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俊琏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

先秦赋:早期文学百花园中绽放的奇葩

伏俊琏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

早期作为文体的“赋”都写作“傅”。傅,相也。古代乐师为瞽者,扶助乐师者为相。“相”除了扶助乐师、携带乐器之外,还要参与演出中的应对活动,相当于现在的报幕员。报幕的声音,不同于歌,而是另一种富有节奏感的朗诵,汉代人“不歌而诵谓之赋”,正是从这里来的。赋同其它文艺形式一样,最初都是由下层劳动人民创造并在人民中间口耳相传着,它是由口传文学发展而来的书面文学。近百年出土的西汉到宋初的俗赋,其类型可大致区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3种,文章用赋的这3种类型和文体标准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钩稽出了53篇先秦的赋或带有赋体特征的文献。

先秦赋;讲诵;稽考

学者论及先秦赋,提到的主要是屈宋的辞赋和荀况的《赋篇》。辞与赋的不同,学术界也多有讨论。司马迁说宋玉、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则太史公就认为二者是有差异的。笔者考察屈原作品,觉得体制上《离骚》、《九辨》、《九章》为一类,《大招》、《招魂》、《渔父》、《卜居》为另一类,前者是辞而后者是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以及出土的唐勒赋等显然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荀子的《赋篇》有《礼》、《知》、《云》、《蚕》、《箴》5篇,又有《佹诗》1篇,凡6篇。这两类作品在内容上并无联系,体制上也不相同,前者为“隐”而后者为“歌诗”,把它们统名为赋,可能是汉人整理《荀子》时,按照“不歌而诵”的原则归并在一起的。所以,先秦以赋名篇的作家,当以宋玉为最早。清人程廷祚《骚赋论》(见《青溪集》卷三)说:“或曰:骚作于屈原,赋则何始?曰:宋玉。”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但宋玉已是成熟的赋家。把赋归于屈宋的独创,显然有失公允。前人探讨赋的起源,或者说“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或者说“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或者说源于行人辞令、纵横家言(刘师培《论文杂记》:“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盖溯源于纵横家哉!”),或者说赋源于隐语(王闿运《湘绮楼论诗文体法》:“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变隐语,而使人谕谏”),或者认为赋源于“优语”、“俳词”(冯沅君《古优解》和《汉赋与古优》二文,收入《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任半塘《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总之,都认为赋是先圣前贤的创造。所以,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说赋的特点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深鸿优雅”。

20世纪初以来,相继出土了敦煌俗赋和西汉俗赋。这说明在铺彩摛文的文人大赋之外,下层还流行着俗赋。今人能看到的文学史上的俗赋并不多,而且大部分是文人摹仿的作品,但它本来的情况应当也是很盛大的。俗赋的发现告诉人们,赋同其它文艺形式一样,最初都是由下层劳动人民创造并在人民中间口耳相传着,它是由口传文学发展而来的书面文学[1]。还要提及的是,前辈学者讨论赋的起源,从“赋”的字义及引伸义着眼者较多。笔者认为,最早的“赋”,本字当作“傅”。主要根据是出土的西汉《神乌傅》、《列女傅》都作“傅”不作“赋”,《汉书·淮南王传》“离骚传”,《汉纪·孝武纪》作“离骚傅”(“传”为“傅”之形近而误,汉人以《离骚》为赋)。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四之九《汉书》九举诸多“赋”借为“傅”之例。此其一。其二,《说文》:“傅,相也。”相,助也。古代乐师为瞽者,扶助乐师者为相①。“相”除了扶助乐师、携带乐器之外,还要参与演出中的应对活动,相当于现在的报幕员。报幕的声音,不同于歌,而是另一种富有节奏感的朗诵,汉代人“不歌而诵谓之赋”,正是从这里来的。

关于赋的类型,学术界有很多讨论。实际上俗赋的类型可以把文人赋概括无遗。笔者对敦煌俗赋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的类型可大致区分为3种: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2]。我们用赋的这3种类型和文体标准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会从中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本文正是用这种方法钩稽先秦的赋或带有赋体特征的文献。

1.《天问》,见于《楚辞》,屈原作

本篇是按照壁画内容,以先秦时期流行的歌谣句式四言写成的韵诵体辞赋。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天问》中所反映的壁画内容,异常丰富。有天象图及天上的神怪图,有画“大地”图,有画人类起源及历史人物的画像等。

2.《橘颂》,见于《楚辞》,屈原作

本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橘的形象,歌颂橘的性格。全篇是对独立不移、秉德无私的高尚人格的赞扬。全文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怀,故学者多以为是屈原早年的作品,赵逵夫先生则以为是屈原行冠礼时诵唱的冠词②。全篇以四言为主,是中国咏物赋的鼻祖。刘熙载《艺概·赋概》说:“《橘颂》品藻精至,在《九章》中纯乎赋体。”

3.《卜居》,见于《楚辞》,屈原作

屈原放逐江南,见楚国政治日益腐败,义愤填膺,因而假设屈原与太卜郑詹尹的问答,对自己的处世原则重新进行审视。《大招》、《招魂》是屈原仿照楚国民间招魂词而写成的,《九歌》是仿照楚国民间祭祀词而写成的。以此例之,《卜居》体制上是仿照民间求卜之词而作,它实际上反映了楚国民间求卜之辞的形式。《卜居》的句式与甲骨文中的有些句式相近,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4.《渔父》,见于《楚辞》,屈原作

