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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新中国六十周年的若干理论问题

2010-04-10雷国珍

湖湘论坛 2010年1期
关键词:合法性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

雷国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纪念新中国六十周年的若干理论问题

雷国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新中国60华诞。热庆之际必须充分认识新中国成立开创历史新纪元意义,她既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又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如果把新中国60年历史放在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征程中来考察,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60年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60年历史经历前后两个30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前30年是后30年的基础与前提,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继承与突破。60年的巨变,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任何怀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

新中国;60华诞;理论思考

1949年和2009年,这是两个中国人不能忘怀的年代。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年,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60年征程的大庆之年。隆重庆典振奋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60年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大庆之际,人们都在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我也思考了一些问题,现在不怕浅陋,把一孔之见贡献给社会。

一、新中国的成立:开创历史新纪元

用一句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那就是“开创历史新纪元”。具体如何理解,就必须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方面来解读。

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既然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人们必然要问,此前中国历史前进方向是什么?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1840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继续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历程。期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掠夺我财富,鱼肉我人民。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压迫人民;辛亥革命发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有民国之名,无民主之实,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轨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为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奋斗了28年。在这个时期内,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外,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种可能是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明末清初,中国就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生长。但它顽强地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畸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言人提出各种救国与建国主张,都在实践中被事实击得粉碎,解放战争中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为非法,标志第三道路的破产。

新中国的成立,使上述两种可能都成为了不可能。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了外国列强主宰中国命运的历史,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历史,正是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1]这个新时代,新就新在人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新就新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唯一的执政党,新就新在实现了新的国体和新的政体,新就新在走一条全新的道路,新就新在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了让世人感到震撼的成就。

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76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88世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交替的开始”[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两种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阶段,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并从一个国家发展到多国。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两个方面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从此列入了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的成员,既创造自己的文明,同时又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中华民族结束了受人侮辱的历史,成为不可忽视的民族,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可能打上中华民族的烙印,要解决具有世界意义的任何问题,离开中国就可能影响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局面的出现,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新中国的成立,大大改变了力量的对比。世界各国在制定本国战略一世界战略时,不能不考虑中国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放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地球上抹杀的企图。恰恰相反,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显示无限生机与活力,经过60年的努力奋斗,创造了世界公认的“中国速度”。这种速度证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总之,开创历史新纪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开创历史新纪元上的意义。

二、60年历史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最好时期之一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西方的史籍中对中国的强大近乎神话的描写,如古罗马大科学家托勒密就曾说过,世界上有四大帝国,罗马人的帝国,波斯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但这些帝国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强大,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50万骑兵和100万步兵,他向西方出口丝绸,光此一项就迫使罗马向其提供大量的黄金,……他们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世界财富的钥匙。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说过:中国人的数学技巧是非常实用的,他们许多科学理论要超过同时期的所有民族。法国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曾以古代中国人的种痘来作为例子说:谁还会比中国的古人更聪明呢?能想出如此精妙的好办法。《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认为,中国曾经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汉、晋、唐、宋、明、清,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五十年左右,几乎无例外地创造了经济规模占世界总量40%以上(有时高达60%-90%)的奇迹。

但是,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P5从此,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华儿女的梦。毛泽东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探索救国道路的艰难历程:“从自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通过28年的艰苦奋斗,夺取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开辟广阔前程。

民族复兴,顾名思义,当然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曲折而言的。作为这种复兴参照系的,一方面,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另一方面,则是后来曾经陷于的悲惨境地,包括直到现在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落后状态。正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才谈得上“复兴”二字。就其复兴的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增强以经济科技文化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大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协调发展;大力建设和弘扬新时代的中华文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此来考察新中国成立60年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地位,不难得出结论,这伟大60年初步实现前人未能实现的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倍受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终于挺身站立起来;多少年来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再存在;一向遭受压迫和践踏的劳苦大众和普通人,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义。人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这就解决了民族独立的问题;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统治,劳动人民从此成为新中国和新社会的主人,这就解决了人民解放的问题。至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历史任务终于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完成只是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一个前提。要使中华民族复兴成为现实,还必须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切,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战乱不己、生灵涂炭的局面,并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极大地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年均经济增长率是世界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治,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显著上升。

60年中中国相继发生了三次历史性转变,即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切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还必须继续努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承前启后:认识两个30年关系的科学视角

