家医院的医生已经声明放弃了，王宝恩却说，转到我们医院吧，我们来给她治疗。患者转入友谊医院后，王宝恩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并不舍昼夜地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当时他已经非常疲劳，大家都劝他去休息，他却说病人的情况没有稳定下来，我不放心。经过2 周精心的抢救治疗，患者终于转危为安。几年后，她大学毕业成为中学老师还常常写信给王宝恩教授，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1974 年，王宝恩下放到甘肃学中医、采中药，当时看到患乙肝（HBsAg）的人数比例惊人，他决定潜心研究用中医中药治疗肝病。很多人劝他，“老王，算了，这个病研究起来旷日持久且难有结果，你何必呢？”王宝恩下决心一定要攻克难关。1986 年，王宝恩终于研制出自己的“名方”——复方861 冲剂。

采访中，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名老中医周德安认为，医生对病人要一视同仁，不论贫富贵贱、老幼尊卑、男女美丑，都要对他们付出爱心和同情心。一位家住在北池子附近的以捡垃圾为生的老人找到周德安说，她的两个膝关节疼得很厉害。周德安为她进行了诊断，确诊为老年性腰腿痛后，给她进行针灸治疗，并每次免去14 元的挂号费，只收4元治疗费，治疗五六次之后，这位老人的腿就不疼了。

已逾古稀之年的北京中医医院名老中医黄丽娟迄今仍深深铭记大学时代在北京友谊医院实习时，王宝恩、顾复生等老师给她讲过的道德教育课：医生医术的提高来自病人，医生应尊重爱护病人，一切为病人着想，诊疗过程要严格按规范操作；医生要关心病人的冷暖，天凉时听诊器要用手捂得不凉了再给病人检查；抢病人、把病人当成练习对象、为学技术折腾病人都是非常错误的做法。这些医德教育烙印般永远留在了黄丽娟的心里，成为她几十年从医遵从的基本原则。

真诚面对患者

采访中，记者在北京友谊医院看到，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顾复生在出诊的时候，很多老病人愿意站在诊室里面等，就像她的朋友。顾复生不太爱笑，显得有些严肃，说话很直率，看病时她说得最多的是“听明白了吗？”“太胖了，吃少一点，想吃什么可以，量少点好不好，别再长胖了！”一位老年患者2009 年被诊断为患有肺栓塞。“是肺栓塞吗，肯定吗？谁给你诊断的？”顾复生把病历和检查结果反复地看，然后指着检查单上的结果说，“这儿写着未见明显肺栓塞。你可能是肺炎，是陈旧性的，不是当时栓的，谁给你看的？”患者告诉顾复生在本院给她下诊断的医生名字，她拿起手机给这位医生打电话，但对方没有接。顾复生放下电话，愤然地说，“只看检查单，不做检查，不听心跳，不分析病人全面情况，就会看化验单给药！”

对于手术，顾复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要瞎做手术，有些病靠药维持就可以，手术不是万灵丹。”一位56 岁的冠心病病人才放完支架不久，血压控制不好。顾复生说，“我之前说过，你的情况不需要放支架，你跑到别的医院去做了？”患者说，“每次发病我都害怕。”“做完手术你就放心了？现在怎样了？”他回答，“放了6 个支架，能上楼了，血压仍然降不下来。”一个14 岁的男孩，患有心动过速，在北京两个大医院已经做了3 次射频消融手术，3 岁就做了第1 次，3 岁半做了第2 次。顾复生听了有点生气地说，“干嘛3 岁就做！”接着细心询问，“主要怎么犯病，怎么不舒服？这礼拜犯了没有？”孩子回答说，“心跳快，上楼梯时快，有时憋得慌，就蹲一会儿。有时蹲下能好，有时过不去要吃2 片心律平。”男孩比较胖，顾复生说，“要减肥，让心脏休息一下，不要吃减肥药，不要吃快餐，把肉、粮控制在半斤，别拼命去做射频手术。这病没关系，在发育过程中慢慢就好了。你的父母也去做一个心电图。把病历放这儿，我再研究研究。”

对于患者用药，顾复生向来主张鲜明。“你看这两个药是重复的，吃一个就行了！”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位患高血压病的老太太，把正在吃的10 种药掏出来放在诊室的桌上，顾复生戴着眼镜仔细查看后说：“有4 种药的效果是重复的，血压那么高，眩晕药不要吃了。”她亲自帮病人把6 种药放进小塑料袋，然后开了处方，并嘱咐病人要分开吃。

多年来，糖尿病专家、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付国荣为了能为更多的患者减轻痛苦，每次都将规定的早8点诊疗时间提前到7 点20 分，对于患者的加号请求，也几乎是有求必应。别的专家看到中午12 点最多到下午1 点就结束了，付国荣却要看到下午三四点。付国荣对患者十分耐心细致，她会用很多通俗的比喻来给病人讲解。如遇有胃病史的病人，她会把药换成肠溶片，并叮嘱：“肠溶片一定要饭前吃，这药要到肠子里才吸收，道儿远着呢，要先行。”

付国荣经常给病人讲如何预防，如何调理，如何吃药，对每一位患者详细问诊，认真查体，即使是最后一号，她也会像对待第一位患者那样认认真真……

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护士们都知道，名老中医周德安的诊室里医患关系特别和谐，患者有多大的气到这儿都消解了。有个专门找周德安看病的院士说，这儿是和谐社会的一个缩影。周德安看病时，有的患者自左进来一趟，自右进来一趟，显得十分焦躁。周德安从来不对这类患者横加指责，总是态度和善地劝导，“您别着急，您这病就是着急造成的，您再等等，如果前面有病人不太急的，可以考虑给您提前，但最好是等等，不养成特殊对待的习惯，不然大家都要特殊，就不好办了。”到10 点钟，轮到这些患者时，他会多开导他们一会，让他们觉得等这么长时间是值得的。