以叙事为主的有韵散文,接近汉赋。屈原放逐数年,形容枯槁,颜色憔悴,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相互问答,表现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和自己的清白和高洁。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说,《渔父》一篇,“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实际上是一篇寓言故事赋。《庄子》中亦有《渔父》,写孔子坐在林中杏坛,与白眉披发渔父相遇。渔父逍遥泽畔,托颐听琴,嘲戏孔子。孔子则“愀然而叹”、“曲要罄折”。司马迁作《屈原列传》,径录《渔父》其文,作为屈原的一段行事。三国魏嵇康撰《高士传》,更是以庄子之寓言、屈原之假说合成一篇。至唐成玄英撰《庄子注疏》,考证“渔父”为范蠡;按此不可信,渔父其人亦不必考实。

5.《招魂》,见于《楚辞》,屈原作

王逸以为宋玉作,但司马迁早就认定为屈原所作,当从。据考证,楚怀王二十四、二十五年(前304、305年),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官,怀王猎中遇兕,发矢射之。根据楚俗,王射兕不祥,怀王因此惊吓,故屈原作此篇而招怀王之魂。《招魂》是根据民间招魂词创作的讲诵体杂赋。“招魂”原是民间的一种习俗。古人以为人有灵魂,人生病或死亡,灵魂离开了,就要举行招魂仪式,呼唤灵魂归来。在许多民族的原始歌谣中,都有招魂诵词。《招魂》由3个部分组成,前为引言,后为乱词,中间是正文。正文部分告诫灵魂不要到上下四方去,而应立即回到家里来。内容讲上下四方都有残忍无比的怪物据守,只回到家中最为安乐。

6.《大招》,见于《楚辞》,屈原作

《大招》是屈原25岁任职兰台之宫时为招楚威王之魂而作,时在公元前329年楚威王逝世之时。全篇写四方之恶,而铺叙饮食、歌舞、美女、宫室之盛,希望威王魂魂归。

7.《风赋》,见于《文选》,宋玉作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楚王披襟当之,感叹清风之快乐,愿与庶人共享受。宋玉首先叙述风的发生过程和各种态势,接着把风区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并集中铺叙两种风之不同,以阐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的道理。

8.《高唐赋》,见于《文选》,宋玉作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观,观上云雾缭绕,变幻无穷,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因说此为巫山神女的象征。从前先王游高唐,曾与神女在梦中相见交媾。于是为王铺叙高唐观周围气势雄伟、变幻莫测的自然景观。

9.《神女赋》,见于《文选》,宋玉作

宋玉为楚襄王讲述巫山神女之事后,当晚,襄王就梦见与神女相遇,神女的丽姿妙质深深吸引了襄王,但她并没有与王行云雨之事,而是一位守身如玉的圣洁美人。全文的重点描写神女美丽的身段体态、耀眼的光泽、多情的眼神、优雅的气质和情与理的内心冲突。是中国文学史上全力描写的第一位美人。

《高唐赋》与《神女赋》向来被视为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清人何义门说:“两赋当相次合看,乃见全旨。”因为两赋都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恋爱的故事。但故事有较大差异:《高唐赋》写神女与怀王交媾而离去,是一位性爱女神;《神女赋》则写神女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一位圣洁美人。前篇以写景为主,着力描写巫山的自然风光;后篇以写人为主,成功塑造了一位美丽多情的神女形象。

10.《登徒子好色赋》,见于《文选》,宋玉作

楚大夫登徒子在楚王前说宋玉打扮得体态冶丽,说话又随便,而且特别好色。楚王以之质问宋玉。针对好色的指责,宋玉进行了巧妙的辩解。他说天下的美人无过于楚国,楚国的美人无过于臣里,而臣里的美人无过于东家之子。东家之子,绝色也,向我示好3年了,我还无动于心。而登徒子的妻子奇丑无比,登徒子竟好之无厌,已有5个孩子:只要是个女人,他就能产生性爱。旁边的章华大夫也借机为楚王讲郑、卫佳丽的多情重爱,扬诗守礼。

11.《对楚王问》,见于《文选》,宋玉作

楚襄王问宋玉:“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对此,宋玉认为音乐中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鸟类中鴳雀,不能理解上击九千里的凤凰。尺泽之鲵,不能理解翱翔大海的大鲲。所以世俗之人,也无法理解超然独处的圣人。刘熙载《艺概·赋概》说:“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

12.《笛赋》,见于《古文苑》,宋玉作

本篇过去或认为是伪作,现代学者则多考为宋玉作。本篇先描写做笛用的竹子的生长环境,再描写吹笛人的动作神态,笛声的丰富多彩和美妙动人。本篇是描写音乐最早的作品,枚乘《笙赋》、王褒《洞箫赋》、傅毅《琴赋》、马融《长笛赋》等皆受其影响。

