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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土家族卷》的史料价值

2010-04-10吴正彪

关键词:江口县土家族贵州

吴正彪

(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湖北 宜昌 443002)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土家族卷》的史料价值

吴正彪

(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湖北 宜昌 443002)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土家族卷》是近年来贵州新出版的一部土家族田野调查报告专集,其内容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本文从研究土家族的民间习俗、社会记忆、经济发展过程等不同视角对本卷民族调查资料选编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土家族;史料价值;学术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在立足于田野的同时,从人类学与民族学本土化研究中也作出了许多可喜的跨越。除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族学田野工作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将1982年以来开展贵州民族调查的田野实录资料以《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分10卷,于2008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这10卷分别为苗族卷,布依族卷,侗族卷,土家族卷,彝族卷,水族卷,仡佬族卷,屯堡人卷,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仫佬族、满族、羌族(合)卷,民族语言卷,民族理论政策、民族经济卷。这些调查专集都是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语言、生活习俗、社会组织、民族教育、文化变迁等各个方面,由点到面,无所不包,是西南地区近50年来一份不可多得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史料价值十分丰富。可以说,在贵州每个民族现在依然保存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本民族母语的使用现状、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滞后的因素、族际关系的互动过程等等,都是通过这些专题调查报告逐一地得到反映出来。在此,笔者仅就《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土家族卷》(以下简称为“土家族卷”)为例,就其在民族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学术史料价值略作阐述。

一、关于“土家族卷”的内容及范围构成特点

“土家族卷”是《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10卷本里的一个专集之一。全书分上、下两卷,共71万字,于2008年6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向国内外出版发行。该书上卷的内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是生活在黔东地区的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客田区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江口县莲花土家族乡花桥村王家山调查》、《江口县提溪司社会历史调查》、《镇远县尚寨民族乡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铜仁市川硐民族乡土家族调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困龙山区塘坝综合调查》、《江口县土家族社会历史及社会组织调查》等等;二是土家族村寨的经济发展现状调查,如《自然保护区与民族经济发展——关于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江口县部分的调查》、《江口县莲花土家族乡经济发展调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沙子乡十二盘村民族经济发展调查报告》、《德江县乌江流域经济文化调查》、《德江县平原乡水车村社会经济发展调查》、《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上坝土家族乡八一村的调查报告》等等;三是土家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情况调查,如《贵州省铜仁地区土家族扶贫开发调查报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调查报告》、《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阶段扶贫工作调查报告(摘选)》、《德江县煎茶镇川岩、新场、煎茶3个小康村调查报告》、《江口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生态保护与开发调查报告》等等;四是土家族地区的商贸发展史调查,如《乌江沿河段航运史调查》、《对思南县乌江开发及集镇兴起的调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和平镇、黑獭乡、洪渡镇航运商贸调查》等等。

下卷的内容包括:1.土家族的生活习俗调查,如《德江县泉口、桶井两民族乡土家族习俗调查》、《江口县省溪司土家族生活习俗》、《黔东北土家族生活习俗》、《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土家族习俗文化调查》、《江口县凯德乡金钟村田姓土家族民俗调查》、《沿河土家族习俗七则》、《江口县凯德乡五里桥土家族过赶年的调查》、《沿河土家族年俗调查》、《沿河土家族建房歌与建房习俗调查》、《江口县快场乡土家族婚俗》、《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地区任氏土家族风俗习惯调查》、《思南县胡家湾、亭子坝土家族婚俗变迁调查》等等;2.土家族傩堂戏调查,如《思南县土家族傩坛戏调查》、《德江县土家族傩堂戏的民歌调查》、《土家傩堂戏的来历》、《思南傩堂戏调查》等等;3.土家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调查,如《沿河、印江、德江、道真等县土家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调查与研究》、《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精神文明建设现状调查》、《德江县土家族文明风尚调查》等等;4.土家族的教育发展现状调查,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发展调查》、《江口县教育若干问题调查》等等;5.土家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调查,如《江口县莲花土家族乡省溪司习俗及原始信仰调查》、《江口县土家族原始宗教调查》等等。