牢记职业规范的操守

采访中，胡大一谈到，对职业规范而言，目前有两个趋势：一是技术崇拜导致的过度检查。对任何一个技术的评价，必须针对使用前后有没有明显的区别来判断。比如，某项技术的应用能不能减少心肌梗死、减少心血管死亡、降低总死亡率，要做循证评估，而影像的循证，临床研究是目前为止做得最少的。预后的效果还需要经过临床研究的评估。运用现代影像技术后，医生确实能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但实际上能不能真正改善患者的预后，目前仍是缺乏证据的。

胡大一颇为激动地告诉记者，有些律师给医生开讲座时明目张胆地鼓吹过度检查，“该查不该查的一定得查，可治可不治的一定不治。”胡大一对此难以理解。在他看来，作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病情越急越重的患者越需要医生，医生应力争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如果每个医生都只为自己考虑，不肯承担应承担的责任，医患关系就会越来越糟。

第二个趋势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的过度医疗。目前有些医生不是根据年龄、性别、危险因素、疾病状况等个体情况来设定检查项目、制定治疗方案，而是根据病人的支付能力来“打包”，从而导致过度医疗。介入治疗是目前冠心病治疗中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否所有冠心病患者都需要做支架、做搭桥？胡大一说，相当一部分缺血不严重、用药物控制得很好的病人做支架、搭桥，对病人并不一定有利，药物治疗往往是最佳的选择。

药物涂层支架一直被认为是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一场革命。因为涂层里的药物雷帕霉素会持续而稳定地释放出来，解决了安放金属裸支架后常常出现的血管再次狭窄的难题，但血栓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用哪一种支架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如果病人再狭窄的危险大，血栓的危险不大，应该选药物涂层支架；如果患者形成血栓的危险大，再狭窄的危险不大，就应该选金属裸支架。目前，国内一些大型医院药物涂层支架的使用率竟达到96%，金属裸支架的使用率仅为4%，美国、欧洲、古巴等都没有如此高的比例。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救治，使用药物涂层支架和金属裸支架的价格悬殊（药物涂层支架约为1.5 万～2 万元，金属裸支架约为3000～4000 元），效果却一样。医生如果不从患者的利益、公众健康的角度去反思和改变这个现状，甚至还产生一种自豪感，认为别人做不到而我能做到，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

胡大一经常给年轻医生和学生讲，看门诊和查房时，他自己的习惯是首先考虑病人不需要什么，应该在病人身上做什么，再把该做的事情想好、做好。然而，很多医生习惯的思维却是：这个病人身上还能做什么？

采访中，著名肾内科专家、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谌贻璞告诉记者，国内的大多数医生是有医德的，不能因为少数医生医德的缺失“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但不可否认，目前过度诊断、过度医疗确实令人忧虑，“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会看病，对病人态度好，还要考虑怎么帮患者既省钱又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他当肾内科主任时，坚决反对不必要的检查，他认为，明明做3 项检查就可以诊断，非要做一整套检查，这是违背医德的做法。CT、核磁等影像检查价格很高，多数肾内科疾病并不需要这些检查，然而也有医生常常乱开这些检查单。

在中日友好医院当肾内科主任时，谌贻璞对自己的科室管得很严，坚决抵制“红包”、“回扣”现象，被人说成是“傻子”。他常对新来的医生说，“我们对灰色收入管得很厉害，如果你考虑学术长进，这个科室就是你的地方，如果有别的想法，我们这里不适合你。”

有医药代表来找北京中医医院名老中医周德安时，他说，“如果是患者需要的药，我一分钱不收也要开，如果患者不需要，你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开。”当了一辈子医生，周德安从未收过“红包”或“回扣”，“早年当小医生时我就从来不做这些事，现在作为专家出特需门诊，每月几千元的收入已经体现价值了，我不会去做违背良知的事。”

回归人文关怀和临床基本功

采访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认为，要解决医德问题，必须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回归基本功。医学是人文内涵极为丰富的行业，但长久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和实践都是技术至上、人文素养欠缺。很多情况下，医生的眼睛更多的是看到病而不是人。有的医生甚至只关注“挑战性病变”，对患者的痛苦却没有多加考虑。

他说，要对心脏病进行明确的诊断，通常需要经过问病史、查体以及做心电图、胸部X 线、心脏B 超等检查做综合判断。五个手指的原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指头是指医生和患者沟通的技能，要耐心，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病人。要认真听病人的主诉，听他诉说疾病的痛苦，认真了解病史，要和病人充分沟通，尊重病人的感情。第二个指头是指医生要尽量使用望、触、叩、听四诊。有些心脏病是可以通过听诊而直接做出判断，如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心尖部的隆隆样舒张期杂音常出现在心电图、X线变化以前，听诊时能发现心尖部的隆隆样舒张期杂音。第三个指头是心电图、X 光胸片检查。心肌梗死和大部分心律失常靠心电图就可以诊断。第四个指头是B 超，最后的小拇指是特别复杂疑难的才用CT、核磁和冠状动脉造影这些费用更高甚至有创技术。有的医生连听诊器都不带，不听心脏杂音，只靠CT、核磁检查，甚至直接就去做冠状动脉造影，非常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