13.《大言赋》和《小言赋》,宋玉作

最早见于唐初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又见于中唐余知古编《渚宫旧事》和宋人编辑的《古文苑》。这两篇过去或认为是伪作,现代学者则多考为宋玉作无疑。《汉志》所称唐勒赋4篇,大言小言应居其二。“大言”“小言”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语言游戏,它讲极大和极小,在竞争中表现智慧,富有幽默感。《礼记·中庸》所谓“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宋玉当为受此影响而作。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襄王让大家争说“大言”。于是唐勒、景差、宋玉各为大言,宋玉说:“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跨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盼天,迫不得仰。”襄王以宋玉所言最大。又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小言赋。其中宋玉的小言是:“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太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纤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两汉以来,文人受此影响,不断有摹仿之作,如东方朔有《大言赋》,晋代傅玄有《大言赋》,傅咸有《小语赋》,宋代苏易简有《大言赋》,而历代文人的大小言诗,更是代不乏作。

14.《讽赋》,见于《古文苑》,宋玉作

本篇过去或认为是伪作,现代学者则多考为宋玉作无疑。讽就是讽谏,用婉言隐语劝谏君主。本篇写唐勒进谗,说宋玉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襄王以此责宋玉。宋玉为己辩解:某日去主人家,家里只有主人之女,她用精美的饭菜招待我,把她的翡翠之钗,插在我的冠缨上,而且千般挑情,以死相求。而我则心定情静,止乎礼义。由于过份渲染主人之女的轻薄,所以名为讽谏,实则劝纵也。

15.《钓赋》见于《古文苑》,宋玉作

本篇过去或认为是伪作,现代学者则多考为宋玉作无疑。宋玉和登徒子在玄渊那里学习钓鱼之术,毕业后见楚襄王。登徒子先向楚王描写玄渊精湛的钓术,而宋玉则谓玄渊钓术不足称,乃役夫之钓,于是极力描写“大王之钓”,即像尧舜禹汤那样“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

16.《论义御》(拟题),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或曰唐勒作,或云宋玉作

残简的篇题,或曰“唐勒”,或曰“论义御”。赵逵夫先生认为“唐勒”当是书名,本篇是《唐勒》一书之一篇,篇题当作“论义御”。本篇先写3种不同的“御”(驾车):王良、造父的“良御”,钳且、大丙的“神御”,当今世俗之人的“俗御”。然后笔锋一转,说“俗御不足道也,良御不足称也,虽神御亦未可谓善者也”,极力写义御:“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以义御民,则天下归之”。文章写作格式与《风赋》、《钓赋》、《大言》、《小言》、《对楚王问》等完全相同,行文大致押韵。所以作者当为唐勒,体裁当为赋体。

17.《凡物流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七册有影本。有甲本、乙本两种,甲本存30支简,840多字,乙本存21支简,600多字,二本在内容上可互补校正。共存9章。每章以“问之曰”开头(第一章无“问之曰”,第四章作“问”,第九章作“曰”)。体制上多以问句组成,与《天问》相似。第一章是关于物质形成、阴阳、水火等提问,第二章是关于人之生死、天地之始终、五度、五气、五言、人鬼等的提问。第三、四章是关于天地、日月、水土、风雨、雷电、草木、禽兽等的提问,第五至九章主要是关于圣人之能和人才选拔的提问,其中强调“识貌”的重要性。

18.《李颂》(拟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有影本。存3支简,170多字。本篇歌颂李树虽被视为异类,遭遇遗弃,但仍然孤傲独立、不趋炎赴势。全文以四言句式为主,句中语气词“兮”皆作“可”(呵)。有些句子与《楚辞·橘颂》相类。句尾有一段文字:“是故圣人兼此,和物以李□人情。人因其情,则乐其事,远其情。”当是读颂者所评点。

19.《兰赋》(拟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有影本。存5支简,160多字。首章及中间部分残损,篇尾完整。本篇借咏兰抒发情志,句子长短不齐。如“兰斯秉德”,“亲众秉志,绰远行道”,“华涤落而犹不失是芳,盈訿迩而达闻于四方”。

20.《有皇将起》(以开头一句为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有影本。存6支简,200多字。全文写主人担任保傅之职,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育贵族子弟之中,希望他们早日成材,并对小人对他的诋毁深表愤慨。全篇四言、五言交错运用,每句末有语气词“含可”,结尾处连用3个语气词“也含可”。

21.《鹠鷅》(拟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有影本。存2支简,45多字。以“鹠鷅”起兴,“鹠鷅”即“枭”,又写作“流离”,《诗经·邶风·旄丘》:“琐兮尾兮,流离之子。”本篇谓鹠鷅“欲衣而恶枲”似为斥责贪图富贵、不劳而获的现象。但残损太甚,不可深究。句式与《鹠鷅》篇相似。

22.《玄鸟换王子》(拟题),见汲冢出土的《古文周书》,作者师春

此书已散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辑录二则。明代梅鼎祚(1553—1619年)《文纪》引此段作汲冢《师春》,未注明出处,严可均辑本乃据李善《文选·思玄赋注》。《晋书》卷51《束皙传》云:汲冢竹书中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按,“师春”是名为“春”的魏国乐师。乐师除了音乐讲唱之外,还可以预知未来,故云“书《左传》诸卜筮”事。