从上述田野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其内容有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土家族实地考察资料。在调查的区域范围内涉及贵州省的铜仁地区、遵义地区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有土家族居住的分布区。可以说是贵州省境内土家族地区最有代表性和研究贵州土家族最为重要的一份田野调查史料,同时也是研究土家族在贵州发展变迁的第一手参考文献。

二、“土家族卷”在研究土家族民间习俗中的重要意义

在“土家族卷”中,有关土家族民间习俗调查的内容十分丰富,大部分调查报告基本上都涉及到不同社区土家族习俗的描写。如在《德江县泉口、桶井两民族乡土家族习俗调查》一文的描述中谈到,当地土家族“至今保留着供祭白虎的习俗”,这种民俗事象不是某个家庭或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区域性民族的社会生活所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土家族的这种“祭白虎”民俗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特征,其传承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它不但把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感,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传承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标志物和民族神;同时,在信仰传承的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文化艺术也随之继承下来,成为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1]民俗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其文化事象所表现出来的不但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和集体性等诸多特征,调查集中所描述的土家族民间白虎神信仰正好是对这一民族早期生计行为中呈现出来的原始宗教文化的积淀和反映。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民俗事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具体的人群在特定生活环境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实际生活经验。“土家族卷”中为我们所展示的民俗调查不仅具有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复合体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我们追溯土家族在黔东地区的族群互动过程、文化形态演变以及真实的原生态文化形貌变迁等,都从不同层次上提供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依据。如对服饰习俗的演变情况调查,在《江口县省溪司土家族生活习俗》一文中是这样记录的,“新中国成立前,省溪司的土家族女子,一般是头包五至七尺长的自织的布帕或青丝帕,亦有青年妇女或姑娘头包花色面帕巾。上衣是右开斜襟,滚边。衣襟和袖口处分别有两道花边,胸襟前用五色彩线钩绣花朵。好穿用青、蓝色自织土布做的衣,喜用白竹布滚边。更早以前,则是穿裙子,以后(民国时期)则逐步以裤代裙。其裤子用自织青、蓝土布做料,加白布裤腰,裤脚加边,一般是青加蓝边或蓝加青边。而男子,一般也是头包白布帕或青丝帕,长约七至九尺。头帕要围缠数层,然后留吊一截垂掉于脑后齐肩处。民国以前,喜穿“琵琶襟衣”,民国时,逐渐改穿“对襟衣”,其特点是衣服前面中正一行安放六颗布扣子。老年人多好穿无领长衫。衣和裤多是自织的青、蓝色土布制作,裤加白布腰,外系白布或蓝布做的腰带。”这一描述与清代贵州历史文献典籍《百苗图》所载的土家族传统服饰“男子披草蓑,妇人穿青衣,花布短裙。”[2]就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关系。

三、“土家族卷”在研究土家族社会记忆中的重要意义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记忆”是由“集体记忆”演变而来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connerton,p.)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将“社会记忆”区分为三种明显的记忆申述种类:一是“指那些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行为”的个人记忆申述;二是“记忆那件事的人必须在过去遇到、经历或者听说过它”的认知记忆申述;三是将过去的所作所为变成记忆的内容,在特定的场景中通过现场操演,即“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使人们认可并确认为族群共有的仪式行为[3]。在“土家族卷”中,许多调查报告对黔东北的土家族社会记忆作了详尽的记录和反映。如《江口县土家族原始宗教调查》中就有当地土家族在每年年底崇拜龙神求雨祈丰收的仪式,这种“求雨”仪式的目的在于为新的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类似这种认知记忆的申述表明,在早期的农耕生产过程中,足够的雨水是保证粮食丰收所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而这样的生产生活经验经过长期的认识积累后也就变成了一种社会记忆。又如在《江口县土家族社会历史及社会组织调查》中,同样记录了当地几个不同姓氏宗族分别从外地迁徙进入贵州后的祖先源流记忆,该文的调查还对当地的社会组织“合团”、“相约”和家族组织的建构与形成过程也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