也许是巧合,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前后有两个30年。偶然中有必然,也就是说,1978年发生历史性转折其必然性。没有这个转折,就没有两个30年之说。

有了两个30年之说,才提出如何认识这两个30年的问题。如何认识这两个30年的关系,事关重大:关系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关系对人的科学评价,关系到祖国安定团结,关系到事业发展,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既然如此,必须科学对待之。

对于两个30年的关系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看法存在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在诸多看法中有两种看法特别值得注意,即有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或者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持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观点的人,主要是抓住改革开放30年来的某些失误不放,认为后30年已经偏离了前30年已经选定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前30年所坚持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观点的人,主要是抓住前30年中的某些失误不放,认为前30年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甚至提出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的思想,后30年是对前30年颠覆性否定。这两种看法的共同点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是十分有害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评价建国60年历史中的反映。

如何科学认识两个30年的关系呢?第一,前30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历史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即奠定基础阶段。没有前30年社会主义的建立,就没有后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前3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的建立,就没有后30年的对这些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没有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国民经济的基本格局,就没有后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前30年的思想文化建设,就没有后年30思想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第二,前30年在探索过程的某些失误是引发后30年改革的必然原因。在中国这样的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过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既没有现成答案,又没有成功经验,完全依靠在探索中前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大胆探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也毋须讳言,在探索中存在重大失误,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不纠正这些失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无法体现,党的形象与威信都要受到损害。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实现了拨乱反正,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第三,后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前30年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根本否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决不是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制度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种改革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依靠亿万人民的实践自觉地进行的。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它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健全和成熟起来。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后30年中国的改革实践已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步骤,在不发生社会大震荡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朝着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目标前进。第四,后30年的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敢闯敢试,实现重大突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科学命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革,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具体制度、管理方式和思想观念,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改革的目的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全面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30年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改革已辐射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整体转型。改革是政策的重新选择,是体制的重新构建,是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的重新调整。通过改革达到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之目的,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改革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的改善,而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邓小平不是针对两个30年说的,却提出了科学认识两个30年关系的原则,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思想啊!

四、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唯一的执政党,并且已经连续执政60年,而且还将继续长期执政。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出置疑,认为中国人民没有以投票选举的方式确认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缺乏合法性;中国宪法对于党的领导的确认并不符合近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学理论逻辑,中国政治制度不属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范畴。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不是机遇格外垂青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什么偶然因素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执政地位,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近现代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这两个任务又是相互联系的,只有首先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使国家走向富强。在历史提出的这两个任务面前,任何政治力量都是平等的,谁能够领导人民完成这两个任务,谁就有资格成为中国革命和人民的领导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三种力量,他们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方案,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一种力量,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他们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政权也先后被人民革命的洪流掀翻了。第二种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自由、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也就始终未能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除极少数人走向反动之外,多数人也逐步地承认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因而抛弃了走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第三种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他们是进步力量,主张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由此走向社会主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胜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饱受奴役压迫、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通过反复比较,认识了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起点,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和制度前提,扫除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多减少到1000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走上富裕安康之路,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合法性资源。所谓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说一个政权有没有正当性,这也就是按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即人心向背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是亿万人民用他们的鲜血、生命、财产、情感、知识得来的。有一首抗日歌曲唱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在解放战争中,河南、山东两省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用小车支前,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这样获得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鲜明的执政意识,调动了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生态资源,为巩固执政地位作出历史性贡献。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大的行动,一个接一个紧锣密鼓地展开,都取得了耀眼的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兑现了党在革命时期的承诺,满足了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民有无限的憧憬与冲天的干劲,以诚实的劳动创造着自己的未来,人民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党执政的基础坚如磐石。从1957年到1978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的重大失误,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无情地动摇了党的合法性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动员了现代化建设的一切力量,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

在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合法性流失问题,必须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求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些都体现了执政党对构建执政合法性的深谋远虑。

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尤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原有的合法性资源受到削弱,新的合法性资源还有待于整合。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危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矛盾,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受到挑战,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内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现象。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吸取国外执政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经验、教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建设过程中有益的经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赢得最广大人民的真心实意拥护和支持;健全民主制度与政党制度建设。通过这些措施来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这是及时雨,我们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必须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才能尽到兴党之责,才能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8.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

[5]邓小平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0.

D6

A

1004-3160(2010)-0047-06

2009-10-16

雷国珍,男,湖南常宁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秦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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