周穆王姜后生了儿子后,越姬趁其不备,用“涂以彘血”的玄鸟更换了王子。穆王请太师占之,史豹和史良用隐语解释占辞,说如果将占辞书写后藏之于椟,可以平安。过了3个月,越姬突然死了,7天后复活,像变了个人一样讲她生前更换王子的过程,以及在阴曹地府遭到先王怒斥的情况。全文散文和韵文夹杂使用,记叙的部分用散文,对话用韵文,这是“讲诵”的传播形式在文体上留下的痕迹。本文也大量运用了隐语。隐语的主要来源,是早期民间歌谣,这是它民间文学性质的最好说明。这段故事还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比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丹死而复活”的故事还要早。它还是中国民间文学中广泛流传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源头。

23.《大块噫气》(拟题),见《庄子·齐物论》

描写南郭子綦沉心渺虑,进入“吾丧我”的境界。“丧我”就是忘记自我成见。然后通过子游的惊问,引出人籁、地籁、天籁。又撇开人籁、天籁,专将地籁铺排描写一番,为下文穷尽种种人情世态作出铺垫。对地籁的描写,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运用形象而奇崛的比喻,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明末学者方以智(1611—1671年)就说“此是一篇天风赋”。

24.《儒以诗礼发冢》(拟题),见于《庄子·外物》

写两个儒生按照儒家的《诗》、《礼》去盗墓,大儒引诗为据,要求墓穴中的小儒揪住死者的鬓毛,按着他的胡须,用铜锤子敲开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口,千万别弄坏口里的珠子。这则寓言叙事生动形象,富有讽刺意味,具备了民间故事赋对话体、叙事性、语言大体押韵的特点。

25.《惠子谓庄子》(拟题),见于《庄子·逍遥游》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庄子双方争辩问答,全用韵文,韵脚全用鱼部字:樗、矩、途、顾、去、伏、下、罟、鼠、野、下、者、苦,用韵非常自然,不但不觉得有意押韵,或者因押韵而拘牵词义,反而助长了文章的气势,与后来的散体赋非常类似。

26.《云将东游》(以首句为题),见《庄子·在宥》

云将东游,遇鸿蒙,鸿蒙正在拊髀雀跃而游,云将欲请教,而鸿蒙不答。3年后,云将东游又遇鸿蒙,二人对话,鸿蒙告以无为物化之理。作为杂赋,本篇的特点是,有人物细节的描写,对话以四言韵语为主,如鸿蒙的回答:“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云将、鸿蒙都是虚构的名字。

27.《说剑》,见于《庄子·杂篇》,为略晚于屈原的楚国作家庄辛所写,后人误编入《庄子》

赵文王喜剑,门客中有剑士三千人,日夜相击,每年有百馀人死伤,而不听劝谏。太子患之,乃请庄子说文王。庄子以天子之剑(胸怀天下之志)、诸侯之剑(称霸诸侯)、庶人之剑(匹夫之勇)游说文王,赵文王被说服。本篇有曲折动人且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论天子、诸侯、庶人之剑的三部分,与宋玉的《风赋》在结构安排上很相似,都是形式上并列、内容上同类的几个段落。语言骈散结合,庄子与赵文王的对话间或也押了很自然的韵。可以说,《说剑》是一篇讲诵性质的作品,带有故事赋因素。

28.《大鸟之隐》(拟题),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作

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国家不治,左右莫敢谏。淳于髡以大鸟之隐说之,威王醒悟,发愤政治,齐国大治。淳于髡是齐国宫廷中成功运用民间论辩讲诵伎艺的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认为这篇《大鸟之隐》与《战国策·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同为齐威初年奋发之一种传说”,不必考实。本篇还见于《史记·楚世家》,为伍举刺荆王;还见于《韩非子·喻老》,为右司马谏楚庄王;还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篇》,为成公贾谏荆庄王;还见于《新序·杂事二》,为士庆谏楚庄王。传闻各异,但皆用韵诵体,说明它在当时口头大量传播的杂赋。

按,史家常常根据传主本人的文章改写传记,其作法有二:第一是径载其文,而在前后明其原委,著其始末,使读者知道事情的完整过程。第二种作法是:直接改编原文,使与前后叙述浑然一体。第二种方法,往往混淆假托之辞与史实的界限,所以遭到一些史学家的严厉批评。《史记·滑稽列传》也是具有这样的性质。本传写了淳于髡、优孟、优旃3个人的故事,实际上是在流传已久的以这3个人为作品主人公的滑稽诙谐“韵诵体”杂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29.《请兵之隐》(拟题),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作

威王八年,楚国侵齐,齐王拟派淳于髡以“赍金百斤,车马十驷”之礼到赵国请救兵。淳于髡听后先是“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然后讲诵民间故事,以谏说威王增加礼品:“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王加厚其礼,赵乃出兵,楚兵退。

楚伐齐而淳于髡请救兵之事,还见于《说苑·尊贤篇》和《复恩篇》,故事相类,祝词相似。而《说苑》佚文(《艺文类聚》卷96、《北堂书钞》卷40)也有这个故事,它和《新序》所载的这个故事合起来,刚好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所载晏子使楚事相似,是把“晏子使楚”和“淳于髡谏王”两个故事嫁接了起来。梁玉绳《史记志疑》说:“齐威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尝与楚相闻。若威王八年,并无他国来伐,安得有楚兵加齐,赵王救齐之事。”这说明当年围绕淳于髡曾有不少的传说,用讲诵的方式流传着。