社会记忆就是一种文化记忆。“人的记忆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不仅仅显现为文化记忆,而且还构成为记忆文化。因此,人的记忆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实践决定记忆的前提下,人的记忆与实践是互动共向的”,源于此故,“文化记忆的发展既是一个流动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4]我们知道,民族作为一个文化认同的聚合体,社会记忆的建构是各个族群之间相互实现认知的共性基础。而建立在不同的姓氏、宗族、血缘及姻亲等关系中建立起来的社会记忆常常会变成相关族群归属的一些条件和依据,从本卷调查的社会记忆申述中同样为我们在鉴定区域性民族发展的事实真伪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土家族卷”在研究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总是将经济增长作为评判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较大范围的区域性人群是否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在他们看来,“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定位成建立美好社会生活的首要标准[5]。从“土家族卷”中有关县、乡、村经济发展状况和扶贫攻坚成效的总结分析调查中,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调查执笔者同样秉承着这种观念贯穿于具体的实践中。如在《江口县莲花土家族乡经济发展调查》中重点显示的是当地的种植业增长过程、推行“增收致富”计划的经济成效以及乡镇企业的产值变化等几个方面;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调查报告》中重点强调的是“经济上了新台阶”、“农民收入增加”、“粮食产量增长”、支柱产业建设已初具规模、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和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建设有了新的变化等等。尽管这些调查数据基本上集中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情况,但在此阶段的总结性调查也反映“经济的快速增长”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理念。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经济制约因素,在“土家族卷”的调查分析中并没有完全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土家族卷”的几份经济发展状况调查中我们还看出,其内容都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各种经济体制的社会运行方式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同其它各个民族一样,都是处在整个国家大背景中去探寻其发展过程,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没有哪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关系能够独立存在于社会制度之外”[6],因而有关土家族经济的调查分析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烙印,这对我们了解这一发展时期的经济运行思路如何在国家背景下得到实现也提供了一份必不可少的参考价值。

五、结语

在《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10卷本中,每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土家族卷”所调查到的资料中我们就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取决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无论这种文化是外来的还是本民族自己创造的。”[7]因此,有关黔东地区土家族的这份调查专集,我们均可找到一些具有区域性文化共性的记录与描述。如在《思南县土家族傩坛戏调查》、《德江县土家族傩堂戏的民歌调查》、《土家傩堂戏的来历》、《思南傩堂戏调查》等系列调查报告中,我们就能看到它与湖北恩施土家族傩愿戏在三段式表演中运用程式化符号表现出独特的艺术语言特点基本相类似,同样有如“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是通过演唱、肢体动作、舞台等媒介在请神、酬神、送神三段式表演中形成动作、妆扮、图形等系统化与约定俗成的程式。”[8]而这些地域性的民间文化艺术审美情趣既有民族性、历史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区域性、社会性与群体性价值取向需求的一面,这对我们研究湘鄂渝黔边区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域性人群的集体表象问题同样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1] 黄柏权.土家族白虎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4.

[2] 李汉林.百苗图校释[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249.

[3]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9-20.

[4] 唐少杰.从文化记忆到社会记忆[J].河北学刊,2007(2):42.

[5] 许宝强,汪晖.发展的幻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

[6] 施琳.经济人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9.

[7] 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M].金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3.

[8] 周琼.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艺术语言的程式化表现[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4.

责任编辑:谢娅萍

The Historical Value of“Anthology of Guizhou Ethnologic
Survey of'Six Mountains,Six Rivers'.Tujia Volume ”

WU Zheng-bi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Yangtze Three Gorges Area Development,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 443002,China)

“Anthology of Guizhou Ethnologic Survey of ′Six Mountains,Six Rivers′.Tujia Volume ”is the newly published collection of the field work reports on Tujia,which covers ethnology,folklore,economics,religion,history,sociology and so 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is ethnologic survey s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ujia folk customs,social memory,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Tujia;historical value;academic significance

C952

A

1004-941(2010)05-0016-04

2010-08-30

教育部2008年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成果(项目编号:08JA850004)。

吴正彪(1966-),男,苗族,贵州三都县人,研究员,现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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