30.《谏饮长夜》,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作

齐威王大宴后宫,问淳于髡能饮多少酒,淳于髡说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然后叙说在不同场合饮酒不同的道理。在国王之前,执法在傍,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就醉了。在父母跟前侍酒,奉觞上寿,饮不过二斗就醉了。若朋友相见,欢然畅叙旧情,饮可五六斗才有醉意。如果男女杂坐,放开畅饮,暗送秋波,说话调情,抚摸解恨,喝上八斗才有二分醉意。至于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最后堂上烛灭,于是罗襦襟解,微闻香泽,当此之时,能饮一石。

《文心雕龙·谐隐篇》把“淳于之说甘酒”与“宋玉之赋好色”并举,作为并列独立的文章看待,清吴见思说:“淳于髡一段,纯且赋笔,句法奇秀。”(《史记论文》第八册),章太炎也说《谏饮长夜》“纯为赋体”(《国故论衡·辨诗》)。如果把它与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的赋作一对比,也觉得结构形制上是一篇完整之作。

31.《贱人贵马》(拟题),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优孟作

楚庄王的爱马死亡,庄王欲以大夫礼葬之。群臣争谏,庄王不允。楚乐人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谏庄王曰:堂堂楚国,何求不得,而为大夫礼葬马,请以国君之礼葬之。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正话反说,庄王顿悟,问如何是好?优孟请以六畜礼葬之。这则故事,不但优孟的谏语用韵语,而且叙述的过程也多用韵语。整篇文章音韵铿锵,节奏感强,讲诵的特征非常明显。

32.《扮演孙叔敖》(拟题),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优孟作

楚相孙叔敖为官廉洁,死后其子穷困负薪。优孟知道后,穿上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楚王及左右不能分辨,以为孙叔敖复生,想继续让他为相。优孟说,请允许我归家与妻子商量再决定。三日返朝,转述妻子的话说:楚相不足为。当年孙叔敖为楚相,尽忠廉洁,楚国得以霸。死后却其子无立锥之地。于是庄王谢优孟,召孙叔敖子,封地四百户。

刘知几(661—721年)《史通·暗惑篇》写道:“如优孟之象孙叔敖也,衣冠谈说,容或乱真,眉目口鼻,如何取类?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况叔敖之殁,时日已久。楚王必谓其复生也,先当诘其枯骸再肉所由,阖棺重开所以。岂有片言不接,一见无疑,遽欲加以宠荣,复其禄位!此乃类梦中行事,岂人伦所为者哉!”刘知几的话,说明了《史记》这段故事的不可信。杨慎(1488—1562年)在《升庵集》卷七中说:“予按此传,以滑稽名,乃优孟自为寓言。云欲复以为相,亦优孟自言,如今人下尽、开科、打诨之类,岂可真以为王欲复相之事乎?”钱谦益(1582—1664年)说得更明白:“此盖优孟登场扮演,自笑自说,如金、元院本,今人弹词之类也。”(《有学集补·题柳敬亭册子》)这段故事本来是优孟所讲诵的一段杂赋,不过在进入《史记》时经过了司马迁的改编。把它作为先秦以来流传的诙谐杂赋,大致可信。

33.《驺忌对淳于髡问》(拟题),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驺忌子见齐威王3月而受相印,稷下先生淳于髡等轻视驺忌,见之而以微言相难。问了5次,驺忌皆对答如流。淳于髡非常佩服,说:“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所谓微言,就是隐语。比如淳于髡说:“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回答说:“谨受令,请谨毋离前。”“全”隐含的意思是“人臣事君之礼全具无失”(司马贞《索隐》),所以驺忌回答说他会不离君王左右,全身心工作。现如淳于髡说:“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回答说:“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闲。”淳于髡说:“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回答说:“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都是以具体事理隐喻治国大道。这五问五答,与《逸周书·太子晋》篇中所说的五打三胜制的游戏规则是一样。而对话用了很自然的韵语,更说明其口头流传的性质。

34.《景公饮酒》,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按,《晏子春秋》为淳于髡所编③。淳于髡编写这部书,一方面根据有关晏婴的史料,又搜集了许多民间传闻故事,同时又经过他自己的创作。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之家,被晏子委婉谢绝。又移于司马穰苴之家,被司马穰苴委婉谢绝。最后移于梁丘据之家,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与景公欢饮达旦。作者将景公在同一个晚上的饮酒三移其地,借三位接待者的两种态度,在对比中刻划人物形象。晏子和司马穰苴,一个是心系国是的政治家,一个则是随时准备战斗的军事家。景公和梁丘据,则是只图寻欢作乐的昏君佞臣。作者把同一情节重复三次,同一句话反复三遍,每次都以微小的变动以示故事的进展,这是民间故事常用的技巧。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说是“一出很完整很紧凑的戏剧”。这段故事的叙事和对话押了很自然的韵,表明了它的讲诵性质,是一篇带有杂赋因素的作品。

35.《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晏子对》,见于《晏子春秋·外篇》,淳于髡编

景公问晏子曰:“天下有极大物乎?”晏子对曰:“有。北溟有鹏,足游浮云,背凌苍天,尾偃天间,跃啄北海,颈尾咳于天地,然而漻漻乎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极细者乎?”晏子对曰:“有。东海有虫,巢于蚊睫,再乳再飞,而蚊不为惊。臣婴不知其名,而东海渔者命曰焦冥。”节奏感很强,是一篇韵诵体的杂赋性质的作品,与宋玉《大言赋》和《小言赋》是同类作品。

36.《宋元王与神龟》(拟题),见于《史记·龟策列传》,褚少孙编

宋元王二年,江神派神龟使于河,到了泉阳,却被渔者豫且得到,置于笼中。于是神龟托梦元王说:“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询问。卫平建议先找来神龟,于是王急使人问而求之。见到神龟后,对于如何处置神龟,元王与卫平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元王听从了卫平的意见,杀了神龟。全篇洋洋洒洒近三千言,基本上用四言韵语写成。

按,《龟策列传》不是司马迁所作,褚先生补传自称:“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史记评林》卷128引杨慎曰:“宋元王杀龟事,连类衍义三千言,皆用韵语,又不似褚先生笔。必先秦战国文所记,亦成一家,不可废也。”余嘉锡说:“此篇所叙元王得龟事,自是战国时诸子之寓言,不知与《庄子》孰先孰后。其中所言纣杀太子历、武王载尸伐纣等事,皆孟子所谓‘好事者为之’,百家杂说,往往如此。”[3](P77)按《庄子·外物》也记有宋元君杀神龟的一段寓言故事,以说明“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的道理。说明这则故事流传很久了。褚先生选取的这一寓言故事,当得之于“外家传语”④,也就是余嘉锡所说的“战国时诸子寓言”。它用四言韵语写成,说明它是用来讲诵的。前人谓其“叙事烦芜陋略”、“言辞最鄙陋”⑤,实际上指出了它的民间文艺性质。这一段就是这类性质的通俗故事赋。

37.《太子晋》,见《逸周书》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有“师旷六篇”,此当为其一。本篇记载了春秋时晋国主乐太师师旷聘周见太子晋事。晋为周灵王太子,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去见他,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本篇运用了先秦时期流行的一种五打三胜制的论辩形式“五称而三穷”:称,是称说;穷,是辞屈。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三穷指回答时三次答不上来。师旷向太子晋提了五个问题,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而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师旷却理屈辞穷,太子晋由被动而主动,在整篇作品中,他是胜利者。

主体部分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韵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说明它的口诵性质。刘光明曾推测此篇是战国时的一篇客主赋,“推想起来,先秦客主赋极有可能如唐五代的俗赋,是由专职的民间艺人诵读表演的。”[4]谭家健考订此篇定稿于战国时期,大致可信⑥。战国时期类似的神童故事,还有见于《战国策》的项橐7岁为孔子师,甘罗12为秦相等,也许受了太子晋故事的启发。敦煌写本《孔子项托相问书》正是从《太子晋》这种体制发展而来的。

38.《师旷论学》(拟题),见于《说苑·建本》

晋平公年70想学习,而觉得年纪太大。师旷谏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向宗鲁《说苑校证》说:“此或出《师旷》六篇中。”他认为是《汉志》小说家所载《师旷》六篇佚文之一。本篇还见于《尚书大传》,应当在当时颇为流行;劝学词用的是韵语,可见是用于劝学的一篇讲诵俗赋。

39.《师旷谏好乐》(拟题),见于《说苑·正谏篇》

晋平公好乐,不治政事,谏者不听,国人忧之。咎犯以善乐得见平公,而屈五指以“隐”谏曰:“是一也,便游赭画,不峻城阙;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馀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得见,远臣不得达。”

咎犯与晋平公不同时,所以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以此为谬,卢文弨《群书拾补》则认为另有一个咎犯,但仅为推测,难以令人相信。《后汉书·宦者传》吕强上疏有这样一段话:“昔师旷谏晋平公曰:梁柱衣绣,民无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厩马秣粟,民有饥色。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畅。”向宗鲁《说苑校证》认为《吕强上疏》正用的是《说苑》此文,那么《说苑》“‘咎犯’乃‘师旷’之讹,汉人所见本,固未误也”。本篇语言通俗,音律和谐,师旷的谏语大体押韵(《汉志》以隐语为杂赋),文章风格与《太子晋》相似,也可能是《汉志》所载《师旷》六篇的佚文。《古列女传·辨通篇》载楚处庄姪谏楚襄王曰:“宫室相望,城郭阔达,一患也;宫垣衣绣,民人无褐,二患也;奢侈无度,国且虚竭,三患也;百姓饥饿,马有馀秣,四患也;邪臣在侧,贤者不达,五患也。”楚处庄姪所诵正是师旷的讽谏韵文,说明本篇韵诵体小说在当时流传很广。

40.《周祝》,见于《逸周书》

《周祝》是周代祝官“告”“号”之词。本篇大意讲天地之间,不管是为国者,还是为家者,都要善于掌握规律,察其终始,使阴阳平衡。形式则是用“成相”的体制。据研究,周代祝官的职掌主要包括祭社、用币、管理庙主、接神、置铭等[5]。而祝本身要求有很高的知识修养,《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说:“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斋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恭敬明神者以为之祝。”在祝的活动中,主要通过“告”、“号”的方式,用言辞来表现活动的内容和意义。祝之语调,应与诵相近,而远于唱。《周祝解》的写作时间,前人或以为是在西周,至少在老子之前,清人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说:“通篇悉用韵语,似铭,似箴,盖直开老氏《道德》之先,匪特作荀子《成相》之祖”。现代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周祝解》当成书于战国中期⑦。

41.《符言》,见于《文子》

符是契合的意思,言为道理。合乎事理之言,谓之符言。本篇以“老子曰”开头,用成相的形式讲人生修养的一些规律。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西汉墓中发现的竹简《文子》,“老子曰”都作“文子曰”,可见本来是夫子自道,后人为神秘其说而有意改动了。

42.《成相》,见于《荀子》

《汉书·艺文志》“杂赋类”中著录有“《成相杂辞》十一篇”,但都没能传下来。《荀子·成相篇》,杨倞以为就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朱熹《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成相篇》每5句一换韵,可看作1章,共56章,1 380馀字。每章包含两个3字句,一个7字句,一个4字句,一个7字句(3+3+7+4+7),每句有韵。《成相篇》的性质,卢文弨说:“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相”是一种节乐的小鼓,“成相”就是敲击小鼓节乐。本篇内容上完全是政治说教:主张“隆礼重法”,“法后王”,“尚贤使能”,刑赏分明;强调君主的权威,要求“事业听上”;主张发展农业生产,节省开支,使国家富强;主张统一教化和思想,废止“百家异说”等。

43.《赋篇》,见于《荀子》

《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5篇“隐”和1篇《佹诗》共6篇作品。这两类作品在内容上并无联系,体制上也不相同,显然是在某种体例原则下被归并在一起的。赵逵夫先生曾对《赋篇》进行过研究,认为前5篇隐作于齐宣王朝荀子初至齐稷下时;后一首赋作于其初次适楚任兰陵令,又离开楚暂至赵国期间⑧。内容主要反映荀子政治思想。比如,他赞扬“礼”的重要作用,君子修身,王者治国,都必须遵循礼的要求。他假物寓意,颂扬和表达他理想中的君主和官吏应该具备的道德标准:像“云”那样“充盈大宇”,“功被天下”,像“蚕”那样“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像“针”那样锐利而掉缭,合纵连横,缝表连里。《佹诗》则描写政治黑暗、是非不分的现实,并相信物极必反,天下大治的时候心将到来。

44.《为说者曰》,见于《荀子·尧问》,荀子弟子作

这篇文字集中批驳“荀子不及孔子”的观点,认为荀子“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所以荀子虽然是圣人,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但荀子怀圣人之心,蒙佯狂之色,孜孜为天下效力。当今之世,“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文章表现的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可以说是一篇“愤世嫉俗赋”。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认为,自从宋玉《对楚王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于是便有了《答客难》这一体自我解嘲之文。之后,扬雄、班固、崔骃、张衡、蔡邕等,仿效者代不乏人。但宋玉的《对楚王问》,只是就有人在楚王前说他有“遗行”而进行辩解,说那是由于“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缘故。文章语气平稳,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所以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源头应是荀子的《为说者曰》,而不是宋玉的《对楚王问》。

45.《为吏之道》(拟题)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代墓出土,为战国后期的文书。其中后半部附有八首韵文,其格式与《荀子·成相》完全一样。《为吏之道》的发现,说明当时这种民谣形式十分流行,已被用来编写培训官吏的歌诀,以利理解和记诵。

46.《国颂》(《管子·牧民》)

本篇以韵语形式讲为国之道。房玄龄注:“颂,容也。谓陈为国之形容。”何如璋云:“其文每句谐声如颂体,故名曰国颂。”如:“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47.《精气》(拟题,见《管子·内业》)

此篇以韵语形式论精气为万物之源,与《老子》相类。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老子《道德经》已有似赋之处矣”[6](P116),今人刘斯翰认为从《老子》中的一些段落“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赋的影子”[7],确为知言。《精气》篇也是此类似赋之作,如“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於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於己。”

48.《弟子职》,见于《管子》

本篇是用杂赋的形式写应用文,其主要内容是讲学生对老师的礼节和义务,从侍候老师起床、洗脸、吃饭、授课、扫地、待客,一直写到就寝,性质相当于学生生活守则。全篇用四言韵语,通俗易懂。所以明人朱长春评点说:“《弟子职》是古塾师学规,以养蒙求者,故韵格相叶,便于童儿课读。”⑨郭沫若认为是稷下学官学规之一(《管子集校》)。本篇在1993年出土尹湾汉简的随葬物品清单《君兄缯方缇中物疏》中,与《神乌傅》、《列女傅》并列,说明汉代人认为《弟子职》是与《神乌傅(赋)》、《列女傅(赋)》同类的赋体作品。本篇原来是单篇流传的,所以又被《汉志·六艺略》著录。

49.《告武夷》,1989年江陵九店五六号楚墓出土

本篇内容是:巫祝为因兵死鬼作祟而生病的人,向管理兵死鬼之神武夷祝告,希望武夷能让病人之魂归来,饮食如故。简文大意是:巫祝谨告□A之子武夷:你居住在复山之下,不周山之野。上帝说你没有事做,命令你管理兵死鬼。(某人受兵死鬼之害,生病不能饮食。)今天某想要饮食,我敢冒昧地把他的妻子嫁给你,用聂币芳粮陈说某人的情况于武夷之所:你今夜享受某人的聂币芳粮之后,诚恳地希望你能使某人的魂魄归来,饮食如故。

祝辞中既有神话传说中的神,又有神话传说中的山,而且文字还押韵,“野”“者”“汝”“所”“故”古韵属鱼部。李家浩说:“想必当时的巫祝用楚音唱祝辞时,听起来一定铿锵悦耳。”⑩这类祝辞虽与“招魂辞”不同,但我们可以同《大招》、《招魂》比较,了解先秦时的仪式杂诵文。美国学者夏德安还把九店《日书》和《国殇》作了有趣的比较探讨,认为二者颇多相通之处[8]。

50.《秦曾孙祝祷文》,北京某人收藏,见于两块战国晚期秦人驱祷病的玉版

全文大意是:孟冬十月,天气肃杀,万物凋零。我重病缠身,心中忧愁。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而一点不见好转。众人的病不好,我的病也不好,疾疫流行,没有停止的时候。我是心力疲惫,无可奈何,只有长叹忧愁。周室灭亡,礼典散尽。恐惧不安的我呀,想祭祀天地神祗,而不能详其仪节。我要告诉神灵:我确实没有罪过,您知道我的实情吧,您原谅我吧,减轻对我的处罚吧!但写得情真意切,我们可以想象久治难愈的主人诵读此文的情景。行文语言通俗,以四言韵语为主。开头“孟冬十月,厥气败周(凋)”,与西汉《神乌赋》的开头“惟此三月,春气始阳;众鸟皆昌(唱),执(蛰)虫坊皇(彷徨)”很相似,明显受到民间讲诵季节物候民歌的影响,是一篇不歌而诵的杂赋。

51.《任地篇》,见于《吕氏春秋》

本篇讲保养田地的方法,为先秦楚国农家的作品。形式上多用韵文,与《楚辞·天问》相近。可能是来自楚地的许行一派的作品。古人传授自然学科、日常应用方面的知识,常用口诀韵诵体。章太炎《正名杂义》说:“盖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臆。”在《汉书·艺文志》中,这类具有知识性、启蒙性的应用文体,归入杂赋。

52.《暇豫之歌》,见于《国语·晋语二》

优施为骊姬游说里克时,“乃具特羊之飨,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谓苑?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这首《暇豫之歌》是优施用隐语的形式劝说里克识时务,站到骊姬一边,帮助她杀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君。歌词韵律谐调,节奏感强,与其说是唱,不如说为诵。

53.《龙蛇隐》,见于《说苑·复恩》篇介之推跟从晋公子重耳19年而返国,重耳即位后,封赏功臣没有介之推。之推遂归隐绵山,“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这也是一首隐。《说苑·复恩》还载有与这首相近的一首隐,云“舟子侨进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隐语称为“陈辞”,作为与“君子”之雅赋相对的俗概念,说明“隐”是用来诵说的,且具有民间通俗性质。

注 释:

① 郑玄注《仪礼·乡饮酒礼》及《乡射礼》多处云:“相,扶工也。”

② 赵逵夫《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提出“淳于髡编写了《晏子春秋》”(孙以楷在1984年《文史》23辑《稷下学宫考述》一文史有引述),赵逵夫有《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5年1月28日)。吕斌(《淳于髡著晏子春秋》(《齐鲁学刊》1985年第1期)则提出《晏子春秋》为淳于髡所著(“著”与“编”不同)。

④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古人重其所学,则谓之内。褚先生先通鲁诗,又以治春秋高第为郎,故以经术为内,以诸子传记为外也。

⑤ 二句分别见《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3223页。

⑥ 谭家健《逸周书与先秦文学》,收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68页。

⑦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24页;李学勤《称篇与周祝》,刊《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41-248页。

⑧ 赵逵夫《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490-500页。

⑨ 转引自谭家健《管子的文学价值》,《管子学刊》1988年3期。

⑩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38页。

[1] 伏俊琏.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J].复旦学报,2009,(6):118-124.

[2] 伏俊琏.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J].南京大学学报,2007,(4):113-121.

[3] 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A].余嘉锡论学杂著[C].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刘光明.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J].文史知识,1996,(6):46-48.

[5] 席涵静.周代祝官研究[M].台北:台湾励志出版社,1978.

[6] 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 刘斯翰.赋的溯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1):102.

[8] 夏德安.战国时代的兵祷辞[J].简帛研究译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2):30-42.

Abstract:“赋”as a literary style was originally written as“傅”.“傅”is Xiang.The ancient musician is blind man,and the man who helps him is called Xiang.“Xiang”not only assists musicians,carries musical instruments,but also participates the responding activities in the performances,playing the role as today's announcer.The sound of announcer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ongs,but another rhythmic recitation.People's saying in Han Dynasty recitation rather than singing isf ucomes from here.Fuas another form of art was created by people from lower class and passed down orally.It developed from the oral literature to the written literature.The excavated popularf ufrom“Two Hans”Dynasty to Song Dynast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popular Fu of stories,popular Fu of debates and popular Fu of chan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e-qin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se three categories and literary style standards,and finds 53 documents withf uin Pre-Qin period or with its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f uin Pre-Qin period;recitation;explore and check

(责任编辑 刘小平)

FUin Pre-Qin Period:A Wonderful Flower in Early Literary G arden

FU Jun-lian
(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70,China)

I 209

A

1672-9951(2010)06-0001-09

2010-10-1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51040)

伏俊琏(1961-),男,甘肃会